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星:从“地方军事化”到“军事地方化”——以红四军“伴着发展”战略的渊源流变为中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99 次 更新时间:2018-09-09 23:5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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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集中应敌与诱敌深入

   井冈山时期和闽西时期红军应敌的基本经验都是“集中应敌”,而在罗坊会议上,这一经验被发展为“诱敌深入”的战略。

   6月,按照中央指示,红四、六、十二军在汀州整编,毛泽东任红一军团政委兼总前委书记,红军开始从以游击战为主转向以运动战为主。8月,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决定整编为红一方面军,毛泽东任总政委兼总前委书记。10月4日,毛泽东率军攻下吉安。10月23日,蒋介石准备调兵进攻中央根据地。在此前后,红一方面军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先后召开了峡江会议、太平圩会议和罗坊会议,经过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江西省行委的激烈争论,克服了“立三路线”的消极影响,确定了军事上“诱敌深入”的行动方针。毛泽东后来承认:“战略退却,在没有经验时,说服干部与人民的问题是更加困难的问题。当军事的领导还没有达到对战略退却这样的问题可以而且应该集中到最少数人乃至一个人的手里而为干部所承认时,困难问题就发生了。”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在大军迫近的形势下能够作出战略退却的决策呢?他认为这种战略退却实施的条件需要有:“(1)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2)作战有利的阵地;(3)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4)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5)使敌人疲劳沮丧;(6)使敌人发生过失。”“人民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这就是苏区条件”,由于这个条件,最后三个条件也就容易造成或发现。72战略退却正是在红军割据区域实现了军事地方化的情形下才成为最有力的战略。可以说,敌人忙于内争时红军“伴着发展”的战略和强敌压境时红军“诱敌深入”的战略之间构成了互补关系。

   (二)“伴着发展”战略的张力

   1.“伴着发展”战略与土地分配之争

   赣西是江西土地较肥沃、经济较富庶的地区,许多地方党组织和武装领导人都出身富家,家中多有良田。因此,土地革命在赣西的开展遇到了较大的阻力。李文林领导的江西红军独立第2、4团1929年前基本上只打土豪而不分土地;赣西特委1929年开展的也仅是减租减息和抗租抗债的斗争,只分粮而不分地,或者只分已逃跑的地主的土地。甚至连这都被打了折扣。有地方干部喊出“党员的租不准减”,“同志的租债不准抗”;还有人主张“非党员的租可以减四成,而党员的租只能减三成”。73赣西特委书记刘士奇正是基于这样的困境,才将红四军请到赣西,这就有了陂头会议的召开。

   在陂头会议上,在中共六大确定的土地革命政策和主力红军的高压下,赣西南各地要从减租减息和抗租抗债改为分田分地,已经成为无人挑战的共识,但在如何分地上又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一方以特委书记刘士奇和特委委员曾山为代表,主张按照人口均分一切土地;另一方以江西省委特派员张怀万和特委委员李文林为代表,主张没收地主富农的多余土地,按照劳动力来分配。产生这个争执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所谓“自耕农”“半自耕农”与“富农”的分别。因为在张怀万和李文林等人看来,赣西自耕农和半自耕农的比例高达70%,而贫农和佃农只有20%左右,地主大约占8%。如果均分一切土地,势必影响到自耕农和半自耕农的利益;若不按劳动力而按人口来均分土地,也将不利于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不利于农业生产积极性的调动。他们对赣西农村社会阶层的划分,虽然已经开始使用新的阶级术语,但“自耕农”这种用法表明他们还带有传统的社会阶层划分印迹,因此他们眼中看到的是赣西地区由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占据多数的土地占有格局。74而刘士奇等人认为在土地总量中“地主阶级(包括祠堂庙宇公田)占百分之七十,农民占百分之三十”。75在他们眼中,“自耕农和半自耕农”的图象已经模糊不清,地主富农与农民的对立被突出了,公田都被他们划入了地主土地。“田主-自耕农-佃户”这种传统的田亩占有标准完全被阶级划分的标准所取代,“富农”这个在中国传统社会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外来语开始成为新的政治话语。

