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星:从“地方军事化”到“军事地方化”——以红四军“伴着发展”战略的渊源流变为中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99 次 更新时间:2018-09-09 23:5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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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绅的武装多过赤卫队,所以红军必须继续帮助各县的枪支,在不破坏红军的条件之下,须尽量的帮助地方武装,使之日趋于壮大”。18可以看到,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已经认定:扩大红军要走的是由扩大地方武装到扩大主力红军的路线,而不是传统军队“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路线。

   3.“地方军事化”与“军事地方化”

   美国著名学者孔飞力对中国历史上的民兵制度作过深入的剖析,提出了“军事化水平”的概念:“这一术语表示特定制度离开平民一极而向军事一级接近的程度”。他认为以曾国藩的湘军为代表的团练使中国的地方军事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太平军和清王朝同时都经历了地方军事化过程,正统的地方军事化等级组织与异端的地方军事化等级组织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他还提出中共领导的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地方军事化结构与19世纪中叶的正统结构有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根据地方军事化的传统形式来研究中共的组织与战略的因果脉络是有益的。19

   孔飞力的这个洞察对本文的分析是非常有启发的。我们的确可以看到红四军的军事战略与“地方军事化”概念有许多切合之处:尽力扶持地方村社各级的军事化水平,使红四军这支外来的军事力量与苏区本地的军事化力量逐渐形成对接的关系,从而使红四军能有效地扎根农村;尽力争取各种秘密会社的势力,使兵、民与匪在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尽可能融为一体,使孔飞力所谓地方武装“同心巢穴”的正统形式与“流动商贩”的异端形式结合起来。

   毛泽东青少年时期对中国历史的广博阅读尤其是受曾国藩思想的熏陶,使他在后来领军时也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湘军的地方军事化的影响。不过,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的地方军事化并不是对湘军的简单复制。两者有几个重要的差别:湘军是由怀持着浓厚的儒家信念的地方士绅来领军的,而红四军是由秉承着坚定的政党伦理的新式知识青年来领军的;湘军开启的是“兵为将有”的军队关系模式,而毛泽东在三湾整编开启的是“兵为党有”的军队关系模式;湘军武装的扩大是通过将领私人来进行招募的,而红四军的扩大是以地方武装的逐渐升级为基础的;湘军实行的是就地筹饷,官兵等级制度严格,而红四军不实行军饷制度,军需由军队共筹,官兵平权。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红四军在井冈山时期已经开创了地方军事化的新格局。

   不过,仅仅用“地方军事化”这个概念并不足以展现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宗旨。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8月3日《中共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正转向一个新的前途——工农德谟克拉西独裁,土地革命将占最重要的过程。”9月,中央进一步提出今后革命不再使用国民党左派的旗帜,而是“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20毛泽东虽然在党内较早提出“上山”道路并高度重视正规武装力量,但他最重视的还是把农民组织起来开展土地革命。这是他在国民革命时期就曾怀抱的理想,而现在可以在军事武装的支持下来一展宏图了。曾国藩统领湘军扑灭太平军,其目的仅仅是恢复传统的政治和伦理秩序;而共产党则是要依靠红军的力量,按照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建政纲领从根本上再造地方社会,贯彻一种全新的政党伦理,建立一种全新的阶级秩序,塑造一种全新的人伦关系。本文把红军的这一战略方向称为“军事地方化”,其实质是要把军事革命与社会革命合二为一。从这个意义上说,红军与太平军的宗教革命性质及其“新人”塑造理想21倒是有几分相似之处。当然,两者在社会革命的内涵上是完全不同的。

   (二)苏区革命:“军事地方化”的拓展

   1. 统合军队党组织与地方党组织

   要拓展红军的军事地方化,首先需要解决组织制度的创新问题。早期的中共组织制度强调的是党组织系统自上而下地统领一切资源,包括各级武装。毛泽东则想使军队党组织能够统领地方的党政军组织,通过军队来推动地方革命。在经历了复杂的碰撞和磨合后,最终确立了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来统一领导红四军割据地区军队和党组织的模式。22

