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红兵:佛教生态思想研究历程及趋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19 次 更新时间:2018-09-11 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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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红兵  

内容提要:国外佛教生态思想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80年代中期开始,相关研究成果明显增多,90年代中期开始,伴随哈里斯等对之前佛教生态思想研究的批判反思,该领域研究持续兴盛并不断走向深入,相继形成了护教论、批判论、建构论、德性论、文化人类学与社会学等研究方式。国内相关研究,台湾学界起步较早,90年代中期相关研究已颇深入。大陆相关研究大体上开始于90年代末,2007年前后开始有学者对之前的相关研究进行批判反思,这之后,佛教生态思想相关研究逐渐走向深入。借鉴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结合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对佛教生态思想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很有必要。

关 键 词:佛教  生态思想  生态文明建设  述评


伴随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欧美学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研究佛教与生态问题,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开始进入高潮。我国学术界对佛教生态的研究则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国内外佛教生态研究均经历了一个由比照生态文化思潮阐述佛教生态思想,到批判反思进而走向理性研究的过程。了解国内外佛教生态思想文化研究的历程及成果,对于把握研究趋势,深化佛教思想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外佛教生态思想研究[见英文版第91页,下同]


国外佛教生态思想研究是伴随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对生态环境危机的意识和反思开始的。1967年,林恩·怀特(Lynn White)在《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一文中指出,基督教是人类中心主义色彩最浓的宗教,是现代生态环境危机的主要根源。而佛教则与之相反,主张整体、利他,是一种环境友善型宗教。①受这种观念影响,一些东方佛教领袖及其西方追随者,从佛教自然观、佛性论、生命观等方面论证佛教的生态环保思想。欧美佛教生态思想文化研究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如下三阶段:

初期研究阶段(1964-1985)。本阶段相关研究成果很少。这一时期,日本禅宗受到欧美社会关注,相关成果主要集中在禅宗生态思想研究方面,对之后影响较大的是关于禅宗与深层生态学的研究。其他除了关于佛教生态伦理思想的初步思考外,有关佛教自然观、佛教动物观的文章,还算不上自觉的佛教生态思想研究。

研究开展阶段(1986-1993)。此时,欧美佛教生态思想研究兴起高潮。收集到这一时期发表的相关论文150余篇,出版论文集三种:《生态危机的佛教视角》(Klas Sandell,1987)、《法盖娅:佛教与生态论文集》(Allan H.Badiner,1990)、《佛教与生态》(Batchelor Marine and Kerry Brown,1992)。另外,《亚洲传统思想中的自然》(J.Baird Callicott,1989)等论文集也涉及佛教生态思想研究。特别是约翰娜·梅西(Johnna Macy)、阿伦·奈斯(Arne )等主编的论文集《像山那样思考:趋向所有生命共同体》(1988),更体现了阿伦·奈斯的深层生态学与佛教的甚深渊源。

这一时期佛教生态思想研究涉及的主题非常广泛。成果最集中的主题包括:其一,佛教环境伦理及其哲学基础。代表人物有斯密斯豪森(Lambert Schmithausen)、斯鹏博格(Alan Sponberg)等。相关研究突出佛教缘起论特别是华严经因陀罗网喻的生态哲学意义,强调佛教环境伦理区别于人类中心主义的特质。其二,佛教与深层生态学研究。代表人物有约翰娜·梅西。其多篇论文阐述了深层生态学“生态大我”观念与禅宗思想的内在关联其三,佛教动物观。搜集到相关论文15篇,涉及的话题包括不杀生、非暴力伦理、佛教素食主义、慈悲观、佛教关于动物实验的观念等等。其四佛教与生态的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搜集到相关论文30余篇,涉及的主题有佛教环境运动,佛教环境运动与入世佛教、生态女性主义等的关联,佛教生态思想与印度文化、日本禅宗、泰国佛教文化的关联等等。其中围绕泰国佛教环境运动及其文化根源的研究最多。其五斯奈德生态伦理思想研究。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是美国桂冠诗人,曾在日本习禅,其生态伦理思想深受禅宗思想影响,在欧美佛教生态思想研究产生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

兴盛深入阶段(1994至今)。这一时期欧美佛教生态思想研究一方面持续兴盛,另一方面逐渐走向深入。这一时期出版与佛教生态思想研究直接相关的专著即有20余种,如《佛教与深层生态学》(Daniel H.Henning,2002)、《佛教、德性与环境》(David E.Cooper,et al.,2005)、《深层生态学与佛教经济学》(Laszlo Zsolnai and Knut Johannessen,2005)、《佛教中的环境伦理:价值观的视角》(Pragati Sahni,2011)、《佛教中的环境哲学与环境伦理学》(Padmasiri D.Silva,2014)等。

