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我这四十年:感恩老师和同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5 次 更新时间:2018-09-12 00:3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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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不能。”后来就是我代表萧老师去见林安梧,陪他游览武汉三镇。我跟萧老师是超越一般师生,甚至超越父子的感情。我们之间是传统社会圣贤门下的师友弟子般的交往,所以我很感恩我的老师。

   我一辈子处事也是秉持改革开放的精神,坚持思想解放。如果要违背原则,我会拍案而起,绝对不干。我们从老师身上学到了风骨,做人做事要有底线有原则。虽然老师不被重视,章开沅先生曾说,湖北有愧于萧先生,但是没有关系,老师依旧保持风骨,坚持为人为学的原则。这是改革开放给我们的精神支撑,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违背这个原则,我们就不做。这也是我们从萧先生的身教言教中,最能学到,最感人,也最身体力行的东西。

  

   4.文革后至今武大哲学系(现在叫哲学学院)40年的发展历程,您是亲身的经历者,在您看来,武大哲学系有哪些特点?它的学术传统、社会关怀等等。

  

   郭:文革以后,我在武汉大学哲学系读书、教书已有四十年。我亲眼看到了哲学系的发展。从2000年的年底到2003年我是人文学院的院长,03年到07年是哲学学院院长,07年秋我主动请辞,请朱志方教授继任。武大哲学系是最早设立,也是学科设置比较全面的哲学系之一。我们的学科比较齐全,在我任上,同时撑开了八个二级学科博士点。我们马哲,中哲,西哲的课程设置,都是要研读原著经典,这是由我们的前辈开创的、武大哲学系很重要的学术传统,它基本来源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我们的西方哲学有陈修斋老师的唯理论研究,陈先生继承了贺麟先生的传统,对此有精到的研究。杨祖陶老师也是贺麟的学生,他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从康德到黑格尔。陈修斋、杨祖陶老师在西方哲学的两块,法国的唯理论和德国的古典哲学,身体力行,下功夫对原典的翻译、研究。杨祖陶老师在晚年,还独立翻译了黑格尔的《精神哲学》等。我们中哲也是这样,萧老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具有前瞻性,是当时全国最好的《中国哲学史》教材。萧李唐三位老师原著经典的基础都非常好,萧老师是周秦之际哲学和明清之际哲学的专家,萧老师常说抓两头带中间,所谓两头是先秦哲学和现代哲学,中间就是明清之际哲学,萧老师的明清之际启蒙思潮的研究,在全国和国际上都有地位。唐明邦老师的周易研究,李德永老师的宋明理学研究,都非常了不起。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马哲史,也很注重名著经典。过去几本书,学生都要都是一本一本、一字一字的读。我虽然不是马哲出身,但马哲的十几种原著经典我都读过,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我们都是下过功夫的。江天骥先生的科技哲学与分析哲学,最能够及时的反映西方当代哲学。江先生英语特别好,他马上就能把英美最新的学术动态带到讲台上。

   每个老师都各有特点。萧先生特别会讲课,他讲课非常潇洒,江先生不会讲课,有次我们上他的课,他发了我们讲稿,念了几句就说:“这有什么讲头,你们自己去看吧。”他是廉江人,他的话我们听不懂,还需要人翻译。江天骥先生在78~79年前后,办了《美国哲学动态》,油印的,这是要寄到北京去,当时的政治局委员要看的。总体来看,江天骥老师的分析哲学、科学哲学研究,陈修斋老师的西方唯理论哲学研究,杨祖陶老师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陶德麟老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萧萐父老师的中国哲学研究,刘纲纪老师的美学研究,张巨青老师的逻辑学研究,老师辈的奠基使得我们武大哲学系学科门类相对齐全,经典比较扎实,学风也比较好。

   我们武汉大学哲学系不仅思想比较解放,坚守哲学本位和哲学传统,另一方面,它也有非常强烈的现实关怀。在真理标准讨论上,陶德麟老师就敢于批评教条主义,在全国的思想界都有一定影响。同时,我们向社会的辐射也比较大,社会教育做的很好。我们这一辈和我们的学生,在坚持学科研究的同时,也向社会去传达哲学智慧、国学智慧。国学热、传统文化热,说明社会需要这些东西。在社会关怀上,我们武大哲学系有强调社会参与的哲学传统。我们的中国哲学老师们,几乎毫无例外都到民间讲学,跟社会大众讲中国文化的传统。唐明邦老师在社会上就有很大的影响力,我们这一辈也是这样,现在年轻一辈的学者也承接了起来。

  

   5.在您与武大哲学系一起成长的40年里,您印象最深的人或事是什么?

  

   郭:我们老师和学生的交流十分密切。我们的学生毕业以后回来探望我们,他们还能记得我们当年给他们上课的样子,这令我们非常感动。而我们呢,也记得三四十年前我们老师给我们上的课。当年教学条件很不好,我们在数学系一楼上课,大教室里仅有一点简易的课桌。杨祖陶老师讲课,是不带讲义的,有时候仅拿几张卡片。他给我们讲西方哲学史,两节课或三节课,中间就稍微休息一下,一口气讲下来不看讲稿。77、78级两届同学一起听他的课,听到安静的时候,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听得见,后来我们两届同学都不约而同的回忆到这个场景。

   那时候武大哲学系的老师们很艰苦,为了节省一些钱,他们的讲义,要到县里面的小印刷厂去印。印刷工人们也不明白什么欧洲哲学史,杨祖陶老师在那里住几个月,现场校对。老师们为了给我们上课,花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啊!前年杨先生去世,大家回想起这些感人至深、印象深刻的情景,不禁都悲从中来。

  

   6.很多学者会通过变换不同的学术机构,寻求发展空间,您选择扎根武大40年,是什么原因能让您一直坚守?这其中是否可以说有得有失?

