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萱:从美学话语到人学启蒙:当代文艺美学的知识框架与历史谱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1 次 更新时间:2018-09-11 00: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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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萱  

   内容提要:文艺美学学科萌生并出现在中国1980年代思想解放和“美学热”的浪潮中,成为整个社会反思“文革”、思想解放、主体性确立、人性凸显的有机组成部分。文艺美学的知识话语来源主要有二,一是中国古典美学资源和中国现代美学家的理论探索成果,这些给20世纪80年代文艺美学理论体系的成熟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撑,而西方美学资源则提供了文艺美学的基本学术框架;二是对人道主义的反思和美学知识场域伦理的建构,凸显出“审美反思历史”的时代价值。这两者相互融合,共同促使文艺美学知识和学科体系的成熟。“五四”时期的文化启蒙与美学先驱们的探索,构成了文艺美学超越历史时空的呼应和架构。同时,文艺美学遵循了80年代人道主义思潮的内在理路,通过审美心理学、审美本体论以及价值论完成了从美学知识到主体启蒙,真正实现了“人的美学”的转型。文艺美学的人学启蒙和审美超越的理念将会一直延续在后现代场景中,并且在更为“敞亮”的空间中获得话语权的释放。

   关 键 词:文艺美学  人道主义  启蒙  审美体验  审美活动

  

   文艺美学作为1980年代“美学热”期间系统建立起来的美学学科,不仅是美学自身“向内转”的知识表征,更是一个嵌入历史并且超越历史的思想命题。在“美学热”的形象思维讨论、人道主义探讨、“异化”问题的探讨、实践哲学和美学的兴起、现代派文学的出现等重要事件中,都透露出主体对文化启蒙的向往和价值重估的勇气。而文艺美学的学科建设,则与“美学热”的发展形成同构化关系,美学家和知识分子纷纷以学术激情投入研究之中,试图系统地建构起学科知识框架。在1980年6月召开的全国首届美学学会上,胡经之首次正式、系统地提出了建设“文艺美学”学科的构想,他认为以往的哲学美学往往执着于对美的本质等问题的探讨,忽略了对当下文艺审美经验的现实观照,“文艺美学”作为文艺学和美学等学科之间的“间性”学科,是有关文学和艺术的“美学”。这一观点得到了王朝闻、朱光潜、伍蠡甫等老一辈美学家的支持。由此,文艺美学作为一种学科样态,伴随着“美学热”的兴起而迅速发展起来。从教学体制上而言,自1981年以来,北京大学等高校开始招收“文艺美学”硕士研究生,涌现出大量的文艺美学教材和专著,如周来祥的《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和美学规律》(另一题名为《文艺美学原理》)一书在1984年出版,是中国第一部文艺美学学术专著[1]。北京大学文艺美学丛书编委会编写的《美学向导·文艺美学及其他》《文艺美学论丛》、王世德编写的《文艺美学论集》、皮朝纲的《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概要》、胡经之的《文艺美学》等,都对文艺美学的研究对象、学科范畴、理论体系等进行了论述;同时,文艺美学研究会的成立、首届全国文艺美学讨论会的召开、全国文艺美学研究班的举办等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文艺美学研究队伍。从知识内涵而言,文艺美学的理论探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加强了对美学、文学和艺术实践“审美性”的强调,将曾经的意识形态统摄话语和机械反映论的表现与评析方式,逐步转向“文学审美论”的内在尺度。其次,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也适应了“美学热”期间美学泛化的讨论状态与人性自由的理想诉求。在“美学热”的视域中,文学之美和艺术之美仅仅是美的一个重要方面,更多的“美”已经成为广大群众渴求自由、追求人性、追寻幸福生活和美丽人生的向往,成为“告别历史”语境中的话语诉求。书法美学、新闻美学、电影美学、爱情美学、音乐美学、戏剧美学、建筑美学、军事美学等也都纷纷出现,大家不再深究哲学层面的“美的本质”问题,而是更多地将“美”视为在特定学科和场域中自由与解放的象征。由此,文艺美学的学科范围和阐释力度也就比传统的哲学美学具有了更大的空间,具有更强的实践性、本土性和民族性品格。文艺美学承载着文学艺术中的感性原则、自由原则和情感原则,渗透进其他相关学科之中,“不少论者已对像‘美的本质’之类不可究诘的问题感到厌倦,而将研究兴趣转向了文学艺术,主张美学应该依据美学原则对文学艺术进行研究”[2]。所以,文艺美学以其美学自律性、审美意识形态性、人文性和实践性等品格,成为“美学热”期间的学科话语和理论实践成果,并在当代社会语境中进一步发挥作用。

