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玉珍:从“社会”的视角思考政治

——19世纪上半叶法国政治话语的重要转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3 次 更新时间:2018-09-11 00:4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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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玉珍  
真正的立法者是上帝。那些看起来是由人创造的法律制度,只有符合神意才能存在,它们主要是“由各种宗教仪式和宗教节日构成的”(17)。迈斯特批评启蒙哲人轻视宗教信仰和传统习俗,把它们贬低为阻碍人类理性发展的蒙昧之物,事实上,它们恰恰是个人服从秩序与社会统一得以维系的根基。(18)

   和迈斯特一样,博纳尔也认为政制不能被简化为抽象的成文法,它应是一个社会的生活方式,是各种风俗的总和。他批评启蒙哲人把社会视为人造物,即个体订立契约的产物。在他看来,社会是上帝的造物,因而具有神圣性,而宗教则是社会的根本法。宗教保障了社会的统一性,正是由于宗教,具有自利和堕落倾向的个体才不至于陷入战争状态。在博纳尔看来,历史和传统具有神圣性,它是上帝宣示的真理缓慢和逐步的显现,对历史和传统的违背因而是一种犯罪。(19)

   不难看出,迈斯特和博纳尔想要恢复神权政治和旧秩序。他们的政治观点总的来说是极端守旧和僵化的,因而无法回应大革命后法国产生的社会变动。不过他们也留下了某些积极的思想遗产:他们对启蒙学说的“抽象性”的批评启发了同时代人对历史和社会的观察;他们强调宗教和习俗的重要性,也促使同时代人关注信仰、情感、本能等具有神圣性或非理性的因素,这是18世纪的启蒙理性主义过于忽视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将日后人们称为“社会范畴”(le social)的因素纳入了政治领域:在他们看来,人口、风俗、家庭关系、宗教、经济都是广义的政治问题。(20)总的来说,经历了大革命的暴风骤雨之后,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都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出发去理解政治。他们不同程度地认识到,支撑政制存在的不仅包括成文法,那些不成文的部分也至关重要。这些因素,斯塔尔夫人称之为“舆论”,保守派称之为“宗教与习俗”,而科拉尔和托克维尔则称之为“民情”。

  

二、复辟时期的政治斗争与自由派史家对社会演进的考察


   极端保守派祭起“历史”的大旗,批评启蒙哲人和革命者无视传统;他们还将“社会”神圣化,批评18世纪的个人主义。那么,他们是否真正重视对历史和社会的考察呢?事实并非如此。这一点,从他们在复辟王朝时期的政治行动可以清楚地看出。

   1814年6月4日,复辟的波旁王朝国王路易十八签署了宪章。《1814年宪章》是新旧法国妥协的标志,它确认了公民在社会身份上的平等以及人身和言论自由等权利,并承认了革命期间购买“国有财产”者的权利。它确立了君主立宪制,赋予国王很大权力,议会由上下两院组成;贵族院的成员由国王任命;众议院的成员由缴纳了高额直接税的选民选出。(21)

   极端保守派对国王做出的让步十分不满。他们不愿接受大革命后产生的新社会,对大革命前王权占据支配地位的旧制度也心怀不满。他们有一个理想的社会图景:贵族领主和教士享有真正统治权的封建盛期的社会。极端保守派既反对启蒙哲人宣扬的个人主义,也反对旧制度的中央集权,并认为二者之间有着内在关联。他们认为,要同时抵御个人主义和国家专制,就要重建社会等级制以及贵族主导的社会中间团体。社会的基本单元不是个体,而是父权制的家庭;贵族和教士的合作将确保个人对秩序的服从。(22)复辟王朝时期,极端保守派的政治行动正是以恢复上述封建秩序为目标的。1815年拿破仑“百日政变”失败后,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极端保守派借机清洗行政部门,大批处决或流放前国民公会议员和波拿巴分子,迫害新教徒。在“白色恐怖”的氛围中,1815年8月的议会选举产生了一个由贵族和教士占多数、由极端保守派主导的议会。极端保守派凭借在议会取得的多数地位向内阁施压,提出一系列要求:废除拿破仑与教皇签订的《教务协议》;取消国家对教育的垄断,把学校教育重新交给天主教会;废除离婚制度;限制人身权利;扩大选民范围,让更易受保守派操纵的农民获得选举权。(23)

