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盛:大数据时代改革获得感的解析与显性化策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7 次 更新时间:2018-09-10 18: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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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盛  

  

   【摘要】作为改革目标和评价标准的“获得感”是相关群体在实际获得收益基础之上的一种积极的主观感受。结合对浙江省多个改革项目第三方评估实践,获得感的测量和提升应在个体心理维度上兼顾客观收益与主观满意,在社会群体维度上兼顾总量与结构,在动态时间维度上兼顾结果与过程。在大数据技术蓬勃兴起的时代背景之下,可以运用基于语义情感分析的数据挖掘技术,形成“主观—客观”获得感的关联性分析;运用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舆情研判技术,形成“数量—结构”获得感的可视化分析;运用基于多智能体系统的政策仿真技术,形成“过程—结果”获得感的迭代分析,使获得感数字化、显性化。

  

   【关键词】获得感 改革 评价 大数据

  

  

周盛,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浙江大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中心

  

   习近平同志在2015年2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获得感”的概念,他指出“要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之后,“获得感”一词迅速成为政治话语系统和社会舆论中的热词,直至中共十九大明确将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作为改革的目标和衡量标准。那么,获得感的理论内涵应该如何解读?大数据技术蓬勃兴起的时代背景之下,改革的获得感是否有可能从价值层面的“执政理念”落实为操作层面可评估、可比较的“政策目标”?这是理论界亟待回应的现实议题。

  

   一、围绕“获得感”的理论对话

  

   “获得感”一词被正式写入政府文件之后,也迅速成为学术界热议的概念,已有成果从不同视角对获得感的内涵、评价标准、影响因素以及提升策略进行了阐释。

  

   (一)改革语境下的获得感内涵解读

  

   获得感概念的首次提出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中,初期的研究也都将概念的解释设定在了改革发展的宏观格局之下。

  

   第一,作为问题的“获得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高速发展的辉煌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矛盾,中国社会“已经从原来的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今天社会分化较为突出的国家”[①]。大量基于基尼系数、“大众抗议事件”数量的量化研究也让越来越多的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正在成为一座“社会火山”(social volcano),民众对社会不平等和不公平的不满正在不断积聚[②]。相应地,改革的成效存在总体获得感提升与相对剥夺感显著并存、历时性获得感明显与共时性公正感缺失并存等问题,这是中国当下语境中“获得感”的时代内涵,也是我们开展相关研究的现实背景。

  

   第二,作为动力的“获得感”。共享发展概念的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现状反思都将“获得感”放在了改革发展动力的重要节点上。学者们的研究与执政者的理念高度统一,均认为既往经验证明改革开放之所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积极参与,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事业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③],获得感是群众支持改革的客观基础,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体论也为这一判断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

  

   第三,作为目标的“获得感”。“要把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评价改革成效的标准”[④]。这种作为目标的“获得感”不同于末端测量的幸福感[⑤],不仅要体现在各领域的改革政策制定阶段,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群众福祉成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重要的是让获得感成为衡量改革绩效的重要标准,使其贯穿改革过程的各个环节,方能使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形成具有约束力的闭合回路。

  

   (二)多学科视角的获得感测量分析

  

   在对“获得感”概念进行理论阐释的基础上,已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尝试对获得感进行定量的评价与分析。当然,现阶段的大量研究还停留在宏观层面的获得感,学者们借用人均GDP、可支配收入等发展性的指标就整体的获得感及其变化进行了粗略的描述。也有极少数学者努力将获得感概念可操作化,以期得出更为精确的结论。例如,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社会质量与社会建设研究”课题组以生活改善情况的主观评价作为测量变量,通过对6个省(市)5745个有效样本的分析,认为城市居民的获得感是客观社会地位和主观社会地位的共同产物,下层居民的获得感最低[⑥]。也有学者将“获得感”具体为主体在就业、教育、民主参与、社会治安、食品安全等具体民生问题上的评价和感受,以满意与否作为衡量尺度,最终得出了获得感与政党认同、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⑦]。

  

   站在更为宏观的视角,虽然“获得感”一词是扎根于中国当下现实的新概念,但这并不妨碍其与兴起于西方的新绩效评估运动在技术层面的对话。从最早的瑞典政府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SCSB)、美国顾客满意度指数计量经济模型(ACSI)和欧洲顾客满意度指数测评模型(ECSI),到我国在引介基础上构建的中国政府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CCSI)[⑧]以及地方政府在摸索中开展的“百万市民评政府”、“万人评组工”、民主评议行风等绩效评估实践,都为获得感的测量提供了指标体系设计、计量模型建构和具体测量方法等方面的有益经验。