这一时期佛教生态思想研究走向深入,主要体现在:(1)对之前佛教生态思想研究方法进行了批判反思,产生了哈里斯(Ian Harris)等的批判论研究,斯密斯豪森、丽塔(Gross Rita)的建构论研究,库珀(David E.Cooper)、詹姆斯(Simon P.James)的德性论研究,表明这一时期,欧美佛教生态思想研究逐渐走向理性;(2)研究主题更加深入细致,如探讨日本道元禅师与深层生态学的关系、对中日佛教“无情成佛”观念的生态意义、中国明清时期动物解放的研究等等;(3)研究领域拓展。如关于佛教生态经济学、佛教生态政治学主题的研究;(4)注重佛教生态思想的系统研究和建构。突出体现在2000年后,《佛教与深层生态学》《佛教中的环境哲学与环境伦理学》《佛教、德性与环境》等众多研究专著的出版;(5)更加关注佛教作为本土文化的生态价值,如关于印度、泰国、日本佛教文化生态价值的研究;(6)注重运用社会学田野调查、个案分析等方法研究佛教文化、生产生活方式的生态价值等等。

斯威勒(Donald K.Swearer,2006)曾撰文将欧美佛教生态思想研究划分为护教论、批判论、建构论、德性论、语境论五种研究类型。以下我们试从其思路出发,阐述国外佛教生态思想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及观点:

(一)护教论研究[93]

护教论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拜丁纳主编的《法盖娅:佛教与生态论文集》(1990)、贝克勒和布朗主编的《佛教与生态》(1992)、卡扎和克莱夫(Stephanie Kaza and Kenneth Kraft)主编的《法雨:佛教环境思想资源》(2000)等论文集。②以《法雨:佛教环境思想资源》为例,该书分为七个部分,大部分内容均是正面探讨佛教中包含的环境思想资源。如第一部分是佛教传统教义中的环境思想资源。内容涉及印度早期佛教山林隐修人与自然的关系,佛陀本生故事中为生命无我奉献的精神,寂天菩萨救度所有生命的誓愿,中国僧人寒山诗中体现的生命与自然的内在关联,佛教缘起论的自然观等。第二部分是20世纪思想家从关注生态危机出发,对佛教教理的生态诠释。内容涉及斯奈德的禅宗生态观,一行禅师对人与自然万物共生观念的突出强调,乔安娜·梅西倡导佛教将拓展对自然、生命的关怀,置于个人解脱之上等等。第四部分结合跟踪核废料装运、泰国僧人为拯救古老红木进行的树坐等激进环保运动,探讨佛教在当代如何将生态意识、内在灵修与激进环保运动相结合。第五部分主要探讨佛教对日常生活、野外活动的启发。如温迪·约翰逊(Wendy Johnson)致力于把佛教环境观落实于有机园林的实践中;鉴于当代粮食、水资源危机,斯奈德等在佛教不杀生戒律的视域中探讨食物选择问题的复杂性等等。③

护教论的研究方式倾向于围绕生态环保关注的自然观、生命观、现实的生态环保实践,从佛教中寻求思想资源和思想支持。其佛教生态思想研究往往是比照西方生态观念,从佛教中寻求相应的资源,尚不能从佛教的根本追求和思想体系出发建立具有佛教自身特质的生态思想系统。

(二)批判论研究[94]

批判论研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圣马丁大学的哈里斯和日本学者袴谷宪昭。哈里斯发表有七篇相关论文,如《如何对待佛教环境主义》《缘起与解脱:佛教环境伦理的问题》《佛教环境伦理和去传统化:生态佛教的案例》、《佛教及环境关怀话语:对方法论问题的一些思考》等。哈里斯认为,虽然佛教经典中的某些元素可以视为与生态伦理相契合,但是佛教经典中并没有一种清晰的生态伦理论述。乡野佛教当中虽然可以找到一些生态友善的痕迹,但这些与其说代表了佛教传统,还不如说更多的是一种民间信仰。哈里斯认为,生态议题本身是一个现代性议题,古代佛教并不关注这一议题。佛教关注的是人生烦恼痛苦的解脱,在其思想视域中,自然和人生一样,是无常的,是有待解脱的轮回之地。④

日本学者袴谷宪昭的代表性论文有《作为对“自然”的批判的佛教》《日本人与万物有灵论》。作为批判佛教的代表人物,袴谷宪昭认为中国和日本传承的如来藏系佛教思想,根本背离了印度原始佛教的缘起精神,因此在其基础上展开的一些生态论述,也不能算是真正的佛教的生态论述。⑤

佛教生态思想的批判论研究是佛教生态思想研究的深入。其局限是不能将佛教传统思想资源与现实的生态环境实践结合起来,探讨两者之间的互动。

(三)建构论研究[94].