   极端保守派咄咄逼人的行动引起国王和内阁的不安。1816年9月,国王解散议会,在新选出的议会中,赞同君主立宪制的温和自由派取得优势地位。自1816年至1820年,自由派在议会中的力量日益增长。以温和自由主义者罗亚·科拉尔和基佐为首的政治团体——信条派(les doctrinaires)对内阁有重要影响。他们大多在行政法院任职,负责起草法案或是撰写内阁大臣的发言稿。这一时期议会通过了有利于城市资产者的新选举法,并通过了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出版法。(24)然而1820年2月,有可能继承王位的贝里公爵被一位手工工匠刺杀,复辟王朝的形势急剧右转,极端保守派在议会重新掌权。1824年,极端保守派查理十世继任国王后,议会通过《渎神法》,规定对亵渎圣体者处以死刑,并通过了给予革命期间被没收土地的流亡贵族和教士巨额补偿的法令。极端保守派还企图立法恢复“长子继承权”。(25)

   极端保守派凭借在议会的多数地位,制定法令强行恢复旧秩序,这种行为与他们批评的革命者的“立法意志主义”颇为相似,尽管二者努力的方向截然相反。他们的政治行动表明,尽管他们经常将历史和社会挂在嘴边,但他们缺乏对历史和社会做经验考察的真正兴趣。从根本上说,他们对历史和社会的理解是受天主教神学信条支配的。在他们眼里,历史和社会没有自主的价值,它们只是神圣的上帝在尘世间投射出的形象而已。(26)他们自我封闭于神权政治理论之中,对近代以来欧洲发生的一系列历史变动和大革命后诞生的新社会一概予以否定。迈斯特把大革命解释为法国历史上裂开的一道“深渊”,一次意外的“疾病”,并试图用外科手术式的方法将其摘除。(27)

   极端保守派对历史和社会的阐释未能使多数人信服。由于大革命给法国的历史带来了巨大断裂,保守派对历史的阐释中包含着困境。到了19世纪初,大革命本身已经成为“历史”。自由派很快就发现,他们可以把保守派奉若神明的“历史”掉转头来朝他们开火。而要反对极端保守派只需对法国历史做一个长时段的阐释,将法国大革命与过去之间的联系解释为“延续”,而不是“断裂”。(28)

   斯塔尔夫人的名言概括了自由派的历史阐释方法:“在法国,自由是古老的。”她指出,在法国,争取自由的斗争在十几个世纪中从未停止过,它有时以贵族反抗王权的方式、有时以农奴反抗领主的方式、有时以新教徒反抗天主教会的方式、有时以高等法院的贵族反抗绝对王权的方式进行,法国大革命只是这种源远流长的斗争最近的一次努力罢了。(29)这种长时段的、强调大革命与旧制度的延续的阐释方法为19世纪许多自由派史学家,如梯叶里、基佐、托克维尔等所共享。

   在复辟时期的自由派历史学家中,基佐无疑是最负盛名的一位。1820年政治局势右转后,基佐被迫离开公职,与信条派的其他成员一起利用议会和大学的讲坛同极端保守派展开论战。自1828年起,基佐在索邦大学做关于欧洲文明史的系列讲演。这在当时不仅被视为自由派斗争的一面旗帜,也被誉为学术上的一场盛事。(30)当时年纪尚轻的托克维尔也是基佐的热心听众。

   与极端保守派将历史“神话化”不同,基佐的历史著作代表了自由派史学家将历史研究“科学化”的努力。和同时代的梯叶里等人一样,基佐的历史研究是建立在严肃细致地爬梳档案、考证史实的基础之上的。不过复辟时期的政治斗争无疑激发了基佐探究历史的兴趣。对历史研究的“政治功用”的发现,是复辟时期历史研究极为兴盛的重要原因。(31)复辟时期的自由派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后革命时代的法国,谁才拥有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在1820年至1822年关于欧洲代议制政府的起源的讲演中,基佐批评了两种人:一种是“哲学派”,一种是“历史学派”。“哲学派”思考政治的出发点是“权利”。这一学派孤立地考察个人并得出结论说,每个人都享有天赋权利并且有权在社会生活中使其付诸实现。而“历史学派”思考政治的出发点是“事实”。这一学派对过去表示了极大的尊重,他们仅仅承认建立在既有事实基础之上的权利。(32)很明显,启蒙哲人和极端保守派分别代表了这两种主张。基佐试图调和二者。他反驳极端保守派,认为不能权权根据“事实”来确认权利,否则无法区分凭借暴力维持的权利和真正合法的权利。他反驳启蒙哲人,认为确实存在着某种超越“事实”的权利,但这种权利之所以是合法的,并非因为它是天赋的,而是因为它符合理性与正义。因此,不应当抽象地确认权利、因为真实的权利并非存在于“自然状态”,而是存在于“社会”之中。(33)那么,如何辨别权利是否符合理性与正义呢?这正是基佐的《欧洲文明史》试图回答的问题。

