张清 武艳:包容性法治社会建设论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9 次 更新时间:2018-09-12 08:2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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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清   武艳  
消除社会阶层、社会群体之间的隔阂和裂隙。

   最后,鼓励发展主体的积极参与是包容性发展的根本动力。作为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和模式,“包容性”理念的形成始终与人们对贫困的认识紧密联系,因而,参与性更加重视贫困群体的发展机会与能力提高,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认为在现实社会中,我们有很强的理由用一个人所具有的可行能力来判断其个人的处境[20],即他的或富裕或贫苦的状况,贫苦被视为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这是现在识别贫穷的通行标准。[21]因此,包容性以求在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之间重建关于发展的共同认知,使每一个个体都能参与到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流之中。

   (二)包容性法治社会的向度

   “法治中国”概念及其法治社会建设之深层问题的合理澄清和理论的内在展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运用什么概念分析工具。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多元现代性不仅能包容和超越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价值纷争,而且能为不同文明背景下现代性的多种文化方案和制度模式的社会变迁过程及其内在诸多因素的持续互动提供结构上的理论分析模型,其理论潜力使之有可能成为一个合适的理论平台和可供借鉴的分析框架。法治中国需要在多元现代性的视野下,走向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法治论辩框架。[22]多元现代性首先是一种观念,是在对既有现代性理论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对现代性问题所作出的一种更为深刻的理解和阐释。按照“多元现代性”观念最重要代表人物艾森斯塔特的论述,多元现代性观念是指与长期流行于学术话语和普通话语中的观点截然相反的、有关当代世界(实际上是现代时期的历史和特征)的某些观点。[23]多元现代性范式最为重大的理论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包容和超越性的分析框架。[24]正是“多元现代性”的包容性理论潜力,为我们剖析、解读法治社会“自治、宽容、开放”的内在发展理路提供了概念分析工具。中国法治建设进入新阶段,需要处理法治失衡、法治失调、法治失信和法治失重等法治深化过程中的一般缺陷和特殊缺陷。以法治社会为重心的一体建设的法治发展观,符合法治的一般成长规律和中国社会的现状。法治社会具有“自治、宽容、开放”的特质,法治社会建设需要以限制公权力的越界为导向,透过法治社会化实现社会法治化。[25]

   1.自治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强调在保持社会秩序的同时,要充分发挥民众参与和社会协同的作用,以新的理念、新的方式推进社会治理。在治理理论、第三部门理论、公民参与、资源依赖理论等分析框架下,强调法治社会建设中公民、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所具备的自治性(自主性)的重要性,提出“去政治的自主性”、“赋权下的自主性”、“社会自发型模式”等新概念。[26]但这种自治性又是有限度的,还表现为国家—社会二元结构中的共治性。[27]

   2.宽容

   法治社会之“法”,即法治社会的规则系统,既包括国家颁布的各类法律法规等正式规则,也包括社会自治组织、团体等制定的自治性规范,还包括各类群体中的地域习惯、商业习惯等发挥调整社会关系作用的无形性规则。因此,法治社会的规则系统在构成上是多元的,展现其规则内部及其规则与行动之间的宽容与融通。[28]

   3.开放

   按照历史的逻辑,人类社会治理有三种典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农业文明社会的统治型治理模式,工业文明社会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和后工业文明社会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博兰尼、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社会治理理论可供借鉴,“多中心治理”以自治为基础,多个权力中心通过竞争和协作给予公民更多的选择权和更好的服务。从方法论意义上,多中心将诸种社会科学方法有机融入到公共事务治理问题的分析中,将宏观现象与微观基础连接起来;重视物品(或资源)属性和社群(或人)的属性对治理绩效的影响;提供操作、集体和立宪三个层次的制度分析框架[29],进而使包容性法治社会建设展现一种多中心、开放性的态势。

  

三、包容性法治社会之可行路径


   涵括“共享”、“融合”和“参与”的包容性发展为“常态法治社会”建设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源于1919年魏玛宪法、立基于人的团结、人的平等以及人的发展理念的“社会国”原则为包容性法治社会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30]二战后,联邦德国“社会国”理念要求经济高速增长并且实现全体国民的共享发展。德国《基本法》规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各邦的宪法秩序应符合共和、民主及社会法治国原则,“社会国”原则与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人的平等、民主法治等原则一起,共同构成《基本法》的根本支柱。[31]我们所要建设的正是这样一种常态的、自治的、社会分层合理的、良法善治的、体现“社会国”原则的法治社会。

   (一)包容性法治社会的可行能力:公民意识与宪法爱国主义的建构(呼唤人的团结)

   以自治诉求为核心的包容性发展的制度体系,要求确保同质均等的发展权利,提升可行能力。构建包容性法治社会需要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更强调社会成员自主发展的可行能力,即社会自治权的获得和行使。社会自治权强调个体的“实质”自由和共同体的“自我”管理,它是社会自治权利和社会公共权力的统一,是个体成员权利束和社会自治组织公共权力的统一,是个体“公民意识”培养与共同体宪法共识构建的统一。

   1.社会自治中的公民意识培养

   社会自治包括公民个人的自治社会组织的自治,是一种“自我决定权”,即按照自己的意愿自我选择、自我决定、自我管理的权利。我国长期以来缺乏自治的传统,国家对社会的管理主要通过政治纽带实现社会整合,村社、居委会和单位是社会的基本单元,纵向的权力运行使得社会自治功能虚化,社会沟通协调协同功能弱化,社会自治权难以发展。从现代社会的发展和运行来看,社会自治是民主的基本表现,它要求公民积极而有效的参与。因此,社会自治最为重要的是公民意识的培育。首先要倡导公民权利至上摒弃国家权力至上,尊重社会公众及社会组织的自治权利。其次要积极培育社会公众社会化、民主化、法治化的自治意识。[32]