建构论研究的代表人物有斯密斯豪森、戴维·艾克尔、龟田纯生等。斯密斯豪森的代表作有《佛教与自然》(1991)、《早期佛教传统与生态伦理》(1997)。《佛教与自然》一文认为,印度佛教确实没有关于自然的明确论述,对自然的态度上基本是一种疏离自然、亲近文化的立场。不过,斯密斯豪森主张亚洲佛教国家在传统佛教基础上发展出一种真正的佛教环境伦理的论述;《早期佛教传统与生态伦理》一文旨在探讨如何从早期佛教的立场回应当代环境危机,如何将当代的生态关怀整合到传统佛教哲学当中。文章针对哈里斯、袴谷宪昭的批判论观点,认为早期佛教中的自然展现的是自然的幽暗阴森的一面,但早期佛教对自然的取向,既不是改造自然,也不是屈从自然,而是从解脱的价值追求出发,主张从精神上超越自然。这种自然观念虽然与当代生态中心主义的浪漫主义描述截然不同,但这并不妨碍在此观念基础上建立佛教生态伦理。⑥

日本学者龟山纯生《日本传统的自然观与环境思想》《东洋思想关于自然的理解做出贡献的可能性——以佛教为中心》等文中阐述的佛教生态思想观念,也可以视作建构论的研究。他批判护教论者简单地将西方思想看作人与自然对立、人统治自然,而将东方思想看作人与自然协调共生思想,同时强调东方思想优越性的图解式观点;认为对于佛教等东方思想的生态意义,应放在历史中考察。而在当下,要研究佛教思想的生态意义,则应将佛教思想放在现实社会中思考,应在肯定近代科学技术文明和市场经济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基础上,在现代社会环境中探讨人与自然的共生问题,思考东方传统思想的现实意义和局限。在他看来,佛教思想并不像护教论者所认为的那样,对生态环保只存在积极的作用,佛教在市场化过程中,其传统思想中保留的生命和自然中心主义的观念,在现实社会中也开始解体了。⑦

建构论研究在理性反思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探讨佛教应对现代环境危机,建构自身生态思想的可能。艾克尔提出的从佛教自身的心灵追求探讨佛教自然观内涵,以及龟山纯生提出的在现代社会环境中探讨佛教的生态环保意义和局限的思想观念,对于我们研究佛教生态哲学及其生态文明建设意义具有启发作用。其缺憾是局限于佛教自然观,或生态环境建设的现实需要,未能从佛教根本价值追求出发,对佛教生态思想文化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四)德性论研究[95]

德性论研究的代表人物有库珀、詹姆斯、艾伦·斯鹏博格、池田大作等。德性论研究的代表作是库珀和詹姆斯所著《佛教、德性与环境》。库珀和詹姆斯不同意将佛教生态伦理建立在缘起论基础上,认为佛教缘起论并没有提出关于自然万物的统一的认识,将佛教生态思想建基于缘起论是不可靠的,佛教生态伦理应该建立在德性修养基础上。《佛教、德性与环境》一书着重论述了佛教生态美德的内涵。该书将佛教生态美德划分为一般性生态美德、自利主义美德和利他主义美德等三大类,并具体论述了“谦卑”“自制”“平静”“关怀”“非暴力”“负责任”“正念”等美德在生态环保当中的作用。⑧

日本学者池田大作在其谈话录《展望二十一世纪》《二十一世纪的警钟》中,将现代科学文明中包含的人与自然对立的自然观和为了人的利益征服自然、利用自然的思想动机,以及科学技术的滥用视作生态危机的根源。认为要化解生态危机,应从佛法的角度,从人的革命做起。所谓人的革命,就是通过对大我(宇宙的普遍的自我)的觉悟,克服与欲望相通的小我。人的革命的实现,一方面要通过佛教的实践从生命的深层进行,另一方面要在与现实生活的互动中进行。池田大作的思想将人的德行修养放在挽救生态危机的重要性之上,同样属于德性论研究的方式。⑨

