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星:从“地方军事化”到“军事地方化”——以红四军“伴着发展”战略的渊源流变为中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19 次 更新时间:2018-09-09 23:5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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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成革命潮流高涨的重要条件”。但是,在经历了红四军二次入闽半年多的革命实践,平息了红四军内部的论争后,毛泽东于1930年1月5日意气风发地提出了中国革命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萌芽:“无疑义的它(红军与农民苏维埃)是半殖民地无产阶级斗争最重要的同盟力量(无产阶级要走上去领导它),无疑义的它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是不能达到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毛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的建设政权的,红军游击队与广大农民群众紧密地配合着组织着从斗争中训练着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武装组织从乡暴动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以至于超地方红军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向前扩大的政策,是无疑义地正确的。”“真正的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重要工具之一。”“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44虽然毛泽东对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系统理论总结是在延安时期才作出的,但是,他在闽西时期提出来的星火燎原之道已经蕴含着以农村根据地为中心去争取全国政权的思想。

   究竟如何在广大的乡村地区实行“连片割据”呢?1929年7月,在经过毛泽东修改的闽西一大政治决议案中,对此提出了具体的设想:“第一,建立中心工作区域。闽西范围内应有一地或相连属的数地为中心区域,在这个区域内建立深入工作基础,以为全闽西向前发展的根据地。一县之内亦应有中心工作区域以为一县发展的根据。第二,赤色区域的互相连属。要加紧赤色区域间空隙地带的工作,使之打成一片,免去孤立的弊病。第三,波浪式的向外发展。依傍着已有工作的地方如波浪一样的向前推进,不要是不相关联的冒进”。45“中心”“连属”和“依傍”,透彻地展现了“连片割据”的布局方式和运作机制。

   2. 地方红军的诞生:主力红军与地方武装之间的纽带

   井冈山时期,红四军就初步建立起由主力红军、赤卫队、暴动队这三级武装构筑起来的军事化层级。不过,主力红军与两级地方武装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单向的:主力红军在枪支和人员上扶持地方武装,但地方武装还很少被主力红军所吸纳。袁文才、王佐的武装是一支很特殊的地方武装:一方面,他们虽然被红四军吸纳为红32团,却保留着很强的地方独立性,也始终不离开井冈山;另一方面,他们因土客关系而与湘赣边特委矛盾重重,因而与地方党组织领导的地方武装没有任何关联。可以说,红32团是一支处于孤悬状态的地方武装。红四军直到进入闽西时,其部队主干仍是朱毛会师时的红28团和31团,只是将建制改成了3个纵队。红四军入闽在军事化层级上的一个重要突破是通过催生出一种新型的地方武装——地方红军,从而在主力红军与地方武装之间建立起了真正的纽带关系,既使主力红军得以不断壮大,又使地方苏维埃政权得到了有力的捍卫。

   福建近现代军事武装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民军”势力遍布。所谓“福建民军”,是指福建自清末到20世纪30年代起于绿林,游移于各种政治军事势力之间,在其中充当特殊角色并具有一定政治影响的地方武装力量。在红四军入闽时,闽西的“民军”以郭凤鸣、陈国辉为代表,是已被国民党收编的土匪势力。46也就是说,闽西的大股土匪与政府军是完全一体的。因此,红四军要发展地方武装,就不可能像井冈山时期那样以袁王这样的大股土匪武装为基础,而必须另起炉灶。

   在闽西发展赤色地方武装,有其独特的条件,即这里的地方军事化程度很高。首先是土匪广布,秘密社会盛行。闽西除了“民军”外,还有无数小股匪帮遍布。由于当地农村经济的凋敝,农民的三条主要出路是:下南洋、当兵、当土匪。“福建内地群山环抱,特别利于乡村或一县数县的割据,没有出路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都欢喜走这一条路。”“他们当匪的办法,都是一种氏族组织,一房的土匪,团结在一房的豪绅势力之下,一姓的土匪,团结在一姓的豪绅势力之下。无论那一乡那一村,都有土匪的组织,大小头目,不计其数。他们或则互相关联,或则互相对峙,冲突,造成剧烈的斗械。”“现在的永定、武平、连城等县,差不(多)男子都是流氓土匪,一般的知识分子都在如何变为匪头。”而三点会、符子会、铁血团这些秘密帮会势力在闽西也有很大影响。这些处于赤色与白色武装势力之间的灰色武装势力成为双方积极争取的对象。红四军1929年专门发布了“告绿林弟兄书”,劝告他们“出路只有一条,就是与红军齐心合作受共产党指挥”。47

