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星:从“地方军事化”到“军事地方化”——以红四军“伴着发展”战略的渊源流变为中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96 次 更新时间:2018-09-09 23:5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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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共六大决议传达到井冈山时,已是1929年1月。毛泽东在主持柏露会议的间歇,又专门开会讨论如何对待袁王的问题。会上红五军的彭德怀、滕代远,土籍的龙超清(宁冈县委书记)、王怀(永新县委书记)均主张杀袁王,但毛泽东说服大家,不杀袁王,并让袁文才随红四军下山。然而,袁文才随军走到东固时无意间看到了中共六大的文件,因心生害怕而私自回到井冈山。虽然他回去后仍积极为党工作,但终因土客矛盾的激化而与王佐一道于1930年2月被错杀。随着袁王被杀,袁王的部下随即反水,井冈山根据地从此陷落到1949年。毛泽东争取袁王在井冈山站稳脚跟的经验,以及袁王被错杀导致井冈山袁王余部反水投敌的教训——把这两方面连在一起看,井冈山时期在真正推进红军与根据地的一体发展上还存在着相当大的脆弱性。

   4. 关联发展与反地方主义

   1928年5月2日毛泽东在给江西省委和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了建立两个中心的想法:一个是“以宁冈为中心,罗霄山脉政权之建立,党之强有力,军力去造就实在湘赣两省之革命根据地之一”;另一个是“采取对内对外都使深入的策略。以永新为中心而附近各县发起暴动,对内建立党军队筹款子,做衣服,对外帮助地方发起工农暴动,建立工农政权,分配土地”。

   毛泽东为什么要在湘赣边界同时建立两个中心呢?确立宁冈为井冈山根据地的中心,其理由在他6月16日给中央的报告中作了三点说明:“A. 此间系罗霄山脉中段,地势极好,易守难攻。B. 党在此间是由无组织进为有组织,民众比较有基础(赤卫队、赤色游击队组织了),弃之可惜。C. 湘南、赣南只能影响一省并只及于上游,此间可影响两省并能及于下游”。此文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为什么还需要把永新作为深入发展的中心,但提到了“山上粮食万难,款子万难,伤兵医药万难,正随时解此难关”,而这一点正是把永新作为根据地另一个中心的意义所在。因为井冈山是一个人口不到2000人、产谷不到万担的经济贫瘠地区,宁冈全县人口也才十几万、耕地仅7万多亩;而永新是毗邻井冈山、人口近30万、耕地近40万亩的产粮大县。无论是从军粮供给、兵源输送来说,还是从军事地理来说,永新都是巩固井冈山根据地的战略要地。因此,毛泽东才会说:“我们看永新一县,要比一国还重要,所以现在集中人力在这一县经营,想在最短的期间内,建设一个党与民众的坚实基础”。他6月26日从红四军和地方抽调了大批干部集中到永新进行地方建政、土地革命和发展武装等工作。宁冈和永新两个中心的同时确立、关联发展,是毛泽东强调稳扎稳打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思想的体现。他在7月4日给上级的报告中提出:“一面为军事建立一大本营,一面为湘赣两省暴动前途建立一巩固基础,现我们全力在永新、宁冈工作,日有进步,并向莲花、安福及吉安西南端推进,深入土地革命,创造地方武装,再能有一月工夫,敌人再来进攻,颇有胜利的把握”。宁冈与永新互为犄角,既构筑起湘赣边苏区稳固的防线,又成为苏区推动社会革命的中心。

   但是,红四军在把这两个地方关联起来发展时,遭遇到了地方主义的阻碍。边界“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这种情形下的‘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之建设,真是难得很。说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的话,他们不大懂,不分县界、区界、乡界的话,他们也是不大懂得的。各县之间地方主义很重,一县内各区乃至各乡之间亦有很深的地方主义”。当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地方主义与湘赣边紧张的土客关系结合在一起时,就更为复杂。在这方面,永新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中共永新县党组织在大革命失败后于1927年10月重建,负责人是土籍出身的刘真。1928年5月,湘赣边特委成立,毛泽东为书记,红四军出身的湖南籍干部宛希先以及刘真等5人为常委,宛希先负责组织工作,实际主持特委工作。7月中旬,为打破敌人的会剿,毛泽东在永新将红四军31团分成东、北、中三路,其中宛希先为北路行委书记。然而,宛希先与刘真渐生矛盾。刘真公开提出永新要脱离特委领导,反被宛希先免去了永新县委书记职务。9月,边界特委以永新、宁冈为重点开展“洗党”,宛希先在主持永新洗党工作时的严厉作风引发了永新地方领导人的不满。宛希先是毛泽东非常信任的红四军干部,是他派在湘赣边界党组织的主要代表。毛泽东在土客关系上选择了更多支持和保护袁文才等客籍人的做法,在地方的关系上则强化永新对宁冈的支撑作用。宛希先是毛泽东这些思想坚定的执行者。永新县内的土客关系虽不像宁冈那样紧张,但边界党组织的矛盾既表现为特委内部土籍党员与被视为客籍保护者的宛希先的对立,又表现在永新本地干部排斥宛希先代表特委对永新的领导的地方主义矛盾。由于毛泽东的个人威望,所有这些矛盾在红四军下山前还处于可以控制的程度,但此后双方的矛盾就进入白热化的状态:从1929年2月到1930年2月,先是刘真及家人被害,再是宛希先被杀,而后是袁王为宛被杀而怒斥土籍领导人,最后是袁王被杀。这一连串恶性事件的发生说明红军在克服地方主义的顽疾上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三)“波浪式推进”:“伴着发展”战略的雏形

   尽管井冈山的革命实践有过一些曲折和波澜,但毫无疑问,毛泽东于井冈山时期在军事地方化上作了全新的开拓。他将其概括为“波浪式推进”的发展道路——这正是他后来提出“伴着发展”的军事战略思想的雏形。