  

一、中西融合:从“五四”到1980年代文艺美学的历史谱系


   文艺美学学科萌生于中国1980年代思想解放和“美学热”的浪潮中,成为整个社会反思“文革”、思想解放、主体性确立、人性凸显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学科内在审美性、个体价值维度的确立,来对抗“极左”意识形态对美学的规训。个体与群体、自由与霸权、主体性与他律性、异质性与总体化的矛盾再次呈现在文艺美学的学科场景与社会定位之中。文艺美学体系往往从感性的艺术实践与审美经验出发,通过文艺理论、比较诗学、美学理论等将其升华至具有一定普世层面的理论话语,建构起“自下而上”的美学样态,并最终指向主体的生存自由和审美超越。“文艺美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名称在中国的出现,是80年代初期的事情。……文艺美学并不企求给予人的问题的终极答案,但是,文艺美学视艺术为人的生活的一种,或者把文艺看做人的一种生存方式,一种灵魂栖息的方式。文艺美学通过对文学艺术的解释来达到对可能世界、可能生活的拓展。”[3]由此,理论性与实践性的融合、美学与文艺学的学科互涉、体验式与超验性的价值确证都塑造了文艺美学的学科面貌,同时也造成了对文艺美学学科属性的争议。首先,部分学者认为文艺美学是哲学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属于美学的学科范畴,应该更加注重理论性的建构;第二种观点认为文艺美学更加侧重于审美经验,属于从美学的维度来观照当下的艺术与审美问题;第三种观点认为文艺美学是中国美学特色的独创,是具有自身独特形态的“间性”学科;第四种观点认为文艺美学本身不具有存在的合法性,其学科属性有待进一步商榷;第五种观点认为文艺美学是文艺学、美学,甚至是艺术学等不同学科的相互交融,是既具有哲学抽象思辨,又关注具体文学和艺术实践的学科①。而在对文艺美学学科特质的探讨过程中,又涉及大量的社会、文化、思想、艺术、文学、政治意识形态乃至当下审美文化等问题,所以文艺美学的功能和价值已经远远超越了学科自身。对文艺美学学科的合法性探讨有其历史价值,但在后现代审美文化语境中,学界应更多地去发掘学科背后的生成机制、历史进程、思想史影响以及时代新变和理论启示等等。历史谱系学的研究方法源自福柯在《规训与惩罚》《性经验史》等著作中提出的研究人文社科知识的策略,主要指涉以微观论和生成论的方式考察知识的流变,放弃“本质主义”的先验性论断。“在最料想不到它们发生的地方,在情感、爱欲、意识、天赋这些被认为毫无历史可言的东西中去侦伺事件;把握事件的重现,以便发现它们起不同作用的不同场合,但绝不寻找缓慢的演进线;甚至还要确定它们的缺漏点、未曾发生的时刻。”[4]这就把某一学科的知识放置于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中,一方面重视微观领域知识的建构,重点发掘散落于“另类空间”中的历史资源;另一方面把视角集中在知识之间的相互融合、相互影响层面,发掘主体、权力、话语和历史等多重因素的内在联系。文艺美学的考察同样可以借鉴历史谱系学方法,其知识话语来源主要有二,一是中国古典美学资源以及中国现代美学家的理论探索成果,这些都给80年代文艺美学理论体系的成熟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撑,而西方美学资源则提供了文艺美学的基本知识资源;二是对人道主义的反思和美学知识场域伦理的建构,凸显了“审美反思历史”的时代价值。这两者相互融合,共同促使文艺美学知识和学科体系的成熟。

