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煜:中华帝国晚期的一个政治经济学框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28 次 更新时间:2018-09-09 23: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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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煜  

   摘要:现有理论不能提供一个关于李约瑟之谜和大分流的完整和自洽的解释,特别是国家统治者及其代理人作为决策主体的关键作用被忽视。无法探讨前现代国家的经济扩张过程中,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精英招募制度(elite recruitment institutions)之间形成的“超稳定结构”。本文基于最近几年新政治经济学领域特别是国家能力方面的文献(Sng 和 Moriguchi, 2014; Brandt, Ma 和Rawsky, 2014),旨在讨论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治乱循环和经济有增长而无发展背后的政治经济学机制。在一个朝代周期,中央集权的统治者,面临着日益收紧的民众造反约束,和皇帝官僚之间日益恶化的委托代理关系,不得不逐渐下调正式税率,腐败愈加严重,提供公共品的能力趋弱,最终走向财政崩溃和社会动乱。由于视野(vision)的短小、既得利益的阻挠以及外部竞争的缺乏,统治者解决财政问题和维稳问题的方法,不是积极投资于建立高效的国家征税能力,不是建立支持经济发展的非人格化的法律制度,而是消极的依赖和商业资本的恩主共生关系(patrimonial)解决临时财政危机,用科举制度调节国家内部各阶层各地域之间的利益关系。这一结构,只有在1840年以后,才在国内外压力下,不得不开始松动:政治层面从中央集权走向地方分权最后走向地方自治、器物层面从师夷长技走向鼓励工商实业、制度层面西方的法律制度和议会制度从通商口岸逐渐渗入内地、文化层面废科举办新学,迎来了“千古未有之变局”,开启了至今尚未完成的现代化转型。

   关键词:中华帝国;政治经济学;大分流

  

1.为什么需要一个政治经济学框架

  

   大约在1770年代的某一天,亚当斯密在他位于格拉斯哥大学的书斋,写下了下面的文字:

   “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最勤勉。然后, 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关于中国耕作、勤劳以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 与五百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他还猜测,彼时英国国民的生活水准,远在中国之上。

   其实,这段话的依据只是传教士和冒险家们的旅行见闻。最近,经济史学家们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终于绘制出了前现代社会的平均生活水平的时间趋势和跨国比较。也证实了斯密的“中国印象”和“中西比较”。

   是什么决定了工业革命前平均生活水准的长期停滞?又是什么决定了国家间生活水平的差异?是什么导致了工业革命和随之而来的人口革命(demographic transition),为什么工业革命之后,有的国家经济迅速起飞,有的国家则停滞不前(大分流)?这几乎构成了经济史学研究的全部问题。

图1  前现代社会的平均生活水平的时间趋势和跨国比较

数据来源:(Allen, A.等,2011)。

   对于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马尔萨斯模型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解释。该模型有三个假设:1. 人均收入越高,生育率越高;2. 人均收入越高,死亡率越低;3. 给定技术水平不变,人口越多,人均收入越低(边际生产率递减)。最后,技术水平是外生的,技术进步是零星,随机的。

   马尔萨斯模型的动态含义是,一次技术进步只能带来短期内收入的上升(以及出生率的上升,死亡率的下降),但是长期内收入会回到进步前的水平,而增加的只有人口的绝对数量。

   另一方面,人均收入水平的国际差异则由文化决定。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更偏好生孩子(给定任何收入水平,人民都愿意生更多的孩子),那么这个国家将在更多的人口和更低的收入水平达到均衡。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更不注意公共卫生(给定任何收入水平,死亡率都更高),那么这个国家将在更少的人口和更高的收入水平达到均衡。换言之,决定前现代长期生活水平的决定因素是文化而不是技术水平,而决定人口(密度)的是一国历史上累积的技术进步。

   在马尔萨斯模型里,工业革命完全是外生的,既无法解释可行技术的产生,也不存在技术采用(technology adoption)的问题,因此,工业革命和大分流都不能得到解释。Galor等人提出了一个以多重均衡为特征的内生增长理论。他把这个理论称为大一统理论(Unified Growth Theory),因为它可以刻画人类文明从马尔萨斯陷阱走向以(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持续进步为特征的现代增长的全过程。这个模型对马尔萨斯模型的假设做了两点修正:第一,出生率随着人均收入先递增再递减,最后趋于平稳。根据人力资本理论,随着收入上升,一方面妇女生孩子的机会成本上升,另一方面孩子的质量相对于数量的重要性上升(把子女的收入乘以子女数量,计入父母的效用函数),于是用质量替代数量,生更少的孩子,给每个孩子更多的资源和教育。第二,技术进步速度不再是外生的,而是人口数量(三个诸葛亮),技术存量(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和人口质量(知识就是力量)的增函数。因此,存在一个技术进步的临界值,一旦跨越了下图中的不稳定均衡,经济就向着高收入、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均衡趋近,否则将回到低收入、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的均衡。

