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国:美国学者对中国的一些理性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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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九十八的经过驼峰运送到中国的美援给了美国自己的第十四航空队,以及其他大量美军在华人员。[24] 陶涵还指出,在1949年以后的中美关系中,美国摇摆在国民党和共产党政权之间,最终不得不决定接受一个不再和苏联做盟友的拥有核力量的中国。[25]

  

   美国对中国抗战的实际贡献,在中国的现代史大家郭廷以笔下早就十分清楚。郭廷以指出,美国从来“不曾做到” 在中国维持飞机五百架,每月供给物资五千吨的承诺,还将原定在中国战区使用的飞机调往埃及(注:陶涵也强调此事对蒋的刺激),而史迪威“性情孤傲,轻视中国人的才能。”另外,除了1942年2月的五千万美元借款,“余皆靳而不予,反促中国力战。”[26] 台北中研院的现代史家张玉法持同样看法,对美国在二战对中国的态度多有批评。他指出:“美国一直重视欧洲和太平洋,轻视中国战场”,以及 “蒋欲调在缅作战的国军保卫桂林,为史迪威所拒。蒋以史仅注意缅甸战场,置中国战场安危于不顾,于(1944年)9月19日电请美国撤换史氏。” 张氏更批评美国对中国的利用和出卖:“美国投入中国战场,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初时希望中国战场能牵制日军,俾减轻日军对西太平洋压力, 嗣觉察国共间的地盘之争愈来愈烈...对中国的抗日能力感到悲观,乃不惜在雅尔达密约中牺牲中国利权,引诱苏军投入中国战场。”[27]

  

   不仅如此,在1949年后,艾森豪威尔政权曾多次对中国发出核威胁。[28]中国在1964年成功进行第一次核试验,而美国对华政策的微妙转向从1965年开始,在约翰逊总统任内就开始悄然启动。[29]在陶涵的笔下,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成为有核国家,是美国对华战略转向,最终抛弃蒋介石政权的最大催化剂。

  

   在科恩看来,自从1955年开始,就一直是中国方面主动寻求和美国改善关系,并声明不和美国因为台湾问题兵戎相见,而美国坚持要求中国大陆不对台湾动武成为双方关系的一大障碍。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多次拒绝中方提出的改善关系的动议,并持续加强台湾的防御力量。周恩来在1955年开拓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也因为杜勒斯的抵制,把美国驻华沙大使调往他处而告终。[30] 华沙谈判的再次开启,则很大部分是毛泽东实施1958年金门炮战的结果。基辛格因此认为,中国在中美苏三角关系中,以最弱的一方的力量,主动地和成功利用第二次台海危机调动美苏两巨头,并得以重开华沙谈判。[31]

  

   中美两国关系的改善完全是基于现实利益。尼克松访华这一事件放在更大的背景下看,只是1964-65年以后美国政府已经不得不接受一个拥核的中国的既定政策的延续和明朗化。除此以外,1970年代初的尼克松还面对苏联更为强势的威胁,从越战脱身的压力,以及希望借访华提升自己的声望的现实需要—在尼克松之前,还没有任何一个西方领导人访问过北京。[32]

  

   三、中国诉求的合法性和有限性

  

   布热津斯基认识到,中国在下列六个领域存在诉求:1,减少美国通过其盟友进行的围堵,减少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加强和中亚及欧洲的陆路经济联系;2,在东亚和与东盟关系中建立更为有利的位置;3,巩固和巴基斯坦的关系以及获得通往阿拉伯海和波斯湾的出海口;4,依靠俄罗斯,蒙古和中亚获取自然资源;5,解决内战遗留的台湾问题;6,在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建立更为有利的经济存在,从而获得稳定的原料,矿产,能源和农产品供应。但是他同时指出,这些诉求和苏联曾经追求的普世意识形态理想不同,反应的是中国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以及中国追求成为地区主导力量的历史观有关。中国“没有试图把自己的经验普世化。”[33] 黎安友则指,中国和美国的不同点在于,中国并没有“想要说服其他国家模仿自己的政治制度。”[34] 基辛格在《论中国》中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和美国一样,中国也认为自己在担任一种特殊的角色。但是它从来没有秉持美国那种一定要把自己的价值观传播到全世界的普世主义。”[35]

  

   黎安友认为中国把自己定位为,而且事实上也仍然只是一个区域大国,而非一个全球性的超级大国。在亚太大区,中国希望对所有地区内事务有更大的发言权,在邻国之间建立一个免于强权宰制和有利于中国利益的缓冲区。黎安友把这一目标称为“中国的柔性门罗主义”(Chinese soft version of the Monroe Doctrine )。戈德斯坦则认为,中国在南海争端中具有两个法理优势,第一,对南海诸岛的领土主权诉求并非始于现在的中共政府,而是从民国时期继承而来;第二,台湾管辖着南海面积最大的太平岛。[36]

