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尔高:怎样的政治学研究是高质量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6 次 更新时间:2018-09-11 00: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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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比约恩·森内·内尔高  

   内容提要:我们如果想要进行学术讨论,就必须对评判高质量研究的标准达成共识。本文的目的即是建立这样一种共识。尽管研究者都很清楚,人类行为并不完全是由社会结构系统性地决定的,政治学仍致力于发现、理解和解释社会行为的一致性。高质量的研究应基于对如下两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已经获得了哪些知识?我们还要认识什么?研究问题和理论基础在这里至关重要,而对研究方法和研究设计的讨论则是为了让我们的成见和预期接受尽可能严格的检验。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我们司空见惯的诸多二元对立式的方法论之争价值有限。

   关 键 词:政治学  社会科学  研究

  

   有时,那些假装对知识积累做出贡献的文字游戏是如此拙劣,以至于很难相信其作者确实以为自己发现了新的真理(他们应该确实是这样认为的),而不是在暗中窃笑读者的轻信。①

   政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中充斥着大量平庸的研究。但幸运的是,我们也能找到不少高质量的成果。也许后者在数量上几乎和前者旗鼓相当了?本文无意为此类经验命题提供证据,它们仍然只是假设而已。本文的真正目的乃是阐明怎样的政治学研究才是高质量的。

   我们是否有可能就高质量的政治学研究的评判标准达成某些共识?这类标准的建立,能否不局限于确立某种科学哲学的地位,无论是本体论或认识论?②这两个问题也与学术研究中一些基本的方法论之争息息相关:采用归纳式,还是演绎式的研究策略?运用定量的,还是定性的分析技术?注重研究的深度,还是广度?致力于诠释,还是解释?探求个体法则,还是寻找普遍规律?是否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这些争论不休且注定无解的方法论之争不过是缺少评判政治学研究质量标准的表现之一。通过讨论这些相互对立的观点,本文试图就评判高质量的政治学研究建立一套涵盖广泛、但又不失明确的标准。这实际上也提供了一套“概念语法”(conceptual grammar),方便研究者开展卓有成效的理论讨论以及解决经验层面的争端,从而促进学术进步。毕竟,“方法论上的两分法”,尤其是其与实际研究的脱节,已经让我们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③

   本文认为,讨论高质量研究的评判标准并不一定要围绕科学哲学和方法论层面的一些白热化的议题展开。高质量的研究应该首先探讨如下两个问题:我们已经获得了哪些知识?我们还要认识什么?这也意味着,推动研究向前发展的是研究问题和理论基础,而某些元理论上的分歧并不妨碍我们就具体的研究问题在理论和经验层面展开唇枪舌剑。这样一来,学术研究的过程就变成了尽可能严格地检验我们的成见、观念和假设,以便在最大程度上确定我们确实掌握了新的知识。进一步来说,这意味着成果斐然的政治学学术共同体的基础在于精巧的研究技术和多元的研究方法。

   本文的第一节即提出了评判高质量的政治学研究的实证标准,这也是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当然,这一标准平淡无奇,有的读者可能会觉得是陈腔滥调。本文的第二节则认为,研究者应聚焦于发现和考察(广义和最狭义层面的)因果关系,而诠释和理论化的努力构成了推动政治学研究不断进步的基石。针对前面提到的那些在政治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之争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两分法,本文的第三部分考察了其影响,并指出所有高质量的研究都必须首先提出两个问题,即:我们已经获得了哪些知识?我们还要认识什么?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也决定了在某个具体议题上怎样的研究设计是最为合适的。本文的结论部分则主张,前面提倡的这些对高质量的政治学研究的理解在规范层面同样颇具吸引力。

  

   一、高质量的政治学研究是……

  