佛教生态思想的德性论研究方式是建构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它将德性修养放在核心位置,抓住了佛教哲学的根本,代表着佛教生态思想研究的趋向。不过,国外佛教生态思想的德性论研究也存在自身局限,一是他们往往从西方美德伦理的模式出发进行研究,这种研究方式一方面有助于比较佛教与西方美德伦理的异同,深化佛教生态美德研究,但另一方面也会给正确理解佛教生态思想带来障碍。二是他们往往偏重于具体美德的生态环保意义研究,而对于佛教生态德性论的人性论基础,生态实践方式和途径缺少系统深入的论述。

(五)文化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96]

文化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是佛教生态思想研究的重要方面,也是研究佛教参与当代生态环保实践方式和路径的重要方面,国外这方面的成果很多。这里试举其中几篇文章为例。

斯威勒《理与诗、地与事:佛教生态学的资源》一文描述了自身亲历的泰国北部民众保护佛教圣地素贴山免遭商业开发的生态保护的行动策略。作者认为,关于素贴山的文化记忆和文化想象,是激发生态保护运动的一个决定性因素。⑩

斯蒂芬妮·卡扎的《美国佛教徒对土地的回应:西海岸两所静修中心的生态学实践》一文,对美国绿峡谷农场和灵岩山两处佛教禅宗静修中心在土地开发、利用、管理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进行了环境评估,文章还就佛教生态实践是受佛教传统所驱使,还是受美国环保主义的促进等问题做了探讨,并指出佛教禅修中心要在修行和实践方面进一步关注生态环境问题,需要禅修领导层、关键位置工作人员的创造性工作、教义对环境作用的强调等方面做出进一步努力。(11)

邓肯·威廉斯(Duncan R.Williams)在《放生、死亡与国家:日本中古时期的放生仪式》一文中,论述了中世纪日本佛教放生仪式,及其在东亚和东南亚盛行的情况,文章同时揭示了现代放生过程中所带来的导致一些动物死亡的消极后果。(12)

泓坡《韩国佛教环境21世纪议程》介绍了韩国佛教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反对开发伽倻山高尔夫球场、反对修建伽倻山贯通道路、举办清净国土联欢会场、创建佛教环境团体等方面的环境运动史略;从佛教生态生命思想的现代化,制定并实践面对时代课题的佛教方案,为佛教四众弟子开发、普及环境教育课程,妥善保存寺院文化遗产,做好系统管理,设置掌管环境专业机构,将环境预算现实化,推展环保、生态和谐型佛事,定期召开佛教环境工作会议,以及在培育佛教界环境专家和环境团体等方面做了具体的设计和规划。(13)

佛教生态思想研究目的是为了促进现实的生态环保建设实践,佛教生态的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研究,对于探讨佛教生态思想落实为现实的生态环保建设实践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二、国内佛教生态思想研究[97]


相对于中国大陆而言,台湾佛教生态思想研究起步较早,相关探索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颇深入,影响比较大的有圣严法师提出的“心灵环保”主张、杨惠南提出的建设人间佛教的深层生态学。

大陆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大体上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1998年在北京召开的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议,2001年中国佛协在普陀山举办“佛教与环保”讲演会,2008年上海玉佛寺“佛教与生态文明”学术研讨会,此三次会议对大陆佛教生态思想研究起了直接推动作用。(14)2007年开始,伴随该领域相关学者的批判反思,国内佛教生态思想研究逐渐走向深入。与此相关,我们大体上可以将大陆佛教生态思想研究划分为2007年前后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的研究主要是从生态文化关注的思想主题出发,探讨佛教能够为生态思想提供的思想资源。其关注的主题是与佛教缘起论、依正不二相关联的世界观,与“众生皆有佛性”“无情有性”、慈悲观相联系的价值观、生命观,以及佛教净土观中包含的理想生态观。尚未形成建设佛教自身特质的生态思想的理论自觉。而后一个时期,2007年开始有学者对之前的研究方式进行批判反思,也开始有学者试图从佛教自身价值追求和思想理念出发建构佛教生态思想体系。

与国外佛教生态思想研究相比较,国内相关研究起步较晚,对佛教生态思想的研究偏重于正面肯定其积极价值,鲜见批判质疑的文章。在发展进程上,也大体经历了类似于西方的从简单在佛教中寻找生态思想资源,到自觉建构佛教特色生态思想体系两个阶段。在研究主题及内容上,相关研究也比较全面。

(一)中国台湾地区的主要研究成果[98]