   其实,在中国现代美学体系形成之初,就呈现出“文艺美学”的面貌。中国近现代时期正是从传统农耕文明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文化和科技“启蒙”成为整个知识领域的核心命题。大量西方美学思想和文艺理论被译介到中国,从而塑造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文艺美学学科形态和人文话语。一方面是境界、神韵、妙悟、虚静等中国古典美学话语,另一方面则是悲剧、酒神、天才、形式、目的、游戏等西方美学概念,这两者集中汇聚在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李长之等美学家的理论之中,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艺美学”。从知识内核上来讲,朱光潜等中国现代美学家依然秉承以心观物、直观体悟的古典美学样态和重视审美经验、文艺心理学的特质;从学科构架上来讲,又生发出具有西方美学理论的逻辑性和框架式的“现代”样态,克罗齐的审美直觉说、康德的审美无功利和纯粹性理念、叔本华和尼采的人生悲剧理论与酒神精神等等,又给予了美学摆脱“经世致用”的道统规训,以艺术自律和审美独立完成了美学自身独特场域的构建。所以,此种既关注现实艺术实践与人生超越,又注重现代性视域中的学科独立的现代美学样态,便承载着文化“启蒙”的历史使命延续下来。无论是朱光潜的《诗论》,还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红楼梦评论》和《宋元戏曲考》;无论是宗白华的《美学散步》《艺境》,还是李长之的《梦雨集》《苦雾集》,我们都可以感知到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魅力和西方具有审美现代性色彩的学科框架。于是,“五四”时期的美学建构和发展脉络便天然地决定了中国美学独特的“文艺美学”面貌和“为人生”启蒙的价值诉求。

当代文艺美学学科体系的成熟,与“五四”时期引进西学资源息息相关。正如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的理论尝试,他们既吸取了西方具有现代性色彩的审美自律和学科建构,又保留了中国传统美学中的民族性和异质性元素。众所周知,美学理论形态的现代性确立是以西方鲍姆嘉通的《美学》为起点的,而中国古典时期只有美学评点和经验话语,并无明晰的学科样态。可以说美学是伴随着现代性文化思潮和学科分化的语境中系统产生的,其逻辑性构建、理性描绘与理论化叙述成为创立之初的核心特质,并且时刻规训在“理性”的统摄之下。比如鲍姆嘉通认为,主体的认识能力可以分为理性、意志力和感性,理性在启蒙运动中已经获得了明晰的学科样态,逻辑学正是其承载;伦理学学科高扬的是主体的道德感和意志力,呈现出“善”层面的价值体察;而主体的感性力量依然附着在理性的权威之中,并作为低级的认知能力而出现,没有能够获得自身独立的价值。所以,从鲍姆嘉通以来,美学就重点作为研究主体的感性思维具有了现代性学科的一席之地。康德的三大划分则进一步肯定了美学“无功利性之功利性”和“纯粹美”的领域,将美的感性形象和体验作为沟通主体理性和知性之间的桥梁,判断力批判也就成为了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之后的第三大“批判”。“游戏说”“天才论”“想象力”“审美观念”等都成为康德美学的核心特质。席勒对“感伤的诗”和“审美游戏”的肯定,就进一步划定了审美的独特区域,上升至人格培育和精神启蒙的层面。韦伯则以现代性的视野给予了美学更加清晰的学科场域,审美能力对应的是“表现理性能力”,体现在文学和艺术之中正是“美”。可见,美学的学科创设和产生,是在西方现代性文化思潮和现代学科建构的过程中完成的,并通过感性完成了自身独特的审美伦理建构。一方面,中国现代时期通过“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文化焦虑,全面完成了向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学习的进程,试图以“现代性”的方式完成从古典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而文学和美学不能简单等同于技术,它们是通过精神体悟的方式深入到主体内心深处,具有一定的延续性、认同性和体验性。所以现代美学的建构便在内涵上保留了大量“诗性美学”的风貌,在对古典美学的借鉴和体验中,实现救亡场景中的人性启蒙,其实这也正是“文艺美学”的学科价值承担。比如朱光潜的《诗论》,正是架构了一个从诗歌境界到节奏、再到韵顿的逻辑性框架,但是在具体的论述中,又加入了“意象与情趣”“诗意与隐谐”等具有中国点悟式色彩的论述。另一方面,中国美学的发展并非仅仅局限于文化和思潮的变革,更是直接与中国的政治运动和文化启蒙密切相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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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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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17 , 1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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