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星:从“地方军事化”到“军事地方化”——以红四军“伴着发展”战略的渊源流变为中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93 次 更新时间:2018-09-09 23:5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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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往往很快就能在人格上打动他们。不过,历史的复杂性在于这种打动远不足以解决所有问题。在湘赣边,毛泽东的人格力量彻底征服了袁文才,但这种建立在个人崇拜基础上的征服并没有消除土客冲突,只是暂时将其遮蔽了,一俟毛袁分开,土客矛盾就以更剧烈的形式表现出来。毛泽东对袁王被杀可谓痛惜。在闽西,毛泽东竭力团结傅柏翠,但依然无法避免人各有志的结局。毛泽东对傅柏翠离开革命队伍颇感惋惜。而毛泽东与李文林这两个个性强悍者的关系更富戏剧性:先是相互欣赏,后则尖锐对立。毛泽东对公然与他作对的李文林可谓痛恨之极:“猛攻富农地主,富农地主于是不仅从行动上积极反对分田,不仅从组织上积极发展AB团取消派,而且要建议一贯的反革命理论,二全会议就完成了这一任务。二七会议是无产阶级、贫农猛攻地主富农,二全会议便是地主富农的反攻。”今天回过头来看,李文林主持的赣西南特委二全会议固然追随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路线,但这种路线谈不上是“地主富农的路线”,而他在陂头会议和罗坊会议上的个人意见本来也只是党内正常的意见分歧。但李文林与毛泽东渐行渐远,即使没有“收条事件”的出现,李文林在反“AB团”的高潮中恐怕也无法幸免于难。因为各种原因造成与自己关系的亲疏远近,从而产生不同程度的信任,本来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这种个人关系的远近和情感的好恶如果导致在政治上党同伐异,将异议者与富农路线、“AB团”挂上钩,就可能产生十分严重的政治后果。刘少奇在延安时期曾专文论述党内斗争问题,提出党内斗争应基本上是思想斗争,而不能混淆党内斗争与党外斗争。这也是基于诸多血的历史教训提出来的。

  

五、从“伴着发展”到“人民战争”:军地关系的定型化及其影响


   尽管毛泽东所开创的“伴着发展”战略在实践中遭遇过一些困境,但从总体来说,它还是成功地开辟了红军发展和农村革命的道路,也创造了独具高度的军地关系新模式。这种独特性既需要对中国乡村社会有深刻的洞察,又需要对现代中国条件下红军的生存处境有敏锐的体察;既需要擅长民众动员和政治领军,又需要准确把握军队与地方社会的接入口。同一时期的主要红军领袖,尽管都接受了在中共军队内部政治领军、以党治军的观念,但是,他们对军地关系的“波浪式发展”“伴着发展”战略体会并不深。比如,朱德是红四军与毛泽东齐名的另一名主要领袖。不过,朱德的卓越才能主要体现在军事指挥上。从1929年发生的朱毛之争可以看到单纯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之争。再如,彭德怀在1929年—1930年单独领兵湘赣、湘鄂赣地区时,意识到“武装斗争要有分工,即要有主力红军和地方游击队、赤卫队。没有主力红军打不开局面,粉碎不了白军进攻;没有地方武装,镇压不了反动的靖卫团、挨户团及地主富农的反水,也就保卫不了根据地”。但是,他的认识也基本上只到这个程度;他坦承“我们还不大会做群众工作,只是做了一些宣传工作。至于如何在农村中建党、建政、分田,还未入门呢”。彭德怀后来坚持红三军团与红一军团合并为红一方面军,交由毛泽东统一领导,一起行动,是因为从内心里服膺他的眼光和领导能力。在中央红军长征过程中遭遇惨重失败后,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被看作有独特战略眼光和才干的军事领袖而进入中共核心领导层。会后,他一开始在名义上是周恩来在军事上的主要辅佐者,而后逐渐成为军事上的主要决策者,最后才成为中共的最高领袖。一个非职业军人出身的人成为中共最高军事领袖,这说明毛泽东无人堪比的军事才能最终在中共党内取得了共识。