圣严法师“心灵环保”主张是对《维摩经》中所说的“随其心净则佛土净”观念进行的生态阐释。关于如何进行生态环保,圣严法师认为应从两方面着手:一种是从物质环境的保护,一种是正本清源从心灵的净化做起。在这两方面中,圣严法师又突出强调“心灵环保”的核心地位,认为物质环境的保护是治标,心灵的净化才是治本。围绕生态环保,圣严法师还提出了“以心灵环保来导正我们的价值观与行为偏差,以生活环保来确保生活整洁、俭朴与节约,以礼仪环保来提高人格的尊严,以自然环保来保护生生不息的自然生态”的“四种环保”的主张。(15)应该肯定,圣严法师的“心灵环保”思想是立足传统佛教观念进行的佛教生态思想的理论建构,其中也包含生态哲学的内涵。不过,相对而言,圣严法师的“心灵环保”主张更关注现实的行为实践,并没有对其环保思想做系统深入的理论论证。

台湾大学杨惠南教授批判奈斯从真常唯心论立场建立佛教深层生态学的主张,批判了圣严法师“心灵环保”主张重视心灵环保而轻视物质环保的倾向,主张将佛教深层生态学建立在缘起性空的理论基础上,强调人与环境事物之间息息相关的关联。杨惠南强调佛教深层生态学的人间性,强调对现实生态环境特别是本土生态环境的关怀。在心灵环保与物质环保的关系上,杨惠南认为心解脱与境解脱相互关联,应注重现实的生态环保实践。他还主张佛教环保实践应突破在山野林间捡废纸、垃圾,或放生野鸟等形式,而关注生态环保实践的社会政治经济层面。(16)杨惠南的相关研究,对于克服传统佛教偏重于个人心灵解脱,促进佛教关注现实的生态环保实践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在心灵环保与物质环保关系上,杨惠南相对偏重于现实的物质环保层面,没有抓住佛教文化重视心灵超越的思想特质。笔者认为,佛教生态哲学及其实践价值还是应围绕佛教自身的价值追求展开。

(二)中国大陆第一阶段的主要研究成果[99]

大陆第一阶段(2007年前)关于佛教生态思想的研究,是伴随西方生态文化思潮的译介进行的。比照西方生态文化思潮探讨的主题,中国大陆学术界、佛教界主要从佛教整体观、无我论、生命观、内在价值论、慈悲观、净土观、传统佛教生态伦理实践等方面挖掘、整理了佛教生态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如比照生态文化思潮中生态中心主义的整体观念,诠释佛教缘起论包含的整体意识;比照生态文化思潮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揭示佛教“无我论”对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以佛性论比附自然价值论的内在价值论;从佛教六道轮回说、慈悲观论证生态文化思潮的动物保护思想……

刘元春1991年发表的《天光云影共徘徊——关于佛教与维护生态平衡的思考》一文,是大陆发表的第一篇佛教环保思想的文章。该文从缘起论、发菩提心、求生净土三方面阐述佛教生态思想。(17)该文论述了佛教生态思想的主要方面,不过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魏德东1999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佛教的生态观》一文,系统阐发了佛教生态思想的理论基础、基本特征、具体内容和生态实践。该文认为缘起论是佛教生态思想的哲学基础,整体论和无我论是佛教生态思想的基本特征。佛教生态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无情有性的自然观,众生平等、不杀生的生命观,追求净土的理想观。(18)该文全面论述了佛教生态思想的基本内容,是这一时期佛教生态思想研究的代表作,在该研究领域影响重大。该文在研究方式上主要是从生态思想关注的主题出发,没有将佛教生态思想与佛教自身的价值追求和基本理念联系起来,将其纳入到佛教自身的思想体系当中考察。

(三)中国大陆第二阶段的主要研究成果[100]

大陆第二阶段(2007年后)相关研究的进展主要体现在对之前研究成果的批判反思,逐渐意识到结合佛教自身价值追求和思想理念研究佛教生态思想的趋向,这一时期结合少数民族文化、民俗,从文化人类学、社会学角度的研究成果也较突出。

1.关于佛教生态思想的反思与建构。其代表性成果一,是2008年“佛教与生态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佛教与生态文明》(19)中包含有数篇体现本阶段特征的代表性论文:

唐忠毛分析了之前佛教生态伦理现代诠释中存在的几种误区,认为佛教生态思想的诠释是一种生态价值观的“普世化”传导过程,因此,在进行诠释时不能完全从佛教信仰出发,而应立足佛教伦理的核心思想,尽量融合现代理性文明的积极成果进行创造性诠释。认为一味地泛泛而论佛教的生态整体思想、圆融理念、众生平等思想,并非是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而应反思生态文化思想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反思佛教生态思想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真正地落到实处,发挥自身的价值。认为在诠释佛教生态思想过程中,应避免随意用佛法替代科学解释,主张与其将佛教与科学之间进行相似性比附,不如积极挖掘佛教在人文层面和精神层面的价值。(20)该文是该领域研究中为数很少的带有批判性特征的论文。

