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40年,我的“被改革”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57 次 更新时间:2018-09-10 11:2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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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  

  

   一、伤痕、解冻与希望

   1978年2月,春节过后的一天,云低气晦,太阳无力但有些温度,我张望着走进西北大学。

   在报到的地方,我见到很多「来路非常奇怪」的同学:有十八九岁,和我一样大的,也有三十多岁甚至带着孩子的;有来自农村穿着黑棉袄的,也有穿着军装的……

   和这样一群个性迥异的人一起报到,并且即将要成为同学,我感觉到有些紧张,有些新奇,也有些期待。

   记得大家挤在几张纸前面签名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挤进来,报到的老师跟他说签完字要交钱,他手一摆,说:「老师,我哪儿有钱,这条命都是刚捡回来的。」

   他瘦瘦的,个子不高,穿着棉袄,腰上还扎着一根绳子,但说着一口标准的北京话。我对这个看起来像农民却说着京腔的同学充满了好奇,就在一边悄悄关注着他。

   后来我知道他是从北京来的知青,在1974年那个大家已经不那么积极下乡的日子里,他带着一帮人去延安插队,还写了一篇很重要的宣言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

   那时候人的积极性超出现在人们的想象,主动要求去受苦。即使刚刚经历了延安的一场特大洪水,差点被水冲走,他还能坚持读书。

   就这样,我开始了文革后第一届(77级)的大学生活。天慢慢暖和起来,人们的心思也逐渐苏醒。

   在学校,我听到了许多以前没有听说过的事情,见到了之前听说但被认为是腐朽堕落甚至是不耻的事情,比如学校里竟然不放革命歌曲,开始放软软绵绵的港台歌曲,我看到那些自信、英俊的同学们在简陋的食堂里兴奋地跳着交际舞。

   这些音乐听起来不那么有力量,大家伸着懒腰,走着摇摇晃晃的步子,这种情景似乎缺少了革命时代雄赳赳、气昂昂的激情。

   很快就到了1978年的年底,中共中央在北京开了一个重要会议,也就是后来人们常常提起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这次会议做出了关于国家发展的重要决定,这个决定改变了当时学校的学习、生活氛围,改变了我们学习的焦点和未来要去的地方,也改变了中国这四十年的发展方向。

   这个决定就是明确结束革命时代,要将党的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越到后来,人们越觉得这个决定之重要,之正确。因为新的时代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让社会有了秩序和法制,让国际社会开始尊重我们。

   当我在西安遥望着北京的时候,这个时代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开始了。人们的胆子似乎也变大了,对过去的痛苦有了更多的检讨,也出现了一批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比如小说《伤痕》、《班主任》,话剧《于无声处》。

   这一系列作品检讨了此前文革十年的荒诞日子里因为政治斗争发生过的人与人之间的折磨,重新把社会政治斗争使人性扭曲和对心灵的戕害等苦难生活的记忆倾泄出来。

   这段日子,人们不断地检讨,然后释放,把过去埋在心里的不满、痛苦、愤懑都发泄出来。这个时期后来被称为「解冻时期」。其实在斯大林去世以后,前苏联也有一些「解冻文学」。而中国这个时候的「解冻文学」就叫「伤痕文学」。

   光伤痕和解冻还不够,我们还要找到方向。于是在学校墙壁的公示栏里出现了很多从北京传来的诗歌,而且作品不断地更换,后来我才知道经常看到的诗歌来自一本叫《今天》的杂志。

   北京知青的同学们经常聚在一起写诗、朗诵,也举办活动传播他们的诗歌,这群参与活动的同学也被称为《今天》的文学群体。

   那时候,我知道了北岛,知道了《回答》,也被那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触动,潜意识里想把旧时代钉在悲剧和耻辱上面。

   这期间,星星画派和一些艺术家也开始觉醒,在学校的墙壁上我看到王广义、方力钧等画家的作品,这些都让我们思考,过去的时代到底把我们钉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20多岁的心灵就埋下了这样的思考,也让我认识到开启新时代的必要。

   春天里,市面上也变得自由起来,人们偷偷在宿舍里看起之前的「禁书」,公开讨论着青春的问题。当时大家传递着一本《青春心理学》,每天晚上在宿舍轮流读,里面还有性的话题。

   这样的事情在过去完全不敢想象,我感觉一切从冬天变成了春天,温暖重新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我的内心也散发出更多活力。

   在这种氛围的感染下,学校里的同学们也变得活跃起来,积极思考,随之出现了一批一批的小团体。

   中文系就办了文学刊物《希望》,毕竟我们不能停留在伤痕当中,接下来最重要的是追求希望,我们希望什么,想要去哪儿,想看见什么,想和什么人交往,我们的未来到底在哪里?这一切都凝聚在希望里。

   《希望》在校园里流传很广,很大地激励了我,一些很出色的同学,他们当时的表现至今都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希望》的确让我们感觉到要从伤痕和解冻中走出来,让我们觉得今天应该是有希望的今天。当时我所在的经济系也印刻了一本小杂志,叫做《经济初学》。

   更重要的是,武汉大学、北京大学等很多大学的经济系都开始通过这种传统油印的刊物交流起关于经济发展的想法。

   大学的日子很快在检讨过去、徘徊今天、追求希望中结束了。那是 1982年,知识青年回城让城市的就业压力非常大。着眼于这个问题,我开始用从经济学中学到的点滴,用非传统的方法寻求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这个研究也是我当时的毕业论文。

