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星:从“地方军事化”到“军事地方化”——以红四军“伴着发展”战略的渊源流变为中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23 次 更新时间:2018-09-09 23:5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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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星 (进入专栏)  
他回国后曾在五四运动发生后专程去过北京,而当时正是周作人开始大力宣传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思想的时候。新村的理想从此在傅柏翠心中扎下根来。一般来说,无政府主义思想主要是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前后的新青年中盛行,中共兴起后影响力就大减,后来更消声在国共的武装对抗中,仅仅成为城市个别小群体的喃喃自语。而傅柏翠的特殊之处在于,他自从1928年5月因各种情势被逼上武装暴动的道路后,虽然在中共革命队伍中主要是以地方武装领袖的角色出现的,但他心中始终没有忘怀在其家乡——上杭北四区实践“新村”的梦想。我们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理解他与其他共产党人的一系列分歧:他在蛟洋暴动爆发的当口与邓子恢争论是否应该匆忙发动暴动,是否“不接受上杭县委的指示,起来做杀土劣烧契据等工作”;他领导的农协将孙中山的像与斧头镰子像并列,公开表示他“既拥护共产党,又崇拜孙中山”;成立四纵后,他非常反感部分红四军外派干部打骂士兵的军阀作风,也不主张在革命高潮到来前尽量把红军队伍扩大;他从1929年冬开始在北四区主张实行不分阶级、土地由农民集体耕种、共生产共消费的“公田制”和“共家主义”。因为一直惦记着他自己描绘的家乡理想图景,他既不愿意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北四区事务,自己也始终不愿远离家乡,哪怕他后来自行脱离四纵。他的这些主张虽然在北四区民众中有极大的影响力,却完全得不到闽西其他领导人的认同。1929年7月闽西党组织召开“一大”时,就把原定以上杭为闽西革命中心改为以龙岩为闽西革命中心;傅柏翠的主张在会上遭到了批评;他作为闽西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最后连特委执委都没有当上;9月红军攻入上杭城后,他又由四纵司令改任党代表。但这些遭遇并没有使性格极其倔强的傅柏翠改变想法,反而使他更蜷缩在家乡,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出来任职和参会。1930年4月他终于因为“交枪事件”与邓子恢公开决裂,1931年2月被错误地打成“社会民主党”领袖,3月与闽西肃反委员会主席林一株兵戈相见,拥兵自卫,并公开打出了“和平(不反对富农),自由(不当红军),土地(不出土地税)”的旗帜。

   应该说,在闽西的地方领导人中,红四军对傅柏翠曾经是很器重的。四纵成立时,朱德支持傅柏翠当司令;傅柏翠不仅在红四军“七大”上当选为前委委员,而且在会后不久当选为前委3名常委之一。从毛泽东与闽西几位主要领导人的关系上看,在政治主张上毛泽东坚持支持邓子恢、张鼎丞;不过,毛泽东对傅柏翠可能也还有相当的同情成分,因为他们青年时期都曾受新村思想影响,后来又都是有主见、有坚持的文人领军者。红四军“七大”到“九大”之间是毛泽东在红四军失势、到地方休养的时期,他与傅柏翠因此有了更多的接触。毛泽东多次试图缓和傅柏翠与闽西其他领导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红四军1930年1月临离开闽西时,毛泽东力劝傅柏翠随军行动,甚至允诺他如果不愿意带兵可以不带兵,只担任专门为他设的红四军调查委员会主任。毛泽东劝傅柏翠随军出闽,与他在井冈山劝袁文才随军下山一样,是想调和地方领导人之间的矛盾。但与袁文才相比,毛泽东的个人魅力在傅柏翠那里打了许多折扣。袁文才只是一介武夫,而傅柏翠却是有自己独特理念的地方枭雄,他的思想和性格比袁文才(以及李文林)要复杂得多。如果毛泽东一直留在闽西,也许还能大体维持傅柏翠与其他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至少在双方陷入紧张局面时能处理得更留有余地。但毛泽东一离开闽西,这种局面很快就失控了。仅仅因为傅柏翠在北四区拥有极高的威望,当地几乎所有民众都与他同进退,使他得以拥兵自重,才避免了像袁王那样的悲剧。这意味着星星之火在赣西南及闽西大地的燎原,不仅可能遭遇传统的土客矛盾、地方主义等问题,还可能遭遇不同的激进思潮的碰撞。这种碰撞使星火燎原之道呈现出斑驳复杂的历史面向。