   2.以“宪法爱国主义”凝聚法治共识

   目前中国社会最缺失的是信任和“社会共识”,而通过共同体的社会自治,经由法治共识而达致社会共识是一条可行的路径。深刻认识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构建不以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以领导人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不以决策层领导班子的改变而改变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模式,是凝聚法治共识的基础。唯有进一步凝聚全社会的法治共识,才能筑牢常态法治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33]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依宪治国的关键在于宪法实施,让公民获得宪法的“存在感”是宪法实施的外在表现。[34]因此,凝聚和重塑社会共识,最重要的途径就是树立宪法权威,让社会的价值与共识重新回归宪法,通过宪法建立、维护并发展社会共识。面对全球化发展以及多元价值并存,重新思考属于我们自己的价值目标,“宪法爱国主义”为我们提供凝聚法治共识的可能。源于20世纪70年代德国的宪法爱国主义虽然被看作民族归宿的替代品,但随着时间的发展,它发展成为一种非民族国家的公民忠诚形式。[35]宪法爱国主义立足于“公民身份”、“公民底线”、“把宪法尊为一种民主忠诚的焦点所在”,通过“宪法认同”、“宪法共识”来建构一种“民主政治忠诚形式”。它超越阶级和民族身份,把宪法规范、宪法文化作为国民忠诚的对象,培育宪法信仰,从而形成稳定的宪法秩序。[36]未来的宪法发展,应当以宪法理念为本,以“宪法爱国主义”凝聚法治共识,以宪法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国家和社会事务,通过宪法治理推动国家与社会的平衡发展,维护并推进人类和平事业的发展。[37]

   (二)包容性法治社会的机制融通:社会分化的弥合(实现制度的平等)

   “法治”代表着一种原则的规定性,具有规范性的价值取向,“包容性法治社会”的制度构建需要坚实的规范性基础。新制度主义启示我们,重新思考法概念并进而克服硬法规制的局限,运用软法规制协同推进是一种可行的选择。软法规制强调一种平等协商的包容性制度融通,制度层面上推进软硬法衡平治理社会,希冀通过“软硬法合成”的混合规则模式来描绘法治社会发展的框架。

   当代中国社会分层已然相当严重,主要表现在:职业分化、制度分化、所有权的分化。[38]面对经济转型时期的社会分化,唯有通过妥协和合作,建立合理稳定、开放有序的社会分层结构,才能贯通上下流动的通道,实现经济社会进步和法律发展的“共赢”。[39]要真正实现不同社会阶层的自由流动,需要建立一种强调平等协商、对话包容的制度融通机制。包容性法治社会要求,这种机制强调国家法的硬法规制(外在制度),更强调引入软法机制(内在制度),并且在两者之间构建一种“软硬法合成”的衡平模式。沿着新制度主义的脚步,制度的内涵是多元的,不存在单一的“制度主义”,并且不同以往的是它在注重描述静态的政治结构、法律框架的同时,更力图关注制度在组织内部、政治生活中的动态过程。从本体论意义上来看,制度包括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内在制度可以理解为“软法”,伴随着“软法”一词在国际法领域的脱颖而出,以及随之而来的有关欧盟推行的新的治理方式的探索,软法的兴起成为趋势。“软法的迅速发展是人们追求自由、自治与自由、自治需要规则、秩序的保障的矛盾使然。”[40]当我们对弥合社会分化软法要素的出现惊喜不已后,接踵而至让我们头疼的是如何协调这种软法要素与原有硬法规制的衔接,尽管我们可以在理论的层面抽象出纯粹的硬法规制模型与软法规范模型,但需要重新审视的大多数制度形式中,并非是某一单独的制度基础要素在起作用,而是三大基础要素之间的不同组合在起作用。[41]混合的框架、动态的衡平只是为我们分析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提供了一个现实、可行的框架与平台,表达了对弥合社会分化的一种美好愿景。其实,走向“混合化衡平”是一个深邃、庞杂的结构系统,以罗豪才教授等人的观点,是一种具有和谐之体、回应之用、效益之实和正义之核的混合模式。它不仅要实现整个混合体系(即软法硬法)的协调一致,还要实现其作为调整手段,与外在社会结构的其他组成因素(如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更要符合、受制于普遍的社会正义原则的约束以及法律资源最优配置的效益需求,从而全面回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

   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社会分化,主要是因地域、阶层及族群身份等界限带来的利益分化和矛盾冲突。传统的民主实践模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利益分化社会的包容性与有效治理问题,而协商民主为断裂社会中实现持续稳定提供了可能。协商民主的有效性也必须要解决信息、程序和利益三者间的有机联系问题,其实践形态需要满足制度化和开放性的双重属性。[42]2015年《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后又一个推进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文献,具有里程碑意义。因此,经由硬法、软法而软硬法合成,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建立民主协商的沟通机制,对弥合社会分化尤其是利益分化所造成的社会断裂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在利益严重分化的社会中,协商民主有可能无法有效开展,还与信息和程序紧密相关。因此,透过“公共信息、政府程序、利益均衡”可以考察、评估协商民主的有效性。[43]

   (三)包容性法治社会的秩序共治:良法善治的实现(促进社会的发展)

包容性发展为“法治社会”提供了一个制度性框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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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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