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成晨 刘志鹏:弱者的新武器:农民微博举报的成因、内容、困境与出路

——基于M市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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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成晨   刘志鹏  
如果村妇没有这层亲戚关系,又该怎么办?所以,普通农民的维权,可谓困境重重。

  

   五、农民微博举报的出路

  

   如何解决农民微博举报的困境?学界的研究多半集中在加强法制建设的角度,比如“要加强举报人的权利立法保护,尤其是对他们的人生安全和合法利益进行保护;[26]健全网络反腐立法和舆情监督机制”[27]等,但本文认为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补充和修正:

  

   (一)转变干部的工作作风,并加强网络反腐

  

   例如村民Z告诉我们:

  

   目前的计划,先用这些证据上访,因为我的证据是合法,而我们GL办事处及LT村只是在口头上狡辩,几年以来,拿不出任何文件及证明他们狡辩的理由是事实,并且他们对举报的信访回复是自相矛盾,同时我手上还有经过司法公正的协议书,GL办事处到现还没的落实,这些也是我向上级举报的重要的证据。在微博上举报还是继续举报,因为M市的基层作风,是完全脱离群众,基层及村干部是官小官气重,价值观扭曲,做事浮夸蛮横,造假及工作很不踏实,一些干部欺软怕硬,唯上不唯下,而这个风气一直麻城暗流涌动,群众的举报绵绵不断。政府部门之间互相照顾,很多社会矛盾一直存在,因此我认为M市一直有热点,也一定还有事会发生。如果事情还不能有进展,也许在下一届M市市委记及更换了GL办事处书记(后),会尝试一下法律诉讼。

  

   L1则说:“万一无效,我不会放弃,铁心不倒,不到黄河心不死,《杨乃武与小白菜》在封建社会能讨回公道,难道当今反腐全覆盖,是假的吗?只打老虎不打苍蝇,社会无法前进嘛。”他说:“微博举报如能直达中央权威机关和英明领导眼中,肯定还是好事,因为网上举报也是权力监督的重要一环。”

  

   某种意义上,通过反腐和转作风等方式,即从基层执政者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有利于解决农民的举报困境。要知道,农民微博举报并不是为了举报而举报,而是为了问题,把问题解决了,他们也就不会再举报(一般而言)。要治理的是举报的问题,不是举报这种行为。

  

   (二)加大中央监督力度,不得随意删帖

  

   村民D就曾告诉我们:“如今一些帮老百姓说话的微博,删的删,封的封,关的关。真是没办法。”所以,他们对微博举报的未来并不看好,因为“不让说”伤害了他们,可他们又是受害者,又“无处可诉”。同时,他们更希望他们的问题(民意)能被上级政府看到,被英明的领导重视,希望借助微博举报来监督基层干部的权力,从而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杜绝基层社会中的伤害农民利益的行为。

  

   (三)夯实“微博举报”的“正规军”地位,通过制度建设来保障农民的“举报有效”

  

   村民D告诉我们:“对于微博举报,首先只要事实可以运用,在人多地方呐喊总比一个人在墙角呐喊更能增加胆量,也能得到一些合理建议。”村民L3说:“微博举报确实是一个落实情况的反馈环节,要夯实它的正规军地位。”由此可见,微博在农民严重的价值和意义在何处。微博“能反应一些现实社会问题,因为让普通人都有机会,发表自已的言论。”(村民D2)所以,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解决微博举报的困境,首先是让受害的农民有地方可以“说”,然后再去考虑“说的效果”,继而再想办法解决“说的问题”。我们觉得沿着这个思路来化解微博所存在的困境或许比较有意义。同时,用法律来保驾护航。

  

   综上所述,只有通过转作风,加强反腐,完善监督方式,加强微博举报的地位和通过制度化的措施保证举报的效果,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对农民的利益伤害和尊严忽略。

  

   六、总结与反思

  