  

四、从陂头会议到罗坊会议:“伴着发展”战略的最后成型及其张力


   从1930年1月红四军回师赣西南到10月罗坊会议召开,这是红四军军事战略思想发展中又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就在这一年,红四军先是卷入了赣西南地方领导人之间的争论,而后又在进攻中心城市和反“围剿”的方针上与红三军团及江西地方干部产生了分歧。正是在这些争论中,“伴着发展”战略最后成型,并由1930年底到1931年连续三次反“围剿”的成功而在军事上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成就了毛泽东在军事史上的一段辉煌业绩。然而,在1930年争论中触及的那些矛盾并没有真正消除,反而一直在发酵中,直至当年12月酿成了“富田事变”。当然,“伴着发展”与“富田事变”之间并非直线的因果关系,不过,“富田事变”的爆发的确揭示出“伴着发展”战略在实践中所面临的某些张力。

   (一)“伴着发展”战略的最后成型

   1930年2月初,毛泽东率军到江西永丰县时,得知赣西南党组织内部在分田等问题上出现了争论并陷入了僵局,遂决定2月7日在吉安陂头召开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和红五军、红六军联席会议,史称“陂头会议”,也称“二七会议”。2月16日和3月18日,新成立的共同前委发布了由毛泽东起草的第一号和第三号通告。5月,红四军代理政委熊寿祺代表红四军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红军代表会议时,向大会提交了一份题为《红军第四军状况》的报告。这三份文献系统地总结了红四军在湘赣边、闽西和赣西南武装割据的经验,正式提出了“伴着发展”的战略和“同时扩大同时深入的工作方针”。下面以此为基础对这一战略略作分析。

   1. 成立共同前委,统一军权和地方党政大权

   陂头会议最重要的一个成果是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共同前委,统领红四、五、六军以及赣西南所有的党政军组织。这使毛泽东在江西省委业已被敌人破坏、赣西南党组织内部纷争激烈、主力红军之间统属不明的情况下,自行统一了军权和地方党政大权,奠定了“伴着发展”的组织基础。中央1930年4月也承认了共同前委的合法性。与此同时,在前委三号通告中还规定了红军各层级党部对地方相应层级党部的指导关系,使军事地方化有了组织依托:“红军的军委与地方的特委开联席会,解决问题,对县委以下,军委可以直接地指导工作。红军的纵队委与县委开联席会解决问题,对区委以下可以指导工作。红军的支队委和地方的区委开联席会,解决问题,对地方的支部可以指导工作。红军的大队委与地方的支部,开联席会解决问题。特委对于纵队委可以指导他的工作,但在超地方性的红军各纵队,不能完全束缚他的行动。前委以纵队为单位,派遣的巡视团与特委开联席会议解决问题,对县委以下行使指导的职权”。

   2. 明确三大任务

   陂头会议按照中共六大会议精神提出了三大任务:“扩大苏维埃区域,特别提出夺取江西全省的口号;深入土地革命;扩大工农武装”。建政、分地和扩红都被提升到了省级的地域层面。

   3. 将军队行动重心按照不同时机和区域进行划分

   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已提出“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陂头会议后他继续坚持这种军队行动重心按照不同时机划分的做法,并对发动群众和应付敌人的战术进行了进一步的提升。在发动群众上,他强调军队行动重心要按照有无群众基础的区域进行划分。无群众基础的地方,红军的工作不必求全,也不必强求工作效果,因为那些地方“每处住不到三五天又开起来走,做了些宣传,也组织了几个小小的农工会,几个嫩芽般的支部,但红军一走动,马上就塌了台,这样的组织算不得组织”。而有群众基础的地方,红军的工作必须深入、细致而持久。所谓“伴着发展”最原始的含义就是“伴着原有小块红色区域发展,及成立新的小块红色区域,再促进他去发展”。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同时扩大、同时深入的效果,即“在一定时间,指定区域内集中精力扩大这地区,同时即深入这一地区”,重点将原有的赤色区域进行打通和连贯。红四军在这方面曾创造了三个经典的范例:“第一,如湘赣边界原先有党,加上四军的帮助便扩大发展,经过数年斗争,有发展到吉安之附近,造成广大的赣江西岸的大块赤色区域。第二,是东固和桥头原先有党,经过江西二、四团的奋斗及四军之帮助,发展扩大成为赣西南赣江东岸一大块赤色政权。第三,是闽西蛟洋、白土、金丰里、溪南里原先有数块小苏维埃,经过四军的帮助很迅速地造成闽西广大的赤色区域”。