   其次是闽西许多农民因为深受土匪骚扰,无法专心种田,不得不将自己武装起来。闽西临近广东,而广东是中国近代民间武器的重要源头,48从广东购买武装或聘请制枪师傅比较容易。“因为豪绅土匪武装的压迫,农民要求武装比较要求土地更加迫切。卖田买枪的农民很多”,“闽西北农民许多都有卖田买枪的事实”。因此,将闽西农民武装起来的军事基础较好。1928年中共在闽西组织“四大暴动”时,很短时间就能达到一定的武器规模,如“永定共有枪枝五百左右”,“上杭除蛟洋有百枝枪(好的只有八枝)不能计算外(实系柏翠个人指挥的),东五区只有二十枝”。49

   但是,在闽西发展赤色地方武装也面临一些不利条件,突出的问题是战斗力弱,缺乏训练,临时性强,易聚易散。“多半是顾本村,很难调动作战;没有受过军事训练,不知战法,散漫无纪律;缺乏军事人材指挥”,“现在还有一部分同志土匪化了”,“地方观念极重,指挥调动很感困难”。1928年7月闽西成立了红七军十九师,但很快就“因为子弹缺乏,不能与敌人抵抗,割据区域有逐渐被反动派镇压下去的趋势。在金丰里的情势大不好,各地群众在此时想回家,我们为要分散敌人目标,使郭凤鸣一时不能应付,便决定溪南里籍的红军开回溪南里,其余的留在金丰里”。50

   红四军入闽后,一开始也像井冈山时期一样拨枪来武装地方的赤卫队和暴动队。但很快发现仅仅组织以县、区为单位的赤卫队战斗力太弱。1929年3月,红四军在汀州“组织了一个赤卫队,单独站不住,随军来到瑞金”。515月21日,上杭赤色武装负责人傅柏翠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毛泽东就给了他一个任务:尽快集中地方武装组建闽西红军第59团,随红四军行动。5月23日,毛泽东见到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时,也提醒他要重视武装建设,建立政治上坚定、组织上巩固、军事上具有坚强战斗力的红军,因为“这是保证革命胜利建立人民政权的基本条件”。52毛泽东所说的闽西红军59团是比赤卫队层级更高的地方武装——地方红军。地方红军“这种武装,利于地区的巩固与发展,也使主力红军不受地区性的顾虑而行动自由,主力到这地区的时候,可以得到地区性红军的配合;也可以升级为主力红军”。53正因为此,主力红军愿意扶持地方红军的成长。另一方面,单凭缺乏快枪、弹药和训练的赤卫队或暴动队,在与反动民团及会匪组织的对抗中是相当吃力的,所以,在赤白对立的严重压力下,特委一级党组织也很乐意提升赤色武装的军事化等级,发展介于赤卫队与主力红军之间的地方红军。正是在红四军和闽西特委的共同推动下,闽西地方红军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最典型的例证是红四军第四纵队(以下简称“四纵”)的成长。6月,红四军前委决定“将长汀赤卫队、永定湖雷溪南游击队、与一部分土匪及北四区59团三部分合编成四纵队”。这是红四军下井冈山后第一次正式扩编,将红59团等地方武装纳入红四军序列。四纵最初与红四军其他3个纵队相比有一定的独立性,不过这种独立性远不如井冈山时期的红32团。这是因为:其一,四纵是由闽西各地武装力量尤其是上杭和永定武装组建起来的,士兵之间因为军事化的程度不同而有相当的差异,缺乏像袁文才那样在部队享有绝对声望的军事领袖。其二,四纵司令由上杭武装领袖傅柏翠担任,政治部主任由中央派到闽西的李任予担任,红四军还给四纵派出了不少军事和政治干部。虽然傅柏翠性格很强势,与四纵这些外派干部发生了很多冲突,但这种冲突使傅柏翠更多萌生的是退意,而不是对四纵强力的控制。9月下旬红四军打下上杭城后,傅柏翠由四纵司令改任党代表,但并未就任。纵队新任司令胡少海与政治部主任谭震林都是红四军派出的干部。其三,虽然四纵在红四军主力出击闽中、东江期间曾“受特委指挥而与四军发生密切关系”,但特委书记邓子恢系龙岩人,与四纵这支主要由上杭和永定人构成的地方武装渊源不深,很难对其实施强有力的控制。正是因为这些情况,红四军既可以放手在闽西对四纵进行全面的装备、训练与改造,也可以在1930年1月离开闽西时不顾邓子恢的请求,将四纵带离闽西。当然,毛泽东将四纵带离闽西,并不只是着眼于扩大主力红军,而且是要在更大规模的实战中培养和锻炼这支地方红军。6月中旬,毛泽东在汀州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决定将身经百战的红四军第三纵队与尚且稚嫩的闽西另一支地方红军——红十二军对调,通过红四军的主力来培养红十二军的战斗力;同时将已经成熟的四纵留在闽西巩固和扩大苏区,并带动闽西红二十军等地方红军的成长。四纵上可“通天”(实现与红四军主力的并轨),下可“接地”(实现对赤卫队等更低层级地方武装的辐射和提升),在“经过了十三个州县,参加了几十万农民群众的斗争,打通了几千里赤色区域”的大开大合后终于成熟起来。54四纵只是闽西地方红军的一个缩影。在这块土地上还先后诞生了红十二军、红二十军、红二十一军和新十二军这几支地方红军。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红四军、闽西特委与中央之间的张力,但红四军在其中还是起着主导的作用。55