   毛泽东在会上对这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实际上作了某种折衷,即对没收一切土地并按人口均分的适用区域作了限定,76不过,毛泽东显然更倾向刘士奇等人的意见,其根据就是他在闽西积累的经验。如前所述,在邓子恢等人的领导下,闽西在红四军入闽前就进行了分田,确定了按照人口平分一切土地、以乡为单位、不打乱重分、抽多补少的标准。闽西之所以能够顺利实行按人口平分一切土地,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闽西的族田和公田比例高达30%到80%,个体地主和自耕农都很少。闽西土地的乡族共同体所有权远远高于私人所有权。77虽然赣西的土地分配情况与闽西有很大差别,78毛泽东还是坚持按人口均分土地才是争取全部群众的正确道路。所谓“争取群众”,首先就是争取贫雇农及农村边缘分子。尽管赣西这部分人群数量在农村中并不占据多数,却是将农民组织起来的关键人群。早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就提出:“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上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而那些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乡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要争取群众,首先是要靠这些最积极的少数来推动,因此“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他1930年5月在《寻乌调查》中依然坚持:“土地斗争一发展到群众的行动,便有大批的贫农唤着‘平田’和‘程度废债’的口号,就是对付这种富农的。共产党如要阻止贫农的行动,那末贫农就非恨共产党不可了。因此可知,不但打倒半地主性的富农是没有疑义的,而且平富裕自耕农的田,废富裕自耕农的债,分富裕自耕农的谷,也是没有疑义的。必须这样才能争取广大的贫农群众。这是农村斗争的重要策略之一。只有富农路线的机会主义者,才会站在这个策略的反对方面”。对他来说,土地革命首要的意义并不是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是在政治上鼓动和组织农民。而这种鼓动和组织,又首先必须满足贫雇农及农村边缘分子的要求。此外,争取农村边缘分子还有重要的军事意义。自耕农一般只愿参加赤卫队和游击队,不愿当正规红军。因此,红军的兵源除了俘虏兵外,一个重要的兵源就是游民无产者。“天天在战争中,游民分子战斗力却特别好,同时伤亡数目又大,所以不但少不了现有的游民部分,即另找游民来补充亦即怕找不到”。满足游民无产者的分田愿望,是增加红军兵源的重要保证。所以,毛泽东坚决地站在刘士奇一边,否定了张怀万和李文林的主张。张怀万在这次会上因与刘士奇等人的种种意见分歧而被开除了党籍,吉安延福地区四名抵触土地革命的地方干部作为“四大党官”被枪毙,而李文林遭到了虽不点名但异常严厉的批判——他被看作赣西南党内严重危机的代表人物,“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79毛泽东与李文林在东固曾经建立起来的友谊在陂头会议上宣告破裂。在“伴着发展”的战略下,军事地方化使军队与地方社会紧紧地粘连在一起,土地革命在地方社会引发的各种尖锐矛盾也势必转化为军地矛盾。但军地矛盾在不同时期的焦点并不相同。在初到井冈山时,红四军立足未稳,毛泽东更关心的是军队的生存问题,所以他选择了与掌握地方武装的袁王结盟。而在陂头会议上,红四军已经兵强马壮,掌握着对地方的控制力,毛泽东更关心的是通过分地来扩大政治影响的问题,所以,他不惜与李文林撕破脸面。

   由于主力军队的强势,李文林的意见被强行压制下来。但“富农路线”这顶大帽子实难让李文林心服口服。5月,李文林去上海参加了全国苏区代表大会,发现毛泽东的许多做法与李立三掌控的中央并不一致。因此,李文林回赣后马上召开了赣西南特委第二次特委全体委员会议(史称“二全会议”),会上对刘士奇开展了严厉的斗争,将其开除出党,并号称要“与农民意识保守割据观念的错误政治路线”开展斗争。这实际上是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毛泽东——“农民意识”这顶帽子就是李文林从李立三那里拿来作为对“富农路线”那顶帽子的回赠。李文林的这种做法自然大大激怒了极其自信而敏感的毛泽东。

