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玉珍:从“社会”的视角思考政治

——19世纪上半叶法国政治话语的重要转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1 次 更新时间:2018-09-11 00:4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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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玉珍  
在基佐的文明史中,这一原则就是“理性和正义”。文明史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历史的“主角”,这个“主角”之所以能够战胜其他力量而最终胜出,除了凭借财富、武力等物质力量以外,还因为它们的统治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理性与正义。这场斗争最后的胜利者无疑是理性与正义的最杰出代表。从5世纪到18世纪漫长的文明史中,基佐找到的最后胜利者是第三等级,尤其是构成第三等级上层的资产阶级。他称赞第三等级是法国历史上“最积极、最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它起初是一个地位很低、力量荏弱的阶级,通过不断的运动和努力,它不断提高自己的地位,逐个时代加强自己的力量,不断增加权力、财富与影响力,最后变得如此有势力,以至于起初战胜了、最后吸收同化了或几乎吸收同化了一切其他阶级,因此可以称它为实质上的国家。(41)

   由上述不难看出,基佐在文明史中把“社会状况”而不是“政治制度”当作考察的首要对象,是有政治意图的。他通过描述和分析欧洲十几个世纪的社会变迁史,揭示了一个似乎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贵族阶级的衰落和资产阶级的崛起。之所以强调“社会状况”与“政治制度”相比是更为根本性的因素,是因为既然资产阶级已经在历史进程中逐渐掌握了“社会”权力,那么它继而要求掌握“政治”权力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相反,19世纪20年代在内阁和议会取得“多数”地位的极端保王派利用政治权力,制定一系列“反动”法令,企图重返贵族社会,就成了既不明智也不可能的了。(42)

   值得注意的是,不应仅仅把基佐对历史和社会演进的探究视为政治论战的后果,事实上这也是法国自由派深入探究“民情”的一种尝试。基佐对“社会状况”的研究启发了托克维尔。托克维尔日后从“政治”和“社会”的双重视角考察美国的民主,并且注重考察旧制度的中央行政集权制的社会后果,即是在这个路向上做出的进一步努力。(43)当然,由于带有政治论战的色彩,基佐对历史和社会的研究也有明显的局限。正如历史学家傅勒指出的,基佐的历史阐释隐含着巨大困境:既然历史是进步的,历史前进的动力是阶级斗争,为什么历史要终结于资产阶级的统治?(44)这是基佐无法回答的。也许正是由于意识到这个问题,基佐才要强调文明进程的最终动力是“天意”,这样一来,资产阶级的统治就成了上帝的神圣计划的一部分。不过,将历史的进程视为神意的显现,这一方面减损了基佐的历史和社会研究的科学性;另一方面使基佐逐渐封闭于自己建构起来的历史阐释中。他在担任七月王朝的内阁大臣和首相期间,竭力维护资产阶级上层精英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将一切社会骚动都视为对神意的偏离。他对社会事实的敏感性缺乏,就与他的历史阐释的日益僵化密不可分。(45)

  

三、倡导“社会科学”的先驱:圣西门


   1789年以来连绵不断的政治斗争和政制变迁,不仅激发了保守派和自由派对社会的关注,也促成了一种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社会学说的萌芽:圣西门倡导的“实证主义”。在绝大多数中国读者眼中,圣西门的形象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然而,倘若回到大革命后法国的历史情境中去考察圣西门的思想,就可以发现,在经历了大革命的一代法国思想家当中,圣西门是最早自觉地倡导用“实证”和“科学”的方法考察社会的思想家之一。正因为此,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将圣西门视为倡导“社会科学”的先驱。(46)圣西门的学说吸引了不少年轻的激进革命派,如法国烧炭党的年轻领袖比谢(Buchez)和巴扎尔(Bazard)。他们二人日后成为圣西门派的著名领袖,从矢志用暴力推翻政权的激进革命者转变为致力于和平的社会重建的社会主义者。曾经先后担任圣西门秘书和合作者的两位年轻人——梯叶里和孔德,日后分别成为著名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的创始人。