   3. 土地分配标准的改进:“抽多补少,抽肥补瘦”

   红四军在闽西除了取得创造地方红军的经验外,还确立了“抽多补少”的土地分配标准。这一突破最初是在红四军入闽前实现的。1928年6月29日,中共永定县委在张鼎丞领导下进行了以溪南为中心的永定暴动,并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主持分田工作的邓子恢1956年回忆说:“是按各人原耕土地抽多补少,还是全乡打乱平分?结论是按各人原耕土地,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不要打乱平分”。56其实,溪南当时并没有提出“抽肥补瘦”的原则,这是邓子恢回忆中的不实之处,但“抽多补少”的确是邓子恢在调查研究基础上的一个重要发明。

   毛泽东在参加闽西一大时,敏锐地意识到了“抽多补少”原则对于打破土地分配上绝对平均主义的重要意义,建议把它写进《土地问题决议案》:“分田手续先要很快的调查人口田地统计后,即定分田额数,分田时以抽多补少为原则,不可重新瓜分妄想平均以烦手续”。而后,各地苏区在进一步的分田实践中发现被抽出来的多是坏田,而一部分原有的好田并没有被触动,因而影响了贫雇农分田的积极性。1929年8月,东固地区首先找到了“抽肥补瘦”的补救办法。“抽肥补瘦”第一次被写进党的文件是在1930年2月的闽西特委第二次扩大会上。6月,毛泽东主持的南阳会议及时总结了这些经验,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确定为土地革命的基本原则。57

   4. 共产革命理想与新村革命理想的碰撞

   1929年不仅在红四军军内产生了激烈的争论,而且在闽西革命领导人之间也出现了持续的冲突。这种冲突既不是因为土客问题,也不是因为地方主义,而是在两种革命理想之间发生的碰撞,即以邓子恢等为代表的共产革命理想与傅柏翠为代表的新村革命理想的碰撞。

   邓子恢和傅柏翠分别是龙岩东肖、上杭蛟洋人。两人都生于1896年,都是曾留学日本的学生运动领袖,都是闽西1927年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但两人从蛟洋暴动起就逐渐产生了意见分歧,到1930年4月公开决裂。在闽西革命者这场引人瞩目的冲突中,邓子恢的人生轨迹和总体气质比较像曾天宇、彭湃、王观澜那样的共产党人,58傅柏翠则是一位非常复杂的另类革命者,需要在这里略述。

傅柏翠出生在蛟洋一个客籍的大地主之家。他既有丰厚的家财,又是学识渊博的读书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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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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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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