   毕业后,我的同学们相继被安排在政府里的经济、党政等各种部门。我考上了中央党校的研究生。那时中央党校是非常神圣的理论殿堂,于是我在心里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作为党的理论工作者,要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

   这件事让我很兴奋,因为曾经只是在中学和大学期间研读过马克思主义,但从来没有想过把研究它作为终身的职业。直到进入党校,真正做的时候才意识到这将是我毕生的工作,而且我还要用它换取一份工资来养活自己。

   在那里,我一方面享受着旧体制给予的独特照顾。我记得当时在党校常去的一家叫二十四号的商店里,我们每个人会有一个小本,可以便宜地买到特供商品,而且出门还有车,食堂里有很好的伙食。

   另外一方面,我日复一日地研究着马克思主义,寻找着它与现实相吻合的地方和存在差距的地方。

   在这段让我感觉稳定的学习和工作的日子里,突然间改革又出现了一种强劲的声音。

   农村改革的呼声过去以后,1984年后开始谈城市改革,1987年又开始谈政治体制改革,我一如既往地充满了兴奋,不安于简单地在书斋里看书、研究和思考,更希望与现实中的变化有所联系,所以一毕业就主动要求带职下放,去武汉最底层的生活当中去体验。

   于是我去到武汉搪瓷工厂做党办的副主任,之后又去了武汉市经委,在综合处任副处长。

   从工厂到经委,我每天都体会着工厂的细微变化,同时每天坚持观察、记录每个细节。比如在工厂里到底是书记说了算还是厂长说了算。工厂书记是一个风风火火的老干部,她看我读书看报,每次讨论事情时总是跟我说:「不读书,不看报,照样作报告。」

   我发现那就是她一生的工作方式,每次报告只要念几个经典的教条,就可以永远当好这个书记。我当时不以为然。可是她太会讲了,每次让我讲三四条记下后她就可以做报告。

   但是我当时依然认为生产痰盂、搪瓷盆这些产品不是讲出来的,是做出来的。而厂长就是这样一个技术干部,大学毕业以后来到这里。我还记得他总跟我讲,「事儿(产品)要做实做透,要学会算账。」

   在这种纠结当中,我内心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化,开始研究改革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现实问题。

   很凑巧,当时又有一批青年理论研究者出现,有武汉的「青年论坛」,也有北京的中青年改革研究、体改所、发改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我自然很积极地去跟这些先进分子联系,参加他们的活动,一如现在创业者的激情。

   在这种激情澎湃的思考中,我如饥似渴地看着金观涛编写的《走向未来》丛书,原来世界这么大,原来罗马俱乐部在研究未来,还有「增长的极限」等等这样的新词。

   我一下子顿悟,要解决中国的问题需要这么大的一个思考背景。我很受感染,开始积极地给杂志投稿,同时在中青年论坛等论坛表达自己的看法。

   在思想解放的那个时期,也有各种经济改革的会议。比如莫干山会议上出现了「价格双轨制」的意见,这对经济改革有很大的影响。之后又有天津会议,京丰宾馆会议等等。

   在那次的京丰宾馆会议,我也不满足于只是一个旁听者,最后成为了组委会的副主任,这之后还成为了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宣传部长。

   就这样,我从学习研究,参与到改革研究的活动中。后来又开始参与讨论政治体制改革,和迟福林、李永春几个同学一起编撰一整套政治体制改革的丛书。

   那时候我的一位领导对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要求:理论对策化,对策政策化;同时完成学者幕僚化,幕僚官僚化的身份转化。

   我一下明白原来这就是我未来的人生。照这一要求我不能仅仅是一个书生,也不仅仅是理论的后备人员,而应该真正参与到社会的改革当中。从此我逐渐走到了宽广的社会当中。

   在1989年之前的那段激情岁月,我就这样被改革推动着,改革的潮流也把我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改革成了一个在现实中不断探讨答案、推动现实改变并身体力行的年轻人。

   被改革以后,我变得更有激情,似乎面前的方向更清晰,道路也更加宽广。但万万没想到的是麻烦也更多了,终于有那么一天,我被改到离开往前疾驶的列车,被甩到一个空阔的荒地上,坠落到一个新的海洋里,这个海洋就是市场经济。

   我要做的事情也更直接,创办企业,为自己谋生,并且努力不被淹死;我们还要在新的海洋里造一条船,然后继续与陆地上的改革一起被改革、被推动、被前进、被追求希望。

  

   二、下海与上岸

   在1989年的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因为这个事件,中国前进的列车突然急停、转弯、改道。原来在车上的人,随着这次「颠簸」,被从疾驶的列车上踢下来。于是我陷入恍惚、迷茫,停在原地四处张望。

   可是要生存,要等待下一个时机,我没有选择地去了一家民营企业讨饭吃。过了几个月,心神落定之后,我又琢磨起自己的发展和前程,想找到一个新的方向。

   在这期间,原来在体制内研究改革的伙伴先后出来,要么跟我一样在民营企业打工,要么自己做个小买卖勉强维持生计,也有几人投奔到我所在的民营企业。

   在来之前,他们也尝试过好几个事情。最后,我们决定共同办一家万通事务代理所,帮别人解决事情,有点像王朔小说《顽主》中的「三T 公司」。

   这也是万通的由来,就是什么事儿都能办。后来,我和王功权、王启富、刘军一起商量,写了章程,拿去注册。遗憾的是,代理事务所没有注册下来。

   再后来,在磕磕碰碰中,我们找到了唯一一件能继续做下去的事情,就是做生意,而且是脱离原来的公司自己做。

于是在1991年,我和刘军、王功权、王启富、易小迪、潘石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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