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基恩:市民社会与五种国家权力型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9 次 更新时间:2018-09-07 21: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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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基恩  

   总体说来,这两种情况为国家调整和支配社会生活网开了极宽泛的范围。而且,与最小限度国家类型不同的是:男性公民在什么情况下,通过怎样的方式可以就那些妄称普遍的国家权力进行质疑,重新审议以及抵制的问题——即政治民主和积极的公民权问题——变得极为含混不清。简言之,如果因公共利益的需求而对市民社会的自治加以限制,并且如果该国家自身——实际上就是那种君主国家——最终负责确定这些需求,那么它的干预怎样才可能被视为非法的并加以防范呢?黑格尔未能就针对普遍国家的(民主)制衡这一最典型的现代问题给出恰如其分的分析——他的假设是,君主制国家相对于所有的家庭关系和市民社会中的关系而言,最终是至高无上的——而这一假设削弱了他对那种确保个人和社会群体的“生活自由”的独立的市民社会的主张,甚至是与之相抵触的。确实,从黑格尔的形上学的观点来看,普遍国家的理想被认为是“绝对理性的”。在理性于现存世界上积极发挥其自身作用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它是最高级的和终结性的阶段。普遍国家是伦理观念的体现,是自觉地认识自我的精神(Geist)在现世的具体化。既然这种意义的人类历史进程是“上帝在世界上的运动”,黑格尔所认识的普遍国家则必定被视为一种世俗的神,他对其男性公民和女性臣民的要求永远是为了他们的利益,因此他最终是无可置疑的和不可挑战的。

  

五、民主国家(The Democratic State)


   我所要探讨的最后一种类型,即民主国家的类型是由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1835-1840)一书中加以捍卫的。这部著作是唤起人们关注普遍国家类型中所暗含的政治危险的最早的和最具有激发性的尝试之一。在托克维尔看来,为那种以普遍利益为借口而统治市民社会的国家辩护,蕴含着一种很少为其同时代的人所审视的危险的发展趋向,这便是一种由大众选举的新型的国家专制主义的滋长。依据其对美国政府和社会的研究(以及其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对法国革命的再考察),托克维尔论证说:现代国家所面临的主要危险并不是因个殊性利益而产生的冲突和无序,而毋宁是这种经选举产生的国家专制主义的新形式。恰恰是社会生活正愈益受到声称代表并保护作为整体的社会的政治机构的过于强大的压制。荒谬的是,正是这一坚定地认同各种民主的机制以反抗权力的不平等和制约特权的时代,却又助长了那种以平等和统一规定为名义而逐渐将权力和特权集中在集权的、行政的国家的手中。市民社会授予这一政治机构的权力,转而被用于对付市民社会自身。在民主的名义下,社会沦为一种“仁慈的”、爱管闲事的国家权力的支配之物,这种国家权力既维护其社会的福祉,又剥夺其拥有的自由。国家成了社会生活的管理者、监督者、顾问、教导者和责罚者,其功用就像一种监护权,没有它市民社会便不能妥善应付自如:“集权的行政毫不费力地成功地介入日常事务的管理;训练有素地指导社会治安的琐细情形;平抑轻微的失范和违法;维持社会的现状,使其既不衰颓也不发展;永远保持社会实体呈一种行政官员们乐于称之为秩序良好且公共安宁的管理的昏昏欲睡状态。”

   托克维尔对这样的一种发展非常震惊。在他看来,它构成了维护民主革命的决定性胜利成果的威胁,也构成了这些革命所具有的使所有公民享有平等和自由的目标的威胁。依此,他推断现时代关键的政治问题是:如何保持这一民主革命所引发的平等化趋势,而同时不使国家滥用其权力和剥夺其公民的自由。托克维尔坚持认为:具有自由的平等不能通过废除国家机构或将它们减少到最低限度的方式而得到保障。积极的且强大的政治机构(这里托克维尔重复了一个洛克业已暗示的主张)是民主的自由和平等的可欲的条件及必要的条件。正如讲一种语言的所有的人为了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都必须运用固定的语法形式一样,一起生活在一种民主制度中的公民也有义务服从于一个政治权威,否则他们就会陷入混乱和无序。尤其在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民主国家中就更是如此,其共同的利益,诸如实在法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对外政策的执行,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集权的政府机构,就不能有效地予以维护。但是,为了防止国家专制主义的枷锁降至现代世界之上,托克维尔主张,无论是在国家的领域还是在市民社会的领域都必须强化防止权力垄断的机制。

   在政治机构的范围内——这里,《人的权利》一书中的某些重要论题又被重新论及——通过确保将政治权力分配给许多不同的部门的方法,可以将民主的自我阻滞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例如,受制于定期选举的立法机构,与一个独立的行政机构和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相结合,通过确保这种统治市民社会的政治权力不断地易手,并采取不同的行为路线和程序,从而防止政治权力的过分集中和独揽等方法,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专制的危险。托克维尔还强调公民行动在国家机构内会产生极富民主意义的结果。美国的陪审团制度被视为运用公民直接参与的方式以补充代议民主机制(例如公民选举立法机构的代表)这一原则的范例。在他看来,陪审团制度有助于公民的自我管理,并有助于指导他们如何公正且审慎地治理其他人;他们学着如何依照自己受审时所希望的那样去裁判其同胞公民。

   托克维尔确信:这些对专制的政治的制约方式必须通过处于国家机构直接控制以外的市民社团的成长和发展才能得到加强。托克维尔无疑低估了工人反抗资本主义产业控制的民主潜能。他未能考虑到出现社会主义的市民社会的可能性——一种不再由资本家的企业,父系家庭以及其他非民主的团体形式所支配的超现代的市民社会。不过,托克维尔还是正确地看到了市民社团的各种形式,诸如科学界和文学界、学校、出版社、酒馆、工厂企业、宗教组织、市政团体以及独立的家族等,正是抵御国家专制的重要屏障。他不厌其烦地重复指出:“社会的独立之眼”(independent eye of society)——包括许多相互交往的、自组织的且时刻警醒的市民社团——对于巩固民主革命的成果是必不可少的。与关注更为广泛的、更加普遍的社会利益的参与政治的形式(诸如参加选举和陪审团工作)不同,市民团体是由专注于“小事”的公民联合而成的。市民团体无疑能够使公民商议涉及整个政治组织中更为广泛的事务,而它们所做的还不止这些:它们还培养并有力地深化了局部的和具体的自由,而这些自由对于维护民主的平等和防止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乃是必不可少的。托克维尔或许低估了在不同的市民团体之间及其与国家本身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这是他总想夸大现代社会民主化的程度的结果)。但尽管如此,他正确地看到在市民团体这个场合中,个人可以将他们的注意力引向自私、倾轧、狭隘的私人目的之外,通过参与市民社团的活动,他们逐渐认识到自己并非一个自立的单元,为了得到其同胞公民的支持,他们必须经常地协助他人。

   托克维尔承认,市民社团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协作总是依赖于集权的国家机构。但是个人和群体的自由和平等也依赖于那些培育局部自由并为个殊性利益的积极表达提供条件的保护性类型的组织。一个多元的且独立于国家之外的自组织的市民社会是民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无论是谁提倡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统合都将危及民主的革命。没有社会制约的国家权力总是危险的和不可欲的,它是对专制主义的放纵。

   *本文收录于邓正来与杰弗里·亚历山大主编的《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增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一部分市民社会的概念与理论”,邓正来与周勇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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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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