   “波浪式推进”的思想最早是毛泽东在1928年10月5日湘赣边界二大决议案中提出来的:“坚决地与敌斗争,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的失败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集中红军相机应付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各个击破;割据地区之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使各县地方武装——赤卫队、工农暴动队的数量质量扩大加好,此时能与挨户团及小量军队作战,将来能够保全边界政权;使工作人材,逐渐减少靠望红军中工作人材的帮助,能完全自立,以边界的人材任边界的工作,进一步能够供给红军的工作人材和扩大割据区域的工作人材”。他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进一步阐发了这一战略:“在统治阶级政权稳定时期与破裂时期,割据地区对四围统治阶级的战略,是不同的。……若在统治阶级稳定(比较的)时期,如今年四月以后的南方各省,则我们的战略必定要是逐渐推进的,在军事上最忌分兵冒进,在群众工作上(分配土地,建立苏维埃,组织党,组织地方武装)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中心区域坚实基础之建立”。简要地说,“波浪式推进”反对的是跳跃式的不平衡的推进,强调的是建立红军与地方武装之间的关联,建立军队党与地方党的关联,并在有群众基础的地方建立地方工作的中心,稳步推进赤色割据区域的扩大。

  

三、从“中共六大精神”到“闽西经验”:星火燎原之道的摸索


   (一)中共六大文件的传达

   如前所述,红四军是1929年1月初接到中共六大文件的。中共六大形成的有关决议对红四军的发展战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共六大将争取群众、准备武装暴动作为基本的政纲和现阶段的总路线;将农民运动的主要任务确定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而“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是不对的”,提出“赞助农民的游击战争,而且要使他深入,使他团聚起来,引导农民到有组织的斗争,到自觉的创立苏维埃政权和实现土地革命的斗争”;将苏区党的任务明确为“发展苏维埃根据地,夺取新的区域,巩固新的区域,这种区域是要成为更大发展的基础的”;在农村军事斗争上提出“根本路线应当是蓄积和准备力量以实行将来的革命斗争”,“游击战争将成主要斗争的方式,党必须积极领导”,“以暴动力量作为基本队伍,并召募青年工农组成常备红军”,“现有游击暴动军,也必须用同样的方法去召募队伍”。从中共六大的这些相关精神可以看到:中央把争取群众确定为基本方向,使武装斗争的手段服从于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基本目标;认识到游击战争是斗争的一种重要方式,看到了常备主力军和游击暴动军的不同类型。这就使得“党的领袖和在乡村中从事苏维埃运动的领袖间的争点完全消除”。

   不过,土地革命和苏维埃革命如何开展,红军队伍和根据地如何发展壮大,在中共六大文件中还只有模糊的原则而缺乏具体的指导,对乡村革命的极端重要性还缺乏认识。甚至对毛泽东本人来说,此时也还未充分意识到应该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位,以乡村为中心来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不过,中共六大决议坚定了毛泽东率领红四军波浪式推进的信心,而从井冈山到赣西南、闽西的革命征程使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日渐丰富成熟起来。

   (二)星火燎原:“闽西经验”的升华

   1. 红四军入闽及其影响:从“上山”到“下乡”

   1929年1月,红四军从井冈山转战赣西南。3月12日到达长汀,第一次进入闽西,4月1日回师赣南。5月19日第二次入闽,到1930年1月初离开。红四军两次入闽对其发展战略来说具有界碑性的意义。作为红四军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非常善于通过学习,运用“术”“势”“道”来探求中国革命之路。这三者并不在同一层面上,而是一个逐渐上升的过程。如果说我们在井冈山时期看到毛泽东把“上山”之路从攻城受挫后的权变升华为扎根山区的顺势,那么,我们在闽西时期就看到他又如何把顺势而为的“上山”之路升华为问道求本的“下乡”之路。这是红四军在军事地方化上又一崭新局面的开辟。

   红四军下山在终于摆脱了赣南因缺乏群众基础造成的被动局面后,转兵东固、长汀,顿时有了“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通过对“东固模式”的学习、对长汀社会的调查以及对国内时局的分析,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将红军战略中心从高山峻岭转移到乡村腹地的重要意义。因为大军只有在这种地广人多的乡村腹地驰骋,才有战略纵深和回旋,才能为部队提供持续的兵源、财源和物力;而闽西及赣西南原有的革命基础,以及蒋桂战争的爆发,都为红军的驰骋提供了良机。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认为:“太平天国是从乡村中发动的,占了南京才有以后的局面。还有一种‘流寇’式的农民有机战争,没有占城市,终归失败。这些使我感到要以城市为中心方能长期存在”。但毛泽东在闽西及赣西南所开创的这种流动游击战术,与中国历史上的流寇截然不同。它使红军奠基在坚实的地方工作上,又使红军成为培植乡村社会新势力和新气象的生力军。同时,红军从山头转向平地也可以兼顾乡村与县城等中小城市。

1929年3月20日,毛泽东在长汀首先提出了三省连片割据的设想:“在国民党有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福建全省,浙江全省,赣东赣南两地”,“三地统治势力既弱,又通海”,以此三地为目标,首先创造公开割据的计划。当然,毛泽东最初还只是把在乡村的革命看作配合城市中心工作的手段。4月5日,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信中提出:“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成革命潮流高涨的重要条件”。但是,在经历了红四军二次入闽半年多的革命实践,平息了红四军内部的论争后,毛泽东于1930年1月5日意气风发地提出了中国革命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萌芽:“无疑义的它(红军与农民苏维埃)是半殖民地无产阶级斗争最重要的同盟力量(无产阶级要走上去领导它),无疑义的它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是不能达到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毛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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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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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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