   2. 建设苏维埃政权,开展土地革命

   虽然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土地革命是中共中央1927年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制订的统一政纲,但毛泽东对苏区革命仍有他自己的理解。首先,中央所确定的革命主体是模糊的“工农群众”,而毛泽东则根据他对中国社会的洞察,明确把农民尤其是贫苦农民作为革命的主体。其次,中央最初搬用苏俄经验,将苏维埃建政的重点放在大中城市,而毛泽东则根据革命的实际情况,把苏维埃建政的全部重心都放在农村和县城。再次,中央对土地革命的规定颇为空洞,而毛泽东则延续了他在国民革命时期的农村调查传统,在调查和尝试中积极摸索土地革命的具体实施办法。

   1927年11月中旬,毛泽东留守井冈山,陈浩等率工农革命军攻占了湖南茶陵,却未进行建立新政权和动员群众的工作,遭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随即,革命军按照他的指示,建立了湘赣边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1928年1月,他率军攻占遂川,成立了遂川工农兵政府;2月21日,成立了宁冈县工农兵政府;5月9日,成立了永新县工农兵政府。到5月下旬,毛泽东率军建立了以井冈山为依托的湘赣边根据地,除上述四县苏维埃政权外,还在永新、酃县、莲花建立了党组织,并建立了以袁文才为主席的湘赣边苏维埃政府。23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在军队所到各地开展土地革命。1928年2月,毛泽东派毛泽覃到宁冈开始土地革命试点,随后又在酃县、桂东沙田地区和永新开展土地革命。到5月,“宁冈的土地已快分清楚,永新也分了一部分。分配的方法,多以乡苏维埃为单位,由区苏维埃派人协同乡苏维埃将全乡每家土地、人口调查清楚(如少报土地的,查出后,即取消其分田的权利),再由乡苏维埃将人口、土地统计,看每家分多少,乃根据他原有的田数定其应出进多少”。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起草的井冈山《土地法》于12月发布,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平分;以人口为主来分田;分田单位以乡或几乡为单位。24

   不过,由于处在苏区初创阶段,红四军在建政与分田上都还存在不少问题。在建政上的主要问题是红色政权多随红四军的到来而建立,又随红四军的撤离而消退,政权缺乏自身的巩固基础。“地方党常常依赖军队,跟得军队跑,军队不去的地方党不敢秘密去活动(酃、遂),一定要军队打开了某一处地方,才敢公开的去工作”。在分田上的主要问题则表现为过激。没收一切土地的政策导致不利于团结中间阶级的严重错误;以人口为标准、以乡为单位均分乡村一切土地,激化了乡村在土地分配上固有的社会矛盾,却无法使新的土地分配标准获得认同。“在分田当中,因党及群众都无力量,所以常发生纠纷。富的(农)瞒田,地主的阴谋等等,在在皆是,所以田常常分不清楚,如宁冈的田已经分了三次,使农民厌气(其)麻烦,而损失苏维埃的威信”。25在这些矛盾中,土客矛盾是最为突出的一个。

   3. 重调土客关系

   自从地方社会史的视角开始被引入中共党史研究后,已经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了中共革命与井冈山地区传统社会矛盾的纠缠,尤其是袁文才、王佐被杀事件背后的土客冲突。26但是,现有研究还没有把这种地方矛盾与红四军军事地方化的战略紧紧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当军事地方化战略将红军深深地楔入地方社会时,也势必将地方社会的传统矛盾引入其间。尽管中共新的阶级话语企图消融诸如土客矛盾、宗族矛盾等传统社会冲突,将其都归因为贫富对立的阶级矛盾,但这种做法事实上却难以为地方社会完全接纳。土客矛盾在井冈山地区尤其突出。毛泽东当时就看到“土客……这种界限,在道理上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尤不应引到共产党内。然在事实上,因多年历史的遗留,土籍、客籍间的界限依然还有很大痕迹”。27