   本文认为,高质量的政治学研究应根据研究方法而非研究对象来界定。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很难定义。除那些醉心于把国家、权力或政治等界定为政治学独有分析对象的尝试外,本学科的研究者很少就这些核心概念达成共识,更何况其他一些学科也会涉及此类议题。实际上,政治学的研究者也不可能同时讨论所有这些研究主题和问题。也许我们可以通过回顾学科发展史来重新理解政治学的实质。④但本文无意于此,而且,对研究对象的严格界定也无助于厘清高质量的政治学研究的评判标准。当然,正是因为我们没有清晰界定研究领域,所以本文的论点其实不仅仅局限于高质量的政治学研究,也同样适用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研究。

   150多年前,马克思就断言,人类书写着自己的历史,但这种书写不是任意的,“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⑤即使对马克思关于行为与环境的辩证关系的一整套理论有所保留,我们也很容易认同前述论断(或者说,它已经不仅仅是论断,而是可以上升为公理了)。这一论断固然平淡无奇,但绝非乏善可陈。它极具洞察力,并触及了作为社会科学核心问题之一的社会行为(唯意志论)与社会结构(决定论)的关系,也就是结构与能动的问题。多年来,许多学者都尝试突破结构—能动的二元对立。⑥但他们的理论(更准确地说,只是他们的研究路径)不仅在理论层面难以理解,而且在试图解决结构—能动关系问题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困惑。目前学界最没有争议的结论是:行动者和结构都很重要,二者的权重取决于所研究的问题。

   人类行为可以理解为部分是个人意志和创造力的产物,部分则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限制条件和激励作用的结果。这些结构性激励究竟是社会经济、制度、文化、话语,还是其他什么,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我们从来不能先验地确定在既定的情境和时间条件下,某类特定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个人的创造性行为决定的,在多大程度上又是结构性激励作用的结果。如果否认这一作为本体论起点的常识性判断,转而强调与其相反的观点,那就只能诉诸哲学、神学或其他那些专就此类形而上的议题展开充分论辩的学科了。

   社会科学在面对那些真正具有创造性的行为时是难以发挥作用的。所有高质量的研究都应致力于从社会或结构的层面建立对人类行为系统性的理解和解释。我们完全可以就研究结论能够推广到何种时空情境之下,乃至研究结论的推广性本身是否值得追求等问题各抒己见(关于这一点,下文还会更详细地进行讨论)。但要注意的是,社会科学无法讨论独特性,或者说,那些真正具有创造性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科学多少显得有些无趣和乏味。它总是尝试论证个体的行为都能在或远或近的社会情境之中加以理解和解释;同时,社会、政治、制度、文化或经济条件也都以某种方式影响着个体行为。

   在某些情境下,形成对人类行为的一般性的理解困难重重。例如,一个有严重精神问题并且不关心选票、未来政府的权力或政治目标的总理,其行为是很难解释的。尽管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我们总是倾向于事后合理化,并声称有能力根据对各种社会情境和条件的分析来理解即便是最为古怪的行为,但毫无疑问,社会科学并不能解释一切。奇怪的是,政治学并不为由此产生的自卑情结所困扰。相反,很多研究者在媒体上频频现身,传播一些只有极其有限的(如果有的话)学术依据的知识。⑦

   当然,不管政治学是否野心勃勃地想要对人类行为形成一般性的理解,现实中的人们确实并不像我们自认为的那样具有创造性和选择自主性。用罗纳德·金(Ronald King)的话来说:“每个人独立作出选择,但选择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⑧人类活动到底有多一致,是一个经验研究的问题,但并不仅仅是经验问题。

   政治学总是寻求对具体社会现象作出(某种程度上)一般性的理解和解释。没有哪个理论是为真正独一无二的现象而存在的,因而我们也对此类现象缺乏认知。就具体的社会现象而言,任何两个独立存在的现象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们至少在时间和空间上是不同的。⑨但正如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指出的那样,⑩我们无法理解、描述或断定这种纯粹意义上的独特性。只有在与可预期的社会行动规则(也就是模式)进行比较的过程中,我们才有可能发现这种独特性,并把它表述出来。这一事实导致了两个结果。