   圣西门之所以能吸引不少优秀的年轻人,与他一生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不无关系。但更为重要的是,他能敏锐洞察时代的发展趋势并提出了顺应乃至引领时代潮流的社会学说。圣西门出身贵族,追求荣誉,渴望成就伟业。他曾自愿远渡重洋参加北美独立战争。大革命爆发后,他于1790年至1797年从事金融投机活动并变得十分富有,并自称这是为他所向往的科学事业做准备。恐怖政治时期他被捕入狱,1794年的热月政变使他得以幸存。自1798年起,他开始从事科学活动。(47)圣西门早年结识了著名的百科全书派哲人达朗贝尔,后者对他的科学精神的发展助益很大。圣西门与数学家孔多塞以及由生理学家和启蒙哲人组成的观念学派(les Idéologues)的圈子也有来往。(48)在法国,孔多塞和观念学派是倡导创立“社会科学”的先驱,圣西门继承和推进了他们的这一努力。

   孔多塞曾主张把数学尤其是概率计算的方法应用于对人类社会的研究,从而使政治成为一门科学,他称之为“社会数学”。大革命期间,身为吉伦特派领袖的孔多塞被雅各宾派追捕,并在逃亡途中完成其著作《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1794年孔多塞被捕并死于狱中。(49)雅各宾派倒台后,督政府于1795年设立国家科学与艺术学院。在革命元老西耶斯神父的庇护下,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和卡巴尼斯(Cabanis)等观念学派的成员进入该院“道德与政治科学部”(la class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试图探索一门研究人的生理和心理状况的科学。(50)大革命带来的混乱促使观念学派反思启蒙和革命。观念学派认为,大革命遭遇挫折的重要原因在于:受到启蒙政治学说的影响,革命者热衷于立法,却对真实的历史和人性缺乏认识。(51)尽管观念学派对启蒙政治学说总体上是严厉批评的,但他们对孟德斯鸠却青眼有加,观念学派的领袖特拉西就曾评注过《论法的精神》。这个学派堪称孟德斯鸠的精神后裔,不过他们继承的并非孟德斯鸠的宪政主义,而是后者从习惯、风俗、宗教、气候等因素出发探究人的生理和心理状况,进而解释法律的方法。(52)

   和同时代的许多思想家一样,圣西门赋予政治的内涵十分广泛。他认为,宪章、代议制、三权分立固然重要,但它们并非政治的全部。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探究、对人的生理和心理状况的探究、关于所有制的规定等都是至关重要的。(53)受孔多塞和观念学派的影响,圣西门立志将政治变成一门实证科学。(54)和同时代许多思想家一样,圣西门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他认为,要使政治成为一门实证科学,需要用科学的方法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进行总体性的研究。(55)圣西门赞赏启蒙哲人孔多塞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他认为,要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首先要研究人类精神的演进史。他称赞孔多塞是研究人类精神演进史的先驱。不过,他认为孔多塞的著作有几个明显缺点。由于孔多塞没有如其所是地观察历史事实,他呈现的还不是一幅严格意义的历史图景,而是他理想中的图景。(56)

   首先,孔多塞关于人类社会起点的描述是错误的。他把原始初民想象成文明人。圣西门借助生理学的研究成果指出,人起初和动物的状态差不多,只是由于个体和人类在组织上的优势,经过很多代人的持续努力,人类才发明符号体系并取得相对于动物的决定性优势。(57)

   其次,孔多塞的第二个错误是把宗教视为人类幸福的障碍。他专注于批判,只看到天主教的弊端,却没有看到它在人类历史上曾经起过的积极作用。(58)

   最后,孔多塞的第三个错误在于他对历史的分期过于随意:他不是根据人类理性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而是根据次要或局部的事件把历史划分为十个时期。(59)