   与19世纪之前以及同时代的历史著作相比,基佐的《欧洲文明史》研究的对象显得十分独特:他考察的是5世纪到18世纪欧洲“社会状况”(état social)的变迁史。什么是“社会状况”呢?它的内涵十分丰富,包括生产活动、生产资料的分配、社会结构、不同阶级的关系等。(34)基佐认为“社会状况”是历史学家首先应当关注的研究对象,1822年,他在《关于法国史的论文》中说道:

   大多数作家、博学者、历史学家或政论家是通过研究政治制度来认识社会的状况……更明智的做法是,要了解政治制度,先研究社会本身。在成为原因之前,政治制度是后果;社会先是产生了它们,而后被它们改变……社会,它的构成,与个人的社会处境相应的生活方式,不同阶级的个人之间的关系,最后是人的状况——这就是历史学家应当关注的首要问题……(35)

   正如古奇所说,《欧洲文明史》是“压缩手法的一个胜利”(36)。基佐以非凡的技巧和广博的学识,在14次讲演中精练概括了欧洲从5世纪到18世纪的“社会”变迁史。基佐从5世纪罗马帝国崩溃时说起,此时的欧洲存在着多种文明要素。首先,是罗马帝国遗留给欧洲的地方自治制度、统一的民法法规和绝对权力的观念;其次,是基督教会的精神力量和遍及全社会的教会组织;最后,是蛮族热爱个人独立的精神以及军事依附制度,这种制度后来发展为欧洲的封建制度。(37)这些文明要素在漫长的文明进程中相互混杂、限制和无休无止地斗争,到了十七八世纪时,它们融合成两大要素:国家和人民。欧洲文明初期林立的、相互孤立的小社会融合成了一个大社会,出现了一个权威及于全社会的国家政权,不同的社会等级——贵族、教士、自治市民和农奴的身份差别逐渐缩小,并融合到“人民”这个实体之中。(38)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社会等级依次掌权或失势,例如,5世纪到12世纪,教会和贵族对于维持欧洲的秩序和进步起过重要作用。不过,总的来说,封建体制无力维持秩序和公正,在统一的公权力兴起之前,欧洲社会是极度不安宁的,暴力争夺无休无止。(39)从13世纪起王权逐渐兴起,到16世纪时发展为强大的绝对王权。基佐认为,尽管专制的王权制造了不少罪恶,但它的存在使欧洲出现了统一的大社会和公权力,保障了秩序,这是它的历史功绩。不过,由于绝对王权窒息了自由,违背了理性和正义,它也会轮到别的力量来反对它。由自治市镇的市民演变而来的第三等级从12世纪开始逐渐崛起,到18世纪时力量已经十分强大,于1789年向绝对王权宣战,要求限制主权,同时实现秩序和自由。在基佐笔下,教会、贵族、主权、第三等级这些力量的相互斗争和相继掌权推动了文明的“进步”。基佐认为,欧洲文明是在“永恒的天意的轨道”运行,“按照上帝的意图前进”。作为新教徒,基佐对进步的信仰依托于他对神意的信仰,但他与奥古斯丁、波舒哀等基督教神学家有着根本不同。他承认神意是历史进步的终极原因,但也认为上帝从来不会直接干预具体的历史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说,推动历史进步的直接动力就是“各种势力、原则和制度之间无休无止的斗争”(40)。

基佐的文明史和黑格尔的历史有相近之处:它们都是某种观念或原则获得实现的历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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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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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历史》 , 2017 (6) :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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