  

   郭:其实我有很多次机会去北上广的名校,我都没有去。我觉得我们武大哲学系是非常了不起的哲学系,有很好的学术传统。我坚守的原因,实事求是的说,因为我是湖北人,家在这里。也曾经想过换个单位,尤其是在我生命中最低谷的时候。有一次我都准备走了,学界有前辈劝我,说:“小郭,离开武汉不一定就适合你,你就在武大哲学系,坚持一阵就好了。”况且让我不教书去做别的事情,也不适合我,所以我就留在武大,一直坚持再坚持。另外,我还是感念这个氛围、感念这个集体。虽然有恩恩怨怨,我依旧觉得这里是适合我成长和发挥的地方。武大的老师同学都待我不错,我很感恩。

  

   7.您曾经担任武大人文学院院长、哲学学院院长,在您任上开设了中西哲学比较班、国学班,后来又创办国学院,您又担任国学院院长,开设弘毅学堂国学班,为什么要办这些班?

  

   郭:我当过武汉大学人文学院的院长,那时候文史哲艺都在一起。在我的任上,我大概就做了这么几件事情。我提倡并开设了中西比较哲学试验班和国学试验班。我们当时办中西比较试验班为的是多学中西的经典,辉煌了一阵。我在院长的任上办的国学试验班是成功的。虽然是2002年开办的,但我们最开始的学生是从2001级的文科各系,甚至理科,全校二次招生而来的。以后几届也是,大家愿意读的来读,大概是进校一年、半年以后,他们愿意调剂过来。对国学班的培养,我们注重文字学的功夫,坚持中国古文字、音韵、训诂的训练,坚持经史子集四部每一部经典都要扎扎实实地研读几种。像经部里的《尚书》、《诗经》、《周易》、《礼记》,都有相关的专题课程。为什么要办国学试验班呢?主要还是想培养一点读书种子,一方面是做人要正派,有君子人格,有士操。再者是学术上,要有中国文化的基础知识,要扎扎实实的研读经典。我们也开了通论的课程,但是通论的课程少,经典的课程多。我们办这个班是两点原因。第一点要克服文史哲分家、分科,我们希望深度地打通文史哲,当然精专和博通是互为基础的。第二点是文科学生的培养长期以来是概念加通史,缺乏经典的研读。通论、通史和原典相结合才行,经典要多一点,比例要占大一点。所以文科学生的培养,不能没有经典的基础。读经典可启发学生的原创性思维。针对我们几十年以来文科培养的缺失,我们创办了国学班,给当时全国所有想办国学院和国学班的同仁提供了参考,主要是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现在我们的国学院,文史哲三家优秀的老师,都在这里上课。

  

   8.您担任哲学学院院长期间,院里组织了非常多的学术活动,学术会议、学科建设、学生培养等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武大哲学系的排名也一度位列三甲,甚至在有些机构的排名中,武大位列第一,作为一位学术的组织者,您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郭:我们的确组织了很多学术活动,学术会议。比方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第十五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我都把它们接到武汉大学来开。还有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新出楚地简帛国际会议,我记得当时分管文科的副校长张清明老师很惊异,他说你们怎么请了那么多国际一流的专家来了。这是规模很大的学术会议,我们也开了深入的小型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些大小形式多样的会议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对我们的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和学生培养也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在学术排名上,2000年到2007年间,以及稍后一两年,我们大多都是前几名,也曾当过第一名。我觉得在中国哲学界,武大哲学系,后来的哲学学院,它的学风还是比较好的,比较正,朴实,经典导读做的好,学生比较全面发展,人才济济,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我们老师投入教学的时间精力较多,教学这块抓的比较好。我们的学生,后来到其它的知名大学,包括北大、清华、复旦、人大、中大,或是出国,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说我们的学生不错,底蕴比较深。

  

   9.您也长期担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人文科学分学部委员会主任等,您如何看武大文史哲的学术传统,以及这40年的发展?

  

   郭:我们觉得武汉大学文史哲的人文传统,在于它的学风比较正,基础比较好,富有改革精神。每个时代都有它前沿的研究。文学院的黄侃先生,闻一多先生,还有当年的“五老八中”,历史学院的唐长孺先生,吴于廑先生,哲学学院也有她的辉煌,我们从二十年代初开始就有哲学系,有几代的哲学专家。2003年我到日本去做研究的时候,日本学者都非常重视武大,一听说我是武大来的,都提唐长孺先生,还要提一个李格非先生。武大中文系的李格非先生,是编字典的,研究音韵学,他是黄焯先生的学生,在60年代文革前,他和唐先生被教育部派到日本去,给日本的学者们讲过学。李格非老师虽然在武大并不出名,但在日本很有名。我们武汉大学文史哲的传统,像唐长孺先生的传统就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是这方面的大专家。唐先生的文章很短小,不空发议论,有精专扎实的史料基础。而吴于廑先生的传统是视野特别开阔,他的世界史观独树一帜。

这四十年以来,我们武汉大学文史哲的专家们,也继承了这一传统。比如说历史系的冯天瑜先生的中国文化史,还有陈伟老师、徐少华老师,他们就把地方独有的出土文献,湖北挖掘出来的战国时期的楚简加以研究,这个研究就很有前沿性质。陈伟老师主持专门的机构,来做简帛研究。文学院在古代与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研究颇有成就和贡献。哲学院中生代很了不起,如马哲的汪信砚与何萍教授,西哲的邓晓芒、赵林、朱志方教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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