   4. 分兵游击的前提:社会调查技术的引入

   红军无论到什么地方去开展分兵游击、发动群众的工作,其基本前提是要把社会调查技术引进来。“游击部队达到某地以后,第一步必须做调查工作,由军官及党代表负责必须经过调(查)工作以后,才能开会决定该地工作,因为红军行动如行云流火(水)一般,所到之地,皆不明情形,若不调查则一切决定必(不)能切合当地群众需要,比如红军标语打倒土豪劣绅这样写的时候很少,因为太空洞而不具体,我们必需先调查当地某几个人是群众最恨的,调查以后则写标语时就要成为打倒土豪劣绅某某等,这个口号无论如何不浮泛引起群众深的认识”。毛泽东将他在国民革命时期就擅长的农村调查技术与军队行动结合起来,并在实践中不断砥砺前行,使之成为日后同时对抗“教条派”与“经验派”的利器,这是他在苏区时期一个特别重要的政治发明。

   5. 分兵游击的七项任务和三个层次

   红军分兵游击共有七项任务,可以分成三个层次进行。第一个层次有三项任务:分发土豪的谷物给贫民以发动群众;进行文字宣传、口头宣传、群众大会、化装讲演以宣传群众;组织赤卫队以武装群众。这三项任务即使是在无群众基础的区域也可以去做。第二个层次也有三项任务:建立工会、农会及革命委员会以组织群众;建立党的支部或区委以领导群众;办群众领袖训练班及党的干部训练班,三天或五天毕业,以训练群众。这三项任务一般只有在有群众基础的区域才值得去做。第三个层次只有一项任务:通过苏维埃政权分配土地。这只有在有良好的群众基础,且红军有持久工作时间的区域(至少一周)才可以进行。在这七项任务中,完成土地分配是最高的目标,但建立和扩大从暴动队到赤卫队再到地方红军的三级地方武装是最重要的基础。“扩大红色区域主要条件就是农民武装,若不能创造农民武装,则所谓深入工作只是一句空话,游击队所到之处,凡属做有深入工作希望的地区,不但不能把原群众武装收缴了去扩大红军,(要在广大赤色区域的腹地部分土地斗争业已深入,武装作用减少了的时候,才能有计划地集中一部分地方武装编为红军)。在红军斗争力不大,感觉损失的条件之下,还一定要由红军拨枪枝去武装群众,不但要出枪,有时还出子弹,不但拨出子弹,有时还要拨出军事工作人。在红军力量不强,事实上无法拨出枪弹及人员的时候,就要尽可能的努力去收缴豪绅及小部队敌军的武装去武装农民。总之,游击部队对于地方武装是与他的工作同始终的,谁不把武装地方看作十分迫切的工作,谁不看重地方武装,如同看重他自己的部队一样,谁就是抛弃群众的机会主义者”。

   6. 集中应敌与诱敌深入

   井冈山时期和闽西时期红军应敌的基本经验都是“集中应敌”,而在罗坊会议上,这一经验被发展为“诱敌深入”的战略。

6月,按照中央指示,红四、六、十二军在汀州整编,毛泽东任红一军团政委兼总前委书记,红军开始从以游击战为主转向以运动战为主。8月,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决定整编为红一方面军,毛泽东任总政委兼总前委书记。10月4日,毛泽东率军攻下吉安。10月23日,蒋介石准备调兵进攻中央根据地。在此前后,红一方面军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先后召开了峡江会议、太平圩会议和罗坊会议,经过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江西省行委的激烈争论,克服了“立三路线”的消极影响,确定了军事上“诱敌深入”的行动方针。毛泽东后来承认:“战略退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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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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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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