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我这四十年:感恩老师和同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6 次 更新时间:2018-09-12 00:3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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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齐勇 (进入专栏)  
中哲的萧汉明、李维武、我与吴根友教授,宗教的段德智与麻天祥教授,美学的陈望衡、彭富春、邹元江教授,逻辑的徐明、程炼教授,心理学的钟年教授等,都有较大影响。我们也提拔和培养了很多人才,像丁四新教授,他是出身农村的农家子弟,我们倾心的去培养这些农家子弟,他现在做得很好,是长江学者。所以我觉得我们武大的人文传统是在继续,也有创新。

  

   10.您在哲学学院40年,回想起来,有没有什么遗憾?

  

   郭:遗憾总是有的。人的一生和各色人等打交道,一起生活,委屈、遗憾总难免。但是和我们的学术事业比较而言,和我们武汉大学哲学、人文学科的发展比较而言,这些都算不了什么,我作为其中的一份子,感到十分荣幸。如果说还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自己的学养不够,毕竟我是31岁才开始读大学,读书还不够,还没有做到中西兼通。我们的老师希望我们中西兼通,我们还没有做到。

  

   11.您对未来哲学学院发展的期许是什么?

  

   郭:我们哲学学院未来的发展一定会很好,现在他们都做的很好。新生代人才多,新学科(如政治哲学、比较哲学)也起来了。我认为学术基础还是要扎实。我们的教学、科研、学科建设、人才培养还有很大的空间,特别在人才培养上,希望下把力。

  

   12.40年过去了,您有什么想给哲学学院新生们分享的吗?如果请您向他们推荐书,您会推荐那几本?

  

   郭:我们对新生要说的是:到哲学院来读书,是你们的幸运。无论是自愿来还是被调剂来,都没有关系,你会学得很好,终身受益。我也是被调剂来的。推荐三本书给大家,其一是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原为英文版,中文版有涂又光先生的译本;其次是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中文版有何兆武先生的译本;最后我将我的小书《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推荐给大家,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13.您曾被评为国家级教学名师。您可否从教学、学生培养、学术科研等方面,对您的学术生涯做一个回顾总结?

  

   郭:在教学上,一直到2017年,我70岁的时候还坚持在本科教学的第一线,为全校的本科通识课讲“四书导读”。我先后在武汉大学开了十几门课程,其中最主要的课程,除了中国哲学史之外,就是经典的课程,比如四书、老庄、礼记、先秦儒家哲学,等等的导读课程。研究生方面除了经典课,我开了哲学史方法论、国学前沿与方法、儒学研究专题等等。我们为硕博士生开的课,比较重视方法论的训练,比较重视他们怎么写论文。这一点我们也跟他们切磋交流得比较多一点,希望大家学会与古人神交,善于会心一笑。教材呢,比如我编写的《中国哲学史》的教材,是在全国用得比较好的教材,高教社印了20多次。

   人才培养上,到目前为止,获得学位的博士有49个,硕士28个,此外博士后20个,国内外进修教师和访问学者16个,是以我为导师、为责任人和同事一起培养的。除了数量,质量也非常不错,比如像丁为祥教授,他的博士论文一毕业以后就出版,一出版就评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的二等奖,这个二等奖是很难得的。丁四新教授的博士论文获得全国优博奖。

   我培养学生,重视他们为人为学的基础。像我的老师待我们一样,我也这样培养我的学生,尽量推荐论文发表,提供机会让他们到海内外去游学,增强他们的才干。我现在有很多的学生都是博士生导师。我要说的是,虽然我是他们的导师,但他们的成长也离不开教研室其他老师们的培养。

   在学术上,比如说,2015年11月我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出任新亚书院第二届新亚儒学讲座教授。他们请的第一位是杜维明,第二位是我。另外,我先后到哈佛大学、特里尔大学、莱比锡大学、俄罗斯科学院、首尔大学、关西大学、东京大学、东北大学、早稻田大学、台湾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台湾师范大学、辅仁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讲学。去年我被评为世界儒学研究的杰出人物奖,我没想到能够得到这个大奖。

   我个人的科研主要是关于中国哲学史的探究,包括其架构,特色,方法论,在这个方面应该说是有一点微薄的努力。我重视先秦哲学,先秦哲学须结合运用出土简帛材料和传世材料,综合地下文献和地上文献,我对此有一点研究。我的重心在儒学,因此对儒学的基本知识,礼乐文化、社会建构、管理智慧、人文精神以及现代价值有较全面的研究。特别是关于公德与私德,是和现代性联系在一起,我比较重视儒家的私德,私德里面有很多可转化为社会公德的基础。再者我在20世纪中国哲学、当代新儒学思潮的总体与个案研究上有一点贡献。还有就是国学,特别是中国人文精神的传统,在这方面,我有一点研究。另外我有现实关怀,有一些提议,比如提倡国民教育中增加国语国文国学的分量,建议四书全面进入中学课堂,建议孔诞日作为教师节,在全国都有一定的影响。另外关于提议修改现行的刑法民法的有关条文,结合容隐制的传统和现代人权的观念,保障公民的亲情权和容隐权等方面,我一直关注。在我与同人的努力之下,国家刑诉法也做了初步的修改,这对完善我们的法制建设有一定的贡献。

   基本上我觉得我这40年,在改革开放精神的指引下,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解放的原则,随着时代发展,社会的进步,我也在进步。虽然其中有曲曲折折、坎坎坷坷,但是我在做人做事,在教学、科研、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上,在社会公益各方面,我还是做了些事情。比如说在学术与学科建设上,我曾长期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的成员和教育部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为全国哲学学科的建设、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在社会活动上,我长期担任中国哲学史学会的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的副会长,担任过国际中国哲学会的会长和副执行长。我支持民间儒学的发展,民间书院的建设,这也算是对于社会进步的促进。我也常到民间去讲学。总而言之,这四十年没有虚度年华,一直到现在还是忙忙碌碌,文债不断。现在老了,做不动了,该年轻一代做了。我会继续为社会进步,为国家发展,尽一点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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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珞珈书生郭齐勇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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