图2  马尔萨斯模型图解

图3  “大一统”理论图解

   这个模型刻画了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特别是西北欧的历史过程。但是,它不能解释著名的李约瑟之谜,也不能解释工业革命之后东西方的大分流,甚至不能解释东亚内部的小分流(中国和日本)。用李约瑟自己的话说,就是:“当中国使用铁犁的时候,欧洲还在使用木犁;但是,当欧洲使用钢犁的时候,中国还是在使用铁犁”。

   中国的技术进步在1500年以前领先世界,贡献了65%的重要发明;然而,在1500-1840年,这个比例急剧下降到了4%。这期间,中国的人口占世界的比重还在上升,受教育程度也不低于大多数西北欧国家,再加上更高的初始技术存量,如果内生增长模型是对的,中国应该继续领先才对啊。

   经济学家对此提出了一些解释。林毅夫提出,传统部门的技术进步主要来自于人们的经验积累和试错,而天才发现新技术的概率更高。因此人口越大,天才出现的概率越高,发现新技术的概率也越高,技术进步越快,这解释了1500年以前中国科技的领先地位。但是让真正经济摆脱马尔萨斯陷阱的是现代部门的技术,而这些技术则主要来自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可控实验。Mokyr(1990)认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孕育了科学革命,为现代部门技术的突破培养了人才。而林毅夫认为,做官是最有利可图的职业,而科举制把人才配置到了对四书五经的背诵和钻研中,配置到了为了做官而毕生考试的寻租活动。因此,也就不会产生科学革命,更不会获得现代部门技术的突破。但是,为什么要坚持科举制,为什么科举制要采用四书五经,为什么中国的技术落后早已不是秘密但科举制居然能持续到1905年?这本身都是需要解答的问题。

图4  林毅夫对中国技术进步停滞的解释

   制度主义者则强调,现代部门技术的萌生和发杂,相比传统部门,更加依赖对产权保护,对产权的第三方执行,因为现代部门的分工更细致,投资者、原料供应者、生产者和销售商有着更复杂的契约关系。而这些只有在一个基于规则的法律制度下才是可能的。这一派学者的源头其实正是亚当斯密。在本文开头那段话后面,还有一段猜测:

   “…也许在马可波罗时代以前好久,中国的财富就已经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程度。如果改变和提高他们的法治水平,那么该国的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出很多。”

   Greif(2006)认为,在14-16世纪,欧洲发生了一场“商业革命”,商人组织和自治城市不断通过政治斗争,把交易当中的基于关系(看人下菜)的不成文规则变成正式的,非人格化的规则,并推动法律和法庭在第三方执行当中的独立的裁决地位,这使得交易的不确定性大大降低,使得规模更大、期限更长,结构更复杂的交易和契约成为可能。North(1973, 1994)则认为,西北欧商人组织通过长期的博弈,到十六世纪晚期,形成了“王权征税必须经过议会”的局面。经过17世纪旷日持久的斗争,完成“光荣革命”,建立起了中央(议会的)财政事务对财政事务的控制,对皇权的限制,司法独立(至少脱离王室而独立)以及普通法法庭的崇高地位,增强了产权的保障,并引致公共和私人资本市场的发展。到了十八世纪,更出现对专利的保护,鼓励了创新行为和对于现代部门的投资。但是和林毅夫的解释一样,这个理论把法律和产权制度视为外生给定的。制度本身何以形成,何以维系,并不能得到很好地解释。

图5  欧洲“商业革命”对技术进步的作用

   为了探求李约瑟之谜和大分流的原因,我们将构建一个政治经济学框架,引入国家,引入最高统治者及其代理人。因为他们是制度的供给者,他们的激励是什么,约束是什么将和制度的需求者一道,决定制度的选择。而他们的激励和约束,也会随着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程度的变化而变化[②]。这样,我们就可以在经济发展和结构变化过程中,内生化财政制度税收体制,内生化法律制度和产权保护,内生化科举制度和儒家价值观。

   我们将以郡县制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百代皆行秦政法)作为初始条件。我们的目标是解释下面一系列问题:

   (1)为什么大一统专制国家却只能征收较低的正式税收(轻徭薄赋),并接受官僚体系的贪腐横行?

(2)为什么国家的公共服务能力到王朝后期急剧下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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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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