宋立道比较了西方生态伦理观与佛教生态伦理的差异,认为西方生态伦理的基础是自然权利说,是道德权利观由人向其他生命、自然界的推展。佛教生态伦理的基础则是宗教解脱论;西方生态伦理是从当代自然科学及其方法论基础上生长起来的,佛教生态伦理观则是从其宗教世界观、宗教伦理观上旁衍出来的。生态伦理是一种后现代伦理体系,佛教生态思想研究不应停留在有关生态伦理理论层面的思想创造与引申上,而应与时俱进,在实践层面投身于全民生态活动当中。(21)该文对佛教生态伦理自身特征的强调,体现了佛教生态思想研究的自觉。

王雷泉则从佛教自身的思想理论出发,探索佛教生态思想的理路及核心。文章从缘起论和业力论这两个佛教教义的基本点出发,推导出两组与环保思想相契的基本原理:普遍联系、性空无我和依正不二、自他同体,即智慧和慈悲两轮。又以“心”为主轴,揭示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源,主张佛教生态环保实践也应以“心”为枢纽,以心净国土净作为建设人间净土的理想目标。(22)该文强调佛教生态思想研究应以“心”为枢纽,体现了佛教生态思想研究重视德性论研究的趋势。

其代表性成果二,是陈红兵出版的《佛教生态哲学研究》,(23)该书以佛教生态德性论为核心,对佛教生态价值观、生态德性论、生态存在论及其生态环保实践做了系统深入的探讨,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佛教生态哲学研究的学术专著。

从本阶段生态哲学理论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可以看出,反思佛教生态思想区别于其他思想的内容,突出佛教生态哲学德性论特质,是佛教生态哲学研究的基本趋势。存在的问题是,相关研究没有围绕佛教生态哲学的德性主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佛教生态哲学的相关主题与佛教德性论的关联如何,都没有得到相应的展开。

2.佛教生态思想的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是佛教生态思想研究的重要方面。本阶段相关研究成果明显增多,特别是关于佛教影响下的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研究较为突出。

相关研究以藏传佛教研究成果居多。突出的有南文渊《藏族生态伦理》一书,向瑞、赵垦田等《藏民族的文化、生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尕藏才旦《藏族民俗与生态保护》、洲塔《崇山祭神——论藏族神山观念对生态保护的客观作用》、秦茂军、汤明华《迪庆藏区民俗文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等等文章。应该说明的是藏族相关民俗、文化的生态环保意义,并不完全出于藏传佛教的影响,但无疑,藏传佛教在藏族文化、民俗的形成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南文渊《藏族生态伦理》一书从藏族世界观、信仰文化、民俗仪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精神追求等多方面论述了藏族思想、文化、民俗、生产生活实践当中体现出来的生态伦理观念,为佛教生态思想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化人类学材料。(24)洲塔《崇山祭神——论藏族神山观念对生态保护的客观作用》具体论述了藏族文化中的神山崇拜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意义。文章指出,藏族人民受自然崇拜、灵魂崇拜、苯教及藏传佛教的影响形成了现今的神山观念。对神山的崇拜与敬畏在藏民的日常生活中表现为各种宗教仪轨和禁忌。这些仪轨和禁忌反过来客观地保护了藏区的生态。(25)

北方游牧民族、云南少数民族的佛教文化对生态环境的积极作用也有相关研究成果,如齐秀华《游牧民族传统宗教信仰中的生态伦理思想》,韩官却加、辛峰《青藏高原蒙古族自然生态观的形成及演变》,阎莉、史永义《傣族圣境及其生物多样性意蕴》。《傣族圣境及其生物多样性意蕴》一文围绕傣族“竜林”的自然圣境与佛教的人文圣境主题,探讨了圣境崇拜在生态保护中的积极意义。所谓圣境,是指由于传统文化信仰的原因而受到崇拜、禁忌和保护的一类特殊自然——人文景观单元。“竜林”是坐落于村寨后面的一片森林,被傣族百姓视为祖先灵魂的居住地,神灵或鬼魔的安居之地,并由是形成一系列信仰意识和禁忌,使“竜林”里的动植物、土地、水源得到充分的保护。佛教人文圣境则是几乎每个村寨都有的佛寺,佛寺生态环境及动植物资源也同样因此得到了较好的保护。(26)