  

   (三)提升获得感的对策研究

  

   对于这一极具现实关怀的研究议题,学者们大都将对策研究作为重要内容。既有着眼于改革发展全局的顶层设计,包括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形成合理的社会结构;加强和完善制度建设,缓解贫富分化;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区域的协调发展。又有国际视野的经验研究,综合国外理论与政治实践中包容性增长、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公共事务的公民参与等方面的成功经验[⑨],从发展、民生、权利三个层面提炼了可供我国借鉴的提高获得感策略。还有部分学者聚焦在某一特定领域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如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中,提出打通服务居民的“最后一公里”来提升基层群众的获得感[⑩]。

  

   综上,关于“获得感”的已有研究基本涵盖从概念阐释,到评价测量,再到政策改进的完整逻辑链,构建理论框架的同时,纠正了人们以增长衡量发展的狭隘理念,并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制度设计的需求。但同时我们也发现这一逻辑链的起点,即对“获得感是什么”仍然缺乏深刻、全面的解读,致使对特定时期、特定区域的获得感尚无法进行科学的测量,提升获得感的精准施策缺乏可靠的理论支持。

  

   二、获得感的结构化解析

  

   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11]的提出解构了人们对于幸福与收入相关性的简单认知,二者之所以没有呈现单调递增的函数关系,很大原因在于“幸福”变量的多元复杂性。较之“幸福感”更具包容性和解释力的“获得感”同样也是一个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解析的概念。它既是个体心理维度上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复杂感受,也是社会群体维度上非均衡分布的社会情绪,更是动态时间维度上随政策过程不断变化的效能评价。

  

   (一)个体心理维度分析

  

   不同于“幸福感”专注于个体主观的心理体验,“获得感”是在实际获得收益基础之上的一种积极的主观感受。它分两个层面:一是客观层面的获得感,即改革带来的人民群众物化的利益或非物化的权益,前者可以表现为收入的增加和更为优质、可及的公共服务等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一种主体易感知、外部易观察的有形的“得到”;后者则是指公平正义的制度、共建共享的政策保障之下公民权利的增进及其实现,是一种无形的“得到”。二是主观层面的获得感,即人民群众分享改革成果之后从感知到认同最后达致满意的情感体验。

  

   以笔者参与的“浙江省设区市改革满意度第三方评估”项目[12]为例,客观获得感和主观获得感并不是简单的正相关关系,收益并不必然导致满意,满意也并不仅仅源自收益。所以粗略地对某项改革政策的获得感作出总体的量化评价并不可取,我们需要通过构建以客观收益和主观满意为轴的二维矩阵来明确获得感的精准定位(如图1)。

  

  

   图1 获得感的“客观—主观”二维矩阵

  

   显而易见,理想状态的改革获得感通常处于第一象限中,即高收益高满意。例如浙江省自2013年开始推行的健全“五水共治”长效机制改革项目(如图1中A点所示),三年2300亿元的财政资金和民间资本投入加之严格的目标责任考核机制,短期内使全省已基本清除“黑、臭、脏”等感观污染,城乡环境得到很大改观。这种收益虽无法量化为个体的收入,但生活环境的改善与生活水平的提升是人民群众更易感知也更为认同的收益,相应地这一改革项目的满意度高达87.64(满分为100),位列所有评估项目的首位。

  

   完全失败的案例出现在第三象限中,即低收益低满意,现实中这种极端的低获得感并不多见。

  

大量的改革项目都位于第二或第四象限,各项目的获得感可在图中进行可视化比较。例如浙江省自2014年开始推行的以“三权到人(户)、权跟人(户)走”[13]为核心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如图1中B点所示),截至2016年第三季度全省符合条件的宅基地登记发证率达到88.3%以上;村经社股份合作制改革完成率达97.77%,广大农民涉及农地、农房和集体资产的权利得到了法律的确认和保障,非物化权益的增长显著,但这种客观收益并没有转化为相应的主观满意。确权登记过程中对诸多历史遗留权属争议的搁置、人际比较后的相对剥夺感以及确权后无法交易形成物化的收益等因素,都大大消减了群众的主观获得感,政策目标受众的满意度仅为78.92,低于项目的平均值。同样是农村的改革项目,自2013年开始推行的以“农村文化礼堂”为主要载体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改革(如图1中C点所示),由于投入资源有限,截至2016年6月全省共建成农村文化礼堂5371个,仅覆盖到近20%的行政村,可量化的客观收益并不显著,且覆盖面积有限。但这一项目及时回应了农民极为迫切的精神文化需求,加之良好的宣传推广和文化辐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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