  

   正由于对中国的诉求的某种程度上的理解,戈德斯坦在2015年出版的《半路遭遇中国》中,呼吁中国两国更多相互包容和妥协,并提出了多项政策建议,希望中美双方相向而行,在他所称的“合作螺旋”(Cooperational Spiral)中实现良性互动。他提出的政策建议包括对美国方面“与北朝鲜直接进行谈判”(笔者注:已在2018年6月实现),美国和“北朝鲜建立外交关系”,以及美国“从(朝鲜)半岛大规模撤军。”甚至有美国“支持中国公民成为世界银行行长”以及“关闭美国非洲司令部”,同时也建议“提高中国对外援助的透明度”和“限制向南美出售武器。”[37] 另外,戈德斯坦并不认为美国驻华使馆公布中国的空气质量数据是友善的做法,他建议停止这一行为。[38]

  

   余论

  

   从上述言论中,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部分清醒和理智的美国学者在一个漫长的时段中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带有很强连贯性的评估。这些评估包括共同的对中国文化内敛和防御特色的承认,和对美国文化进攻性和侵略性的确认。上述学者和政治家中没有一个人认为中国有超过合理限度的领土野心,或有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改造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欲望,相反都认为中国是一个事实上更为脆弱,同时也更克制的国家。布热津斯基赞赏中国审慎和渐进地实现全球力量再分配的努力,但也提醒中国注意不要像苏联那样过度扩张和炫耀武力,否则会无意识地再邻国中制造一个强有力的反华同盟,而中国实质上仍然还是脆弱的(vulnerable)。[39] Vulnerable也是黎安友反复用来描述中国的词语。他们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从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中期,美国对中国远远谈不上特别友善,即便是在表面上看来最为密切合作的二战期间。他们也注意到,中国的对外政策中,国家利益的驱动占主要地位,也更加务实,而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却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及相应制约。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的研究中,这些美国学者和官员都认识到中国的崛起和对美国在技术领域和全球影响方面的全面挑战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麦科伊甚至相信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衰落将在2020年左右开始,而布热津斯基已经把中国看作美国的继任者(successor)。放在一个长时段里看,这种冲突和紧张,和政治制度,所谓的“老大”,“老二”之争都没有关系,而蒋介石和美国的关系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尽管我们不必对普通美国选民的认知抱太多幻想,但也必须承认在知识界还是存在各种声音的。这些也可以称为“同情的理解”的论述(本文只是检视部分著作而非全部)使我们认识到,美国的相对言论和学术自由使其内部有一定的空间表达对美国自身政策的批判和反省,及学者的独立思考,如《半路遭遇中国》一书反复呼吁两国实现良性互动;也能出版对美国持极为强烈的批判态度,甚至带有个人怨气的著作--《在美国世纪的阴影里》的作者麦科伊就在书中大篇幅自述其博士毕业论文因涉及越战的敏感题材而被中情局干预出版和本人遭长期监控,因而此书的情绪色彩相对浓厚。这部分独立思考,对本国的体制持批判态度的学者往往置身高校,他们也存在因为对体制不满而把中国当成想象中的更好的制度的心态。(这种“篱笆那边的草更绿”心态可能在两国的学者中都存在,互为镜像)尽管这些学者是否“亲华”并不重要,他们的著作中基于长期观察和研究之后提出的一些理性分析也有利于我们看清中国文化本身的一些特性,优势和局限性,也更清楚地认识美国文化及两国关系的特质。

  

   注释:

   [1] Francis L. K. Hsu, Americans and Chinese: Reflections on Two Cultures and their People (New York: Double Day & Company, 1970),225, 347-348.

   [2] 费正清 著,张理京 译,《美国与中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14页。

   [3] 同上书,第67页。

   [4] 同上书,第439页。

   [5] 同上书,第437页。

   [6]  Zbigniew Brzezinski, Strategic Vision: America and the Crisis of Global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2), 69.

   [7] Andrew Nathan, Andrew Scobell,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4), xx, 7.

   [8] Lyle J. Goldstein, Meeting China Halfway: How to Refuse the Emerging US-China Rivalry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5), 19.

   [9] Water Millis, American Military Thought (The Bobbs-Merrill Company, Inc, 1966), 382.

   [10] Zbigniew Brzezinski, Strategic Vision, 89.

   [11] Andrew Nathan, Andrew Scobell,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110-111.

   [12] Lyle J. Goldstein, Meeting China Halfway, 71.

   [13] Alfred W. McCoy, In the Shadow of the American Century: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US Global Power (Chicago: Haymarket Books, 2017), 48, 52, 62.

   [14] 同上书,32页。

   [15] 同上书,194页。

[16] Warren I. Cohen, 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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