   革命有的时候可能会缓和这些传统社会矛盾,有的时候则可能激化它们。比如,湘赣边的土客矛盾由来已久,积重难返。但在国民革命时期,宁冈土籍共产党领袖龙超清与客籍武装首领袁文才关系良好:龙超清说服袁文才将其武装改编为县保卫团武装和农民自卫军,后来还介绍袁文才加入了中共;在毛泽东部初到井冈山时,龙超清还作为袁文才方面的代表与毛泽东接触。井冈山地区传统的土籍和客籍由于教育水平和民风的差别,当他们被革命的浪潮席卷进来时,形成了所谓“土籍的党、客籍的枪”,即土籍领导党组织、客籍控制武装的局面。这种格局最初还保持在表面平和的氛围中。但在1928年红四军成功收编了袁王部,在井冈山站稳脚跟后,发生了五件事使土客矛盾一下被激化起来。第一件事是宁冈县工农兵政府第一任主席文根宗(土籍)任期届满后,客籍人推举甘金皇担任;但由龙超清任书记的县委却以甘金皇能力不足为由将他免了职。第二件事是因为土籍豪绅以前经常在新城巽峰书院商议进剿红军的事,袁文才后来派兵烧毁了这所对土籍子弟读书甚为重要的书院。第三件事是在袁文才的支持下,宁冈县确定了8个打土豪的对象,其中6个是土籍,2个是客籍。第四件事是宁冈分田因土客之争反复曲折。“宁冈山上田少,平地田多,则须以区为单位或县为单位。宁冈的田分了三次还没有分好,到我走时还在那里分。从前以乡为单位分了一次,后来因为第四区农民不满意,因四区都是山地,为客籍农民的从(丛)聚所,客籍领袖袁文才等出面反对,所以又分了一次,以区为单位。但农民中(土籍最甚)有瞒田不报的,无法查出,所以又没有分得好,重新又分配一次,终以土客籍的纷争很难解决”。第五件事是在井冈山几次反敌军会剿的过程中,形成了赤白对立的局面,而这种赤白对立又将土客对立裹胁进来。“边界八月失败,土籍豪绅带领反动军队回宁冈,宣传客籍将要杀土籍,土籍农民大部分反水,挂起白带子,带领白军烧屋搜山。十月、十一月红军打败白军,土籍农民跟着反动派逃走,客籍农民又去没收土籍农民的财物”。28

   1928年发生的这五件事都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第一件事涉及革命的领导权之争,即土客籍面对新的政治资源的分配问题。第二件事可以解读为客籍武装摧毁了土籍读书人的命脉所在。第三件事涉及革命的对象之争。由于土籍革命领导人往往是富家子弟出身,他们对自己的家庭出身虽多有叛逆,但当客籍革命领导人将斗争对象集中到土籍豪绅身上时,还是会牵动土客之争这根敏感的神经。29第四件事可以看成土客籍在重新进行土地分配问题上的较量,土籍希望保持原有的土地优势,客籍则希望借机实现翻身。第五件事是在残酷的赤白对立局面中,土客双方的投机心理将土客对立裹胁、包装成了赤白对立。这些事件的发生说明,在红军随着军事地方化进程进入地方社会后,原有的族群对立并不会自然消除,而是通过党内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

   毛泽东充分意识到解决土客问题的棘手之处。他坚持把土客籍农民都看作被压迫者,反对鼓动土客对立。比如,他在边界“八月失败”后日益严重的土客冲突中,“一面宣传‘不杀反水农民’,‘反水农民回来一样得田地’,使他们脱离豪绅的影响,安心回家;一面由县政府责令客籍农民将没收的财物退还原主,并出布告保护土籍农民。在党内,加紧教育,务使两部分党员团结一致”。30不过,在一时无法彻底消除土客矛盾的现实处境下,他采取了更多支持袁文才等客籍势力的态度。这不仅因为客籍势力在传统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处于弱势,更值得同情,更为关键的是,红四军立足井冈山最重要的依靠力量不是土籍掌握的地方党组织,而是客籍掌握的地方武装。此外,毛泽东少年时期对绿林领袖的欣赏、青年时期在领导农运时对江湖气息的包容或鼓励,以及袁文才对他的个人崇拜,31都使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成为客籍势力最有力的同盟者和保护者。

然而,这种同盟关系既无法根除土客矛盾,也无法化解地方上党与枪的对峙局面,只是靠红四军强大的军事力量及毛泽东无可替代的个人魅力维持着平稳的局面。但中央对土匪的政策并非一直这样宽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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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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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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