   圣西门致力于在观察历史事实的基础上,重写人类精神的演进史。他重点关注的是基督教在欧洲确立统治地位以来的历史。在他看来,10世纪左右,欧洲开始从蛮族入侵导致的混乱中解脱出来,到11世纪,欧洲稳固确立了神学—军事的社会体系。这意味着教士掌握精神权力,从事军事征服的封建领主掌握世俗权力,两种权力彼此独立。圣西门认为,这种状况与当时的文明水平相适应,作为唯一有学问的群体,神职人员得到了人们普遍的尊敬。他们传扬基督教关于慈善和平等的道德原则,抑制了军事阶级的野心,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下层民众。不过神学—军事的社会体系在迈向巅峰时也开始走向衰落。十一二世纪,实证科学经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从事科学研究的学者力量开始壮大。与此同时,公社解放运动使实业不再依附于军事贵族,从而获得了自主发展的机会。正是在中世纪的怀抱中,现代的科学—实业社会体系开始孕育。自16世纪起,反对旧体系的力量强大到足以和旧势力公开对抗。到18世纪,拥有科学知识的学者已成为受王室和民众尊敬的名流,他们在精神领域替代了过去教士的角色。在世俗领域,力量壮大的实业阶级开始要求得到应有的政治地位。大革命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爆发的,它表面看来是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实际上却是自11世纪以来欧洲社会漫长的科学和实业革命的结果。可以这样说,大革命只是旧体系遭到的最后一击。(60)

   那么,法国大革命为何遭遇挫折呢?圣西门的解释颇为独特。他认为,在从神学—军事社会体系向科学—实业社会体系转变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中介力量,他们就是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法学家起初是封建领主的代理人,后来获得自主性并与实业家结盟。(61)形而上学家的典型代表是启蒙哲人,他们同时受到神学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影响。如果说神学精神的特点是想象,科学精神的特点是观察,那么形而上学精神的特点则是二者兼具。在形而上学精神占优势的时代,观察经常被想象支配,但观察也在一定范围内改变想象。这个范围逐渐扩大,观察获得了对一切一般观点进行探讨的权利,此时进入了批判时期。圣西门把卢梭视为形而上学家的典型代表,卢梭把既有的社会状态视为他想象出来的自然状态的堕落,这是原罪这一神学观念的形而上类推。卢梭以他理想中的最佳政制为标尺来批判现实社会。由于不考虑具体的历史条件,形而上学的政治理论具有一种绝对性,理论上的绝对化必然导致实践上的专横。对历史条件的轻视和过多地想象,使革命中的立法者产生了他们具有改造社会秩序的无限能力的幻觉。(62)当革命遭到不愿改革者的顽抗时,革命的领导者便煽动缺乏知识和财产的、在平等的口号下联合起来的底层民众,来推动革命前进。然而,这样大革命就偏离了它的历史使命:为新的科学—实业社会体系开路。缺乏科学知识和实业技艺的民众掌权,使法国受到饥馑困扰,革命难以为继。(63)

   圣西门肯定了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的积极作用:他们揭示旧体系的弊端,鼓励人们反叛旧体系,促成了旧体系的衰落。不过他同时也看到,天主教的衰落使欧洲的社会纽带逐渐瓦解,各民族之间以及民族内部的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相互分离,各自为政。由于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缺乏建设新体系的能力,欧洲逐渐陷入一种缺乏组织的无序状态。(64)正是这种无序状态使得旧制度死灰复燃。

   对于极端保守派恢复旧体系的努力,圣西门不无同情。他认为,旧体系对于欧洲文明的发展有过很大贡献。圣西门反对把9世纪至15世纪视为野蛮时代,他认为这段时期欧洲确立了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分离的重要制度。由于天主教充当着维系欧洲团结的社会纽带,500年间欧洲内部没有爆发过大规模的战争。(65)

不过,圣西门认为,倒退回过去并不能真正解决危机。他在评价极端保守派博纳尔的著作时指出:博纳尔深刻地认识到欧洲社会需要重建统一性,但他倒退回旧体系的主张与历史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大革命后的欧洲需要的不是恢复旧的一神论,而是在科学的基础上确立“新宗教体系”(66)。这种新宗教体系是圣西门试图用来替代天主教、充当欧洲社会纽带的世俗的知识和道德体系。他有时也称其为“一般科学”或实证“哲学”,在他逝世前写成的一部著作中,他又称其为“新基督教”。(67)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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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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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历史》 , 2017 (6) :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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