   的确,微博赋权给予弱势群体以新的抗争手法,或者说,增强了网络工具的抗争力度,让“有苦不能说”变成了“可以说”,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利益维护的目的。同时,微博举报也意味着一种政治参与,尤其是对政府加强社会治理而言提供了线下的一些真实的情况反馈。这种“弱者的新武器”所面对的问题,不仅需要在法律层面要加强对权力乱作为的监督,还需要在打破“权力-利益结构之网”,让农民能够通过网络这样的一种新工具来反馈事实——越过“中间权力部门”给上层以真实的底层社会写照。由此,社会的病情和问题才能得到政策层面的精准治理,也防止了基层干部的腐败。这对“十九大”报告里所谈到的社会治理创新来说,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向和方法,即利用“互联网+”的方式来精准达到[28]。

  

   事实上,弱者的新武器也弥补了斯科特的部分研究,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农民依靠的是“磨洋工”、“静坐”等原始的,基于本能的一种被动型的方法来予以反抗,但是有了互联网后的社会,农民可能不会再静观其变,而是选择主动型的权利维护和主张利益。一方面,这种新武器提供了弱者以工具,另外一方面,在这样的社区内弱者也被“传染”了一定的敢于维护权利的意识和文化。如此,善待网络举报,规范举报行为,不仅有利于每一个人的权利维护和对权力监督,而且对于社会的“安全阀门”也提供了一个可能性,否则长期积压而无处可说,就会造成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所以,转变对这些网络工具及其所带来的行为的思维和观念,则社会治理就会更加走向“善治”[29]和“共治”的境况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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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刘晨.农民上访:利益表达的网络化及其治理—基于网络政治视野下的田野考察和讨论[J].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报,2016,23(6):57-63.

   [23]中纪委网站开通接受网络举报[N].京华时报,2013-9-3(C01).

   [24]沈道远.删帖自保的官员缺乏舆情知识

   [EB/OL].(2015-5-21)[2017-7-27].http://cq.people.com.cn/n/2015/0521/c365408-24943240.html.

   [25]刘晨.社会暴力的起因、类型与再生产逻辑—以“吴妈事件”与麻城T村的调研为基础的讨论[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6,28(9):20-25.

   [26]刘静申.德国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启示[J].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报,2015, 22(3):97-101.

   [27]李鑫.网络实名举报:困境与出路[J].廉政文化研究, 2013(3):44-49.

   [28]刘晨.电子出生证亮相,带来的不只是便利[N].新快报,2018-6-7(A02).

   [29]俞可平.治理和善治: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J].南京社会科学,2001(9):40-44.

  

   注释:

   [①]我们之所以选择这3个方面进行回溯,原因在于微博作为一种网络工具,其改变了权力结构,导致其呈现出偏平化的特征,从而丰富了人们的监督工具。此外,正是因为这种赋权与增权,在利益表达的不通畅情况下,网民可以选择微博来作为抗争手段,从而在网络社区中进行相关的利益诉求和表达。

   [②]邮件调查法也是一种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其含义为:“通过给被调查者发送电子邮件的形式将调查问卷发给一些特定的网上用户,由用户填写后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再反馈给调查者的调查方法”,见《社会调查研究方法》,风笑天 著,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

   [③]如《网络政治视野下的抗争转型:基层干部腐败与农民的“以网抗争”——以鄂东G村为中心的调查》原载《农业部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农民上访:利益表达的网络化及其治理——基于网络政治视野下的田野考察和讨论》,原载《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麻城T村:农民权益抗争中的困惑》,原载《南方都市报》,2015年1月25日。等等。

   [④]这是我们根据姓氏对他们进行的编码,下同。

   [⑤]值得强调的是,因异地原因而选择微博举报与维权方法,在传统的研究中并没有注意到,无论是应星的以“气”抗争,还是于建嵘的“依法抗争”等。然而,网络却因为其特性给农民的微博维权提供了可能性。

   [⑥]例如http://weibo.com/u/2986966201?topnav=1&wvr=6&topsug=1。

   [⑦]笔者去亲自查看过,根本不影响修路。

  

   原载《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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