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海汀:西方学界视角中的苏联政治学(20世纪50~80年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1 次 更新时间:2018-09-11 00:47:45

进入专题: 苏联政治学   西方学界  

费海汀  
政治学(politics)是一个古老而又广泛的概念,近代以后它被逐渐等同于狭义上的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而在苏联,“政治的科学(political sciences)”、“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与“政治学(politics)”三者之间有着不同的含义。政治的科学泛指社会科学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原则为指导,必须讲究政治性,同时为政治服务;政治科学则被认为是资本主义世界国家与法的理论,在社会主义阵营不被接受。相对而言,苏联学者更倾向于使用宽泛意义上的政治学(пoлитoлoгия)或国家研究(гocyдapcтвовeдeниe)一词来指代自己的学科。这一倾向在1965年布尔拉茨基呼吁建立政治学科的努力受阻后尤为明显。这一点在苏联及俄罗斯政治学学会的名称中也得到了反映。苏联政治学学会所使用的一直是“政治的科学”概念,直到苏联解体后才将学会名称改为俄罗斯政治科学学会(Pоccийcкaя accoциaця политичecкой нayки)。因此不难得出结论:苏联的“政治学”是的确存在的,却是以一种与西方大相径庭的方式存在。罗纳德·希尔就曾指出,俄语中科学(нayкa)一词并不像英语中的科学(science)一词那样严格,它指代的只是一系列具有一致性的、相互关联的知识集合(19)。

   4.苏联政治学发展的历史背景

   实际上,苏联政治学在20世纪60年代与80年代呈现出了两次发展的高峰期。这与苏联政治的发展节奏是相一致的。可见,苏联政治学发展的历史背景同样是在斯大林模式的基础上,不断试图对其进行改革。

   对于斯大林模式,学界比较具有共识的一点是其高度集中的体制,即“在斯大林模式下国家管理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即社会国家化,而这种国家化的实质就是高度集中,国家化是高度集中的主要表现”(20)。

   这一模式同样决定了苏联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式。根据我国学者的总结,苏联社会科学管理体制和苏共领导社会科学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有五个突出特点:把社会科学视为党的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建立自上而下的集权的管理制度;社会科学处于封闭状态、自我隔离于传统文化和世界文化之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和发展权,社会科学主要领域的“发明权”和作结论的权利,完全由领袖人物一个人所垄断;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对领袖人物著作的引证代替了独立的理论思考和对现实问题的创造性研究(21)。这其中,最根本的特点是学术问题的高度政治化。因此,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也对苏联政治学带来了严重的问题。

   一方面,从理论角度看,苏共最高领导人垄断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和发展权,因此苏联政治学只能在既定的框架内开展,难以客观地对苏联政治进行分析与研究。无论是赫鲁晓夫在20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的主张,还是1967年勃列日涅夫宣布苏联已经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这都给苏联政治的发展目标和实际情况设定了极高的标准,极大压缩了政治学界反思、讨论、批评体制与政策的空间。因此虽然20世纪50~60年代解冻时期出现了一些松动与活跃的气氛,但很快又被关于如何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讨论所替代。直到安德罗波夫1983年提出“起点论”之后,政治学方面关于改革政治体制、解决政治问题的思考和研究才逐渐得以恢复。

   另一方面,从体制角度看,苏联对社会科学实行严格的自上而下的管理制度,没有一个完整的、多方面的、通畅的信息交流渠道。因此无论是地方苏维埃还是工厂、农庄的政治实践经验都很难向上反映。这就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苏联政治理论与实践间的严重脱节。政治理论得不到政治实践的反馈就很难切合实际国情发展,而脱离实践的理论又更加无法指导实践,同时更为实践所排斥。因此不难观察到,苏联的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互不相干的发展路线。另外,斯大林模式下苏联政治学还产生了一个副产品,即除了学术研究之外,学者本身同样必须高度政治化,否则学者就无法掌握研究的资料,也无法确定恰当的研究方向。

  

二、苏联的政治学与苏联政治


   前文所述关于苏联是否存在政治学的争论实际上反映了苏联政治学的一个基本特点,也是引起西方学者理解偏差的一个关键:除了对政治学概念的不同理解与界定,苏联与西方政治学界还有着更加深层的差异,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即是学界与政界的关系问题。这一关系不仅反映在政治学始终被当作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来对待,还折射出苏联政治学与政治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西方政治学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是:学界与政界为两个互不归属的系统。虽然也有学者担任公职、官员任教高校的“旋转门”存在,但这更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沟通渠道。这一前提则衍生出两个基本的定义:第一,学界与政界有着不同的社会功能与社会定位;第二,学界与政界有着完全独立的两套话语体系。苏联则完全不同。苏联的学术系统与政治系统高度重合。由此西方政治学的两个基本定义在苏联也要发生相应的变更。首先,苏联学者与官员的身份有着部分重合;其次,苏联的学界与政界的话语体系也有着高度的重合。

   具体到苏联政治学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西方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加以解释,大致可分为外交政策与咨询机构的影响、中央理论层面的影响与地方实践层面的影响三种模式。对这三种模式的解释以英国学者尼尔·马尔科姆、阿奇·布朗与罗纳德·希尔较为典型。