段玉明的《佛教环保技术试析——以峨眉山为例》一文以峨眉山为例,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了佛教建设、维护生态环境的宗教策略。该文以其选题新颖,在学术界影响较大。文章认为,佛教之于环境保护不只是为其提供了具有普世价值的理念而已,历代高僧大德还有许多具体的实践,形成了一整套的环保技术。从峨眉山的环保事例可以获知,宇宙化格式、神圣化诠释与仪式化操作是佛教最基本和常见的三种环保技术,而其核心则是借用各种方法对被其选定的环境穿上神圣的外衣,并对一般民众生起敬畏、形成规诫。峨眉山生态环境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佛教的这些环保技术。(27)

关于佛教生态思想的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相对而言,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较多,社会学研究成果仍很欠缺,与此相关,文化人类学研究成果大多停留于文献研究,相应的社会调查非常欠缺。要促进佛教积极参与现实的生态环保实践,相关研究显然是必不可少的。


三、进一步发展或研究的空间[103]


上文论述了国内外佛教生态思想文化研究历程及主要成果,在这里,我们试着探讨如何进一步拓展佛教生态研究。

第一,国内佛教生态研究有必要充分借鉴国外相关研究成果。欧美佛教生态思想文化研究比国内起步早,先后形成了护教论、批判论、建构论、德性论、社会文化研究五种研究方式,出版相关论著、论文集约三十部,不仅研究成果丰富,而且其研究方法多元,研究方式逐渐走向理性、成熟。国内相关研究只有建立在充分了解、吸收融合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才能少走弯路,及时走向理性、成熟。但客观存在的情况是,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很少借鉴国外研究成果。除了宣方《欧美学界关于佛教与生态的研究述评》一文对欧美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有较系统的介绍,笔者《佛教生态哲学研究》借鉴了欧美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外,几乎没有相关研究成果借鉴国外相关研究资料。要借鉴、吸收融合国外研究成果,对国外佛教生态研究的代表性成果的译介非常重要。在这方面,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何则阴等翻译的哈佛大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佛教与生态》;笔者与杜学鑫合作翻译了体现欧美佛教生态研究最新趋势的德性论研究的代表作——英国杜伦大学库珀、詹姆斯的著作《佛教、德性与环境》(该书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同时,对国外佛教生态研究历程、主要研究成果的总体介绍也很重要。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

第二,对佛教生态思想文化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国内学术界关于佛教生态研究近年来确实有长足的进展,但是差距也是很明显的,这主要体现在对佛教生态思想文化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成果非常少。总体而言,佛教生态哲学研究当前仍处于佛教思想研究的学术边缘。虽然近二十年来发表了140余篇论文,但发表两篇以上相关论文的作者寥寥无几,这表明,学术界真正以佛教生态哲学作为自身研究方向的作者极少。出版的专著仅笔者《佛教生态哲学研究》一部。国内学者对国外相关研究成果及趋势了解较少,也缺乏从不同视角对佛教生态思想文化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因此,对佛教生态思想文化进行系统深入研究非常必要。

第三,中国佛教生态思想文化的相关文献资料需要挖掘、整理。国外佛教生态研究大多建基于泰国、斯里兰卡南传佛教,以及日本禅宗文献,对于中国佛教相关文献资料的利用很有限。同时,国内佛教生态研究大多着眼于佛学思想的生态意义的阐释,所运用的多是之前佛学研究的一般资料,较少从生态主题出发重新挖掘、整理佛教原始文献。特别是佛教社会文化、社会实践方面的文献资料更需要从生态角度进行挖掘和梳理。可以想见,相关研究一定还存在更广阔的空间。

第四,结合现实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实践研究。佛教生态哲学研究最终要求落实到现实的生态环保教育和生产生活实践当中。学术界相关研究也曾涉及佛教生态思想文化的实践意义,但大多流于空泛的论述,较少结合我国佛教主体、运行模式,探讨佛教主体参与生态环保实践的方式和途径;研究佛教生态环保实践内容时一般局限于戒杀护生素食、节俭惜福的生活方式方面,其他方面鲜有涉及。拓展佛教生态研究的社会实践性维度本身包含多方面内容:如探讨传统佛教民俗在宣传、落实生态环保观念和生活方式中的作用;探讨佛教慈善支持生态环保实践的方式和途径;如何发挥不同佛教主体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对我国佛教信众生态意识、参与生态环保实践的方式和途径进行社会调查;如何促进佛教与各级政府,以及科学、教育领域的互动与合作,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等等。

①Lynn White,"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 Crisis," in Western Man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Attitudes toward Nature and Technology,ed.Ian G.Barbour(Reading: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1973),28.