   一个偶然的事件促使毛泽东与李文林的矛盾进一步激化。10月4日红一方面军攻占吉安城后,缴获了敌人的一些文件,其中发现一份署名“周作人”的黄金收条。这个收条被误认为李文林父亲充当“AB团”分子的证据。毛泽东在10月14日给中央的信中称:“近来赣西南党全般的呈一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转变农民意识的口号为富农地主利用去反对贫农雇农,至根本动摇赣西南平分土地的趋向。”“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改造,决不能挽救这一危机。”他在10月26日起草的罗坊会议决议中,更明确声称:“改造全部党的组织和团的组织重新建立,不使有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团)留在党内团内,因为现在赣西南的党内和团内充满着富农反革命分子的原故。”“从政治上指出AB团各种欺骗阴谋,肃清在群众中的影响,严厉的镇压AB团,处决AB团中的一切活动分子”。80“收条事件”的出现使毛泽东将对手的富农路线进一步上升为“AB团”,这就意味着已经将党内分歧、军地矛盾上升为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

   2.“诱敌深入”战略与坚守地方之辩

   “诱敌深入”战略本是“伴着发展”战略在强敌压境时的演化结果,但强敌压境使军地关系更加复杂化,因而“诱敌深入”战略的实施势必遭遇诸多困难。“伴着发展”企图使主力红军扎根在地方社会,使主力红军和地方社会能同时得到成长。但是,红军处在敌强我弱的状态下,是以保存自己实力为基本原则的,需要在不同的地方之间灵活游击,而非固守一地。即使是在已经建立起很好的群众基础的根据地核心区域,毛泽东也认为在敌人的围剿大军到来时,应该“放开两手,诱敌深入,大量消灭敌人”。因此,他反复强调像红四军这样的主力红军是所谓“超地方红军”:“超地方的红军必须在中央直接指挥之下,才能适合革命环境的需要,而不受地方主义的累害”。81在中央远在上海、红四军曾长期缺乏电台的情况下,所谓“由中央直接指挥”其实是一种虚辞,红四军在苏区中央局建立前实际上听命于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

   红四军竭力区分两种割据:“群众割据应该出于群众的需要,千万不能凭红军的力量,用打天下的本领打出一个割据来。红军的割据与群众的割据不同,红军的割据单独用军事力量去占领一个地盘,在红军割据下的群众震于红军的声威,成了红军的老百姓,这个割据非常不可靠。群众的割据出于群众自身的要求,群众武装起来驱逐他的敌人,自行管理区域的大小事件,这样的割据,敌人是不能消灭的。”不过,这两种割据实际上又很难截然分开。1931年前,苏区的基础还是相当脆弱的,在很大程度上仍要仰赖主力红军的保护。如果说连主力红军都需要避敌锋芒的话,那么,地方政权及其武装在强敌面前往往不堪一击。因此,地方领导人总是希望能够在本地留住主力红军,反对红军的战略退却。尽管这些意见的确是基于地方利益的考虑,但是,“群众在敌人进攻看着红军逃脱,一定失望要怨恨红军,结果于红军群众都有损失”。82因此,在大敌当前时,如何平衡地方利益与整体利益,如何清醒地认识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关系,如何不为复杂、严峻、惨苦的环境所迷惑,如何能够下大决心、作大牺牲,以赢得大胜利,这是只有毛泽东这样坚定果敢的军事战略家和政治家才能做到的。眼光短浅、妇人之仁、畏惧牺牲,都可能给军队带来灭顶之灾。中央根据地后来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但是,这种思想最初被地方干部和群众接受是极其困难的。在罗坊会议上,李文林就代表江西地方干部坚决反对毛泽东所提出的“诱敌深入”战略,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83这种意见分歧本来也属正常现象,不过,“收条事件”的出现使毛泽东把李文林与他在土地政策及军事战略上的分歧都看成了“AB团”分子反对红军的伎俩。

   3.“伴着发展”战略与亲疏远近之别

就红军与地方武装的关系来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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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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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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