   1.苏联政治学的研究者、研究机构与话语体系

   在解读苏联政治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前,首先必须回答一些更加基本的问题:在苏联,谁在研究政治学?与西方不同,苏联学界与政界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首先,一部分官方部门本身就有着研究与提供政策咨询的职能,例如苏共中央国际部(22)。其次,有相当一部分官方直属的研究机构从事苏联政治研究,例如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Aкaдeмия обшecтвeнных нayк пpи ЦК КПCC,AOH пpи ЦК К-ПCC)、苏共中央党校(Bыcшaя пapтийнaя шкoлa КПCC,BПШ КПCC)等。另外,科学院系统本身在苏联政治体制中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至少从两个方面扮演了一个咨询机构的角色。一方面,科学院的一些特定部门会定期向苏联领导层提交调研报告;另一方面,科学院还会组建某些特定的学术委员会,协调不同研究机构甚至政府部门就某些问题进行探讨。例如美大所所长阿尔巴托夫就是美国经济、政治、意识形态问题学术委员会的主席,这一委员会同时协调许多相关研究中心共同活动,包括国家科委、国家计委、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所、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所、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以及外经贸部等机构(23)。最后,如同西方学者注意到的那样,由于学术系统的高度政治化,苏联社会科学的发展必须与领导层保持紧密且良好的沟通与联系,因此许多学界领袖都倾向于在党和政府中寻求担任公职(24)。

   在探讨苏联政治学与政治间关系时另一个必须理解的问题则是:在苏联,政治学者如何表达自己的观点?苏联的政治学之所以显得如此神秘,如此模糊,甚至在学者的理论内部时常缺乏一致性与连贯性,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学者所使用的话语体系有着不同的层次。这与西方也是截然不同的。一部分西方学者将苏联政治学的话语区分为两类,一类为政治的、宣传的、辩护的;另一类为技术的、客观的、学术的(25)。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在苏联至少存在三类政治作品:一是官方的,包括政治家的演讲、文章,官方的评论等;二是宣传的,包括报纸、杂志上的大部分文章;三是学术的,主要由政治学方面的著作构成,这类作品更倾向于严肃地讨论问题,而避免作出具体结论。三类作品由于面向的受众不同,因此在概念、逻辑、风格方面都有着很大的差异。

   无论是两类还是三类,尼尔·马尔科姆都对这种划分方法提出了反对意见。他指出,在苏联,学术争论是公开对政策进行讨论的唯一合法途径,因此将一些明显属于学术界的表述政治化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因此很难将学者的话语截然分为政治与学术两类,它们常常是混合的。他赞同格里菲斯的意见,认为学界的表述本身就是“交互性”的,即学界的某一观点本身就反映了政界某个部门(宣传、外交、军队等)的倾向(26)。但他的这一结论实际上恰恰佐证了苏联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复杂性。二者的确不是泾渭分明的两套系统,而是处于同一套话语体系之中。这样高度重合的话语体系实际上也方便了学界的概念、方法、理论在政界的理解与接受。话语的重要性在于它包含了概念、方法和理论,概念是对经验的总结,因此新的概念意味着对同样经验的总结方式发生变化,或者对新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因此,试图理解苏联政治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就必须把握概念、方法、理论在这样一套话语体系中不同层次的演变过程,以及之后在不同领域的传播。

   2.外交政策与咨询机构层面的互动

   尼尔·马尔科姆沿袭了拉尔夫·西恩的观点,认为苏联政治学的发展常以批判西方政治学者及其理论为先导。而在苏联研究西方政治理论与意识形态的机构中,常以外交决策与咨询机构为重,其中又以科学院美大所最为典型。因此他选择从美大所对美国政治的研究与批判入手,探讨苏联学界对外国政治制度、政治活动、政治理论认识的变化及其对苏联领导层的影响。在详细考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在苏联政治学界从十月革命到20世纪70年代的演变后,尼尔·马尔科姆指出,经过长时间,特别是战后的接触与了解,苏联学者意识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无力单独掌控国家,必须依靠其他社会团体的协助以维护统治,并从而得出结论:美国的政策往往是由统治阶级中的非政府团体制定,然后移交政府机构具体执行。因此,苏联学者也开始关注美国政治学中的冲突理论,试图进一步理解广泛存在于统治阶级内部的,具体表现为民主党与共和党,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冲突。同时他们也意识到美国政府与民众间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他还指出,在理解苏联政界与政治学界的关系时,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在于维护传统意识形态与追求实用国家利益间的平衡。苏联学者一方面对新左派“工人阶级资本主义化”的论断进行批判,另一方面则尝试对美国不断增大的中产阶级作出解释和预测。至于政治学对政治的影响问题,尼尔·马尔科姆在著作中承认,一方面,外交问题专家与外交政策制定者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以致于即使专家意见对政策制定有所影响,那也是非常微小而缓慢的调整,而绝非是路线的转变。这样的调整很难从具体事务中得到体现,它更多是反映在苏联对待外界整体态度的转变中。例如苏联对美国和平共处意愿的评估以及自身追求和平政策的倾向。另一方面,美大所学者的影响还表现在具体外交活动方面。由于这一时期的研究打破了苏联学界与政界对美国的一些刻板印象,修正了对白宫至高无上地位的认识,因此苏联的外交机构开始与国会两党加强接触。这一影响可以20世纪70年代苏联在美国国会中游说集团的活动为例,特别是关于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Jackson-Vanik Amendment)与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the SALT-2)的批准问题。同时,美大所关于美国情况的介绍与评论还逐渐从学术出版物向政治出版物蔓延,从最开始的《美国: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杂志逐渐影响到苏共中央的《共产党人》以及面向全苏的《真理报》。

   3.中央理论层面的互动

阿奇·布朗比较关注西方政治学核心概念在苏联从学者到最高领导层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他指出,20世纪50年代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苏联政治学者,都意识到苏联政治学对一些核心概念(例如政治权力、政治文化、政治认知等)的解释还非常薄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苏联政治学   西方学界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思想与思潮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2255.html
文章来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7年第6期

3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