②Allan H.Badiner,ed.,Dharma Gaia:A Harvest of Essays in Buddhism and Ecology(Berkeley:Parallax Press,1990); Marine Batchelor and Kerry Brown,eds.,Buddhism and Ecology(London: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1994); Stephanie Kaza and Kenneth Kraft,eds.,Dharma Rain:Sources of Buddhist Environmentalism(Boston:Shambhala Publications,2000).

③Kaza and Kraft,Dharma Rain:Sources of Buddhist Environmentalism.

④Ian Harris,"Causation and ‘Telos’:The Problem of Buddhist Environment Ethics," Journal of Buddhist Ethics 1,(1994):46-59; Ian Harris,"Buddhist Environmental Ethics and Detraditionalization:The Case of EcoBuddhism," Religion 25,no.3(1995):199-211; Ian Harris,"Getting to Grips with Buddhist Environmentalism:A Provisional Typology," Journal of Buddhist Ethics 2,(1995):173-190; Ian Harris,"How Environmentalist is Buddhism?" Religion 21,no.2(1991):101-114; Ian Harris,"Buddhism and Ecology," in Contemporary Buddhist Ethics,ed.Damien Keown(London:Curzon Press,2000),113-136; Ian Harris,"Buddhist Causation,Dysteology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in Purifying the Earthly Body of God:Religion and Ecology in Hindu India,ed.Lance E.Nelson(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0).

⑤参见宣方:《欧美学界关于佛教与生态的研究述评》,载觉醒主编:《佛教与生态文明》,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286-299页。

⑥Lambert Schmithausen,"Buddhism and Nature," in Buddhism and Nature—Proceedings of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Occasion of EXPO1990(Tokyo: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1991),22-34; Lambert Schmithausen,"The Early Buddhist Tradition and Ecological Ethics," Journal of Buddhist Ethics 4,no.1(1997):74.

⑦参见冯雷:《现代生态运动中东方传统思想的价值与局限——龟山纯生论日本佛教生态思想的现代意义》,《国外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龟山纯生:《日本传统的自然观与环境思想》,载王守华、戚印平编:《环境与东亚文明——东方传统环境思想的现代意义》,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

⑧David E.Cooper and Simon P.James,Buddhism,Virtue and Environment(Aldershot:Ashgate,2005).

⑨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荀春生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池田大作、贝恰:《二十一世纪的警钟》,卞立强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年。

⑩Donald K.Swearer,"Principles and Poetry,Places and Stories:The Resources of Buddhist Ecology," Daedalus 130,no.4(2001):225-241.

(11)斯蒂芬妮·卡扎:《美国佛教徒对土地的回应:西海岸两所静修中心的生态学实践》,载安乐哲主编:《佛教与生态》,何则阴、闫艳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第212-240页。

(12)邓肯·威廉斯:《放生、死亡与国家:日本中古时期的放生仪式》,载安乐哲主编《佛教与生态》,何则阴、闫艳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第144-154页。

(13)泓坡:《韩国佛教环境21世纪议程》,《法音》2008年第11期。

(14)惟善:《中国佛教环保理念与实践研究概述》,《法音》2011年第3期。

(15)《人生》杂志1999年10月第194期。

(16)参见杨惠南:《信仰与土地——建立缘起性空的佛教深层生态学》,《人间佛教与当代对话——第三届印顺导师思想之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财团法人弘誓文教基金会印行,2002年,第1-35页;《当代台湾佛教环保理念的省思——以“预约人间净土”和“心灵环保”为例》,(台北)《当代》第104期,1994年12月;《从境解脱到心解脱——建立心境平等的佛教生态学》,《佛教与社会关怀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中华佛教百科文献基金会印行,1993年,第195-206页。

(17)刘元春:《天光云影共徘徊——关于佛教与维护生态平衡的思考》,《法音》1991年第1期。

(18)魏德东:《佛教的生态观》,《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

(19)觉醒主编:《佛教与生态文明》,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

(20)唐忠毛:《佛教生态伦理的理论核心及其现代诠释的误区》,载觉醒主编:《佛教与生态文明》,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

(21)宋立道:《西方生态伦理观与佛教生态伦理》,载觉醒主编:《佛教与生态文明》,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

(22)王雷泉:《佛教能为环境保护提供什么样的思想资源》,载觉醒主编:《佛教与生态文明》,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

(23)陈红兵:《佛教生态哲学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

(24)南文渊:《藏族生态伦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

(25)洲塔:《崇山祭神——论藏族神山观念对生态保护的客观作用》,《甘肃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26)阎莉、史永义:《傣族圣境及其生物多样性意蕴》,《贵州民族研究》2012年第2期。

(27)段玉明:《佛教环保技术试析——以峨眉山为例》,《云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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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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