   第一,必须使用词汇、类别和概念来描述我们研究的是某一社会行为的哪个或哪几个方面。“真实的”研究对象本身不会说话,也不可能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对其进行分类和理解。因此,不是研究对象,而是理论、理论化的概念和在规范层面的兴趣指引着研究向前发展。所有的现象都可以从很多方面加以研究。但是,即使是最具归纳性的分析也必须回答诸如观察何种现象、根据何种目的对其进行何种分类这样的问题。否则,一切都是徒劳。纲纳·缪达尔(Gunnar Myrdal)认为那种极端的归纳方法是“幼稚的经验主义”,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称之为“粗糙的经验主义”,丹麦的埃里克·拉斯姆森(Erik Rasmussen)则只是指出“不可能让数据为自己说话”。(11)研究者应总是聚焦于特定经验领域的某个或某几个方面。在学术研究中,“描述并不是简单地对所观察到的现象从语言或符号意义上予以辨识”(12),而是需要清晰的概念和分类标准作为支撑。分类是一种“测量。我们在描述某个现象的时候,总是把它大致等同于其他一些现象”(13)。

   只有在某一特定视角下,我们才有可能分辨出两个独立的现象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如果研究者没有就其使用的概念进行明确的定义和清晰的界定,他对于某物具有独特性的断言根本不必当真。同样,如果研究者的分类不够准确和严谨,也就无法辨别出某物是一般的、典型的,还是特殊的、反常的。很多政治学研究在导论和结论部分大谈其研究问题的复杂性,却连聚焦研究兴趣、定义所用概念都没有做好。如果某项研究使用的是不甚清晰的概念、关注的是关于某个研究议题的未经适当分类的“全局”情况,那往往只能得到质量低下的分析和模糊难懂的结论,因为研究问题一开始就没有得到厘清。

   第二,我们必须认识到,每一行为模式都有一系列的限制条件。哪怕仅仅是描述性研究而不涉及背后的因果关系,这样的限制条件也是存在的。所有的关系、结构和模式都是暂时的、有条件的。否定这一点就意味着宣称社会科学中存在着与自然科学类似的法则。卡尔·波普(Karl Popper)就曾指出,认为社会科学也存在普适法则的观点在方法论层面就是不成立的。(14)我们不可能完全确信某一关系或模式是真实存在的,更不可能保证这样的关系或模式永远存在。

   实际上,对这种认为社会科学中存在定律式概括(law-like generalization)的观点最有力的辩驳来源于我们的基本预设,即:人是有意志的,理论上可以作出不同的选择,实践中有时也确实作出了不同的选择。因此,我们在社会科学中建立的种种模式和关系都是暂时的、概率性的,并受到一系列已知的或尚未被辨识出来的因素的制约。社会科学的目的在于尽可能扩展人类的认知范围,尽管我们很清楚这一目标永远不可能完全实现。对于那些声称能够解释一切(如判定系数R[2]接近乃至等于100%)的研究,我们不能太过当真。正如斯坦尼斯拉夫·安德列斯基(Stanislav Andreski)所言:

   幸运的是,在推进研究的过程中,我们没有必要接受普遍决定论。只要预设多数现象可以用因果关系来解释,不是所有可能的因果解释都是已知的,且我们有可能发现新的因果解释,那么研究就可以继续进行下去了。……(我个人秉持的)非决定论可以重新表述为这样一种信念:人类永远无法达到知识完全被习得、没有什么新的知识有待发掘的阶段。(15)

对安德烈斯基这一观点的讨论远没有结束。其中最富争议的就是它暗含的论断,即:社会科学的目的乃是形成因果命题,并检验其有效性和可能性。当然,研究应以因果关系为旨归这个观点其实没有初看起来那么有争议。目前在政治学及社会科学界最难取得共识的地方在于:第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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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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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态》 , 2017 (1) :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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