   随着毛泽东成为中共最高军事领袖和党的最高领袖,他在苏区时期形成的“伴着发展”战略也上升为中共军队的基本发展战略。1936年12月,他写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对这一战略作了系统的总结。他在1938年5月所写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中提出:“要用一切力量,包括武装部队的力量在内,去发动民众的抗日战争。”“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他在1945年4月的《论联合政府》里提出了“人民战争”的概念:人民军队的力量不仅来源于高度政治化的军队本身,而且来源于人民自卫军和民兵这样的群众武装组织的支持,来源于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的配合,来源于解放区人民对军队全方位的支援。“人民战争”概念可谓“伴着发展”概念的进一步提升,也意味着中共所塑造的现代中国军地关系的最后定型。

   “伴着发展”战略和“人民战争”战略的基本特征是:以正规化、职业化、政治化的军事武装为基础,在有红色力量的地方逐步扩展,扶持地方红色军事力量的成长,并推动地方政治秩序的重构,开启“军事地方化”的进程。

   这个进程的基本内涵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强调的是主力部队要克服所谓单纯军事观点,寓军于民,寓军于地,通过武器支援、干部派遣、干部培养、混编升级等各种渠道,在正规军事力量与非正规军事力量之间建立起有机的联系,构建起由主力兵团、地方兵团、游击队和赤卫队所组成的四级军事体系,逐步推进、适时升级、全民皆兵,最后实现以弱胜强的反转。这一内涵意味着中共的军事战略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民兵制度特别是府兵制度的提升,是晚清以来地方军事化进程的深化。

   第二个方面是要实现军事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合一。如果说晚近曾国藩的湘军通过儒家伦理所建立起来的军队与地方社会的关联被后世的军阀部队所破坏的话,那么,中共领导的军队就是要通过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新伦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具体体现为土地革命的政治伦理),重新建立起军队与地方社会的关联,消除地方与军队两条线并行的现象。如果说湘军的传统还只是意在克服军事危机、恢复地方传统秩序的话,那么,中共就是要通过高度政治化的军队的指导作用(这也颠覆了中共早期的组织层级,确立了新型的“党军”对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将军事革命同时转变为社会革命,用阶级政治和政党伦理来重建地方社会秩序。因此,地方社会不仅仅是单向地给军队提供兵源和粮饷,而且也在这种政治化的乡土重建中获得新生资源的能力,使军队获得强大而持久的动员能力,从而克服近代军阀部队飘浮在地方上的无根状态,跳出“国家政权内卷化”的陷阱。毛泽东青年时期就感慨:“中国之大,太没有基础,太没有下层的组织。在沙堵(渚)上建筑层楼,不待建成,便要倾倒了。……四千年的中国只是一个空架子,多少政治家的经营,多少学者的论究,都只在一个空架子上面描写”。而毛泽东在苏区通过“伴着发展”战略所创造的“新社会”,就是要突破传统政治家和思想家“造社会”的思路,将其奠基在严密组织起来的、以农民为政治主体的基层农村中。

   然而,“伴着发展”的战略既使军队直接卷入传统的地方社会矛盾(如土客冲突、租佃矛盾或地方主义),又带来军地关系种种新的张力:在土地政策上着眼经济发展或政治动员的冲突、在革命理想图景上共产革命与新村革命的分岔、在地方武装上保留或升级的矛盾、在根据地上放弃或坚守的争执、在组织上亲疏远近的差别、在人格上强强相遇的碰撞。这些传统的矛盾和新生的张力在主力军队的高压下,在阶级政治的某些模糊指向中,在领导人的意气中,有可能被简单地归结为敌我之争,从而采取“肃反”这种残酷的解决方式,给军地关系的良性发展留下阴影。

   此外,“伴着发展”战略所塑造的军事化社会具有强大的惯性,使其即使在中共取得全国政权后仍有很强的作用力。尽管1949年后由军队主导的军事化社会一变为由政党主导的总体性社会,但这两者的内在逻辑有诸多相通之处。如果说在战争时期那种军事化社会的塑造有助于克服地方社会的“内卷化”状态,那么,和平时期这种总体性社会的运作则使国家的力量几乎垄断了所有资源,主宰了民众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日常生活乃至内心世界,有碍于地方社会自主性的成长。

   应 星: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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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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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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