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资本的逻辑与精英的堕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40 次 更新时间:2018-09-07 21: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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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进入专栏)  

   马克思当年刻画了一个金钱原教旨主义社会,即一个彻底由资本主导的社会。在马克思看来,这简直是一个无恶不作的社会。马克思因此不仅呼吁被资本统治和剥削的人们(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而且他本人还投入于当时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风云一时。

   马克思之后,由西欧发起的社会主义运动沿着两条不同的路径发展,一条是欧洲道路,一条是苏俄道路。到今天,人们知道尽管这两条道路都避免了马克思所说的“金钱原教旨主义社会”,但结局是很不相同的。

   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促成了资本主义的转型,即从马克思所说的原始资本主义开始向福利资本主义转型。这个转型当然是长期的,即使到现在还在进行。

   总体上来说,福利资本主义就是要在资本和社会利益之间达成一个平衡:一方面,国家利用资本发展生产力、创造财富,国家再通过税收等政策为社会提供福利;另一方面,国家节制资本,防止资本作恶,尤其是在社会领域,包括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福利社会因此也体现为规制型社会。当然,辅助欧洲资本转型的还有其他很多要素,包括传统宗教、公民社会、自称为“第四权力”的媒体等。

   苏俄道路则完全不一样。这个模式假定资本的本质就是恶的,因此彻底消灭了私有资本,而实行国家资本。今天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是苏俄创造的概念。不过,正如历史所显示的,这条道路没有走得通,它没有解决“如何有效创造财富来满足人民需求”的问题。

   但人们没有预期到的是,马克思当年所说的“金钱原教旨主义”会在中国再生。马克思批评西方政府只是资本的代理,即政府替资本管理国家事务;而在苏俄模式下,尽管国家直接掌握了资本,但因为彻底消灭了市场,国家资本演变成计划经济。

   资本在今天中国的运作方式既非西方,也非苏俄,而是在政府和资本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关系,这种特殊关系就造就了今天中国的社会形态。事实上,无论是个体还是企业组织,其语言、行为、未来的愿景中,得到张扬的往往是金钱,似乎除了金钱,社会一无所有。这可以说是典型的“金钱原教旨主义”。

   的确,马克思还是对的。当金钱成为社会粘合剂的时候,这个社会的人们就要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了。从早年“血汗工厂”、奶粉事件到近来的疫苗事件、滴滴事件等,所有这些事件的发生似乎不可理喻,但却是“金钱原教旨主义”的逻辑结果。

  

资本异化

  

   在金钱原教旨主义社会中,各个社会角色之间的关系、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甚至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为金钱关系,而社会各个层面的治理(企业和社会组织乃至国家)也主要使用货币方法,是一种可以量化的数字管理。

   从这个角度看,就并不难追溯近来频频发生的事件根源。企业通过理性计算,如果减去赔人命的钱之后其利润还是极其丰厚,一些事情就还是会“无所顾忌”地去做。

   金钱原教旨主义社会的崛起,不仅表明资本出了问题,更表明政府的监管出了问题、社会本身的道德体系出了问题。或者说,各方面的因素导致了资本的全面“异化”。

   首先是政府监管权力出了问题。政府权力理论上说是公权力,就是为了大众而存在的权力。在最基本的层面,政府权力的存在就是为了提供法律与秩序。但实际上,只要政府是“唯一”的监管者,那么监管就有无效的可能。

   这里更重要的是权力和资本的关联,或者说政商关系。一方面,在权力面前,资本似乎什么都不是。各种事件爆发之后,一旦政府介入,最庞大的资本也得败下阵来;但另一方面,当权力需要资本的时候,或者权力成为资本的坚强后盾的时候,资本所能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也往往超越人们的想象。一旦权力纵容资本、为资本推波助澜,就必然会导致资本的为所欲为。无论是国有资本还是民营资本,逻辑都是一样的。

   不难理解,一旦权力需要资本的时候,资本就对权力构成了制约。企业出了事情,资本就能借助权力,轻易把事情搞掂。在上述案例中,在“危机”最终爆发之前,其实都早已经出现了各种“小危机”,而资本都能在保护伞下“化解”危机,因此等待着的只会是更大的危机。

   更值得探讨的是,资本有着让受害者二次受害的能力。每一次发生这样的危机,资本必遭深刻谴责,而受害者得到最广泛的同情;但真正可怕的地方在于,谴责和同情过去之后,在一些情况下,同样的场景仍会重现。

  

社会制约

  

   在很大程度上,“金钱原教旨主义”不仅是资本的逻辑,更是深入于人心、是整个社会的逻辑。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用钱换生命,生命等于金钱,这是资本逻辑。深入些看,这不也是社会逻辑吗?

   不管怎样,出了那么多事,资本都能轻易用钱来搞定。对很多人来说,西方社会能够花巨量的、纳税人的钱来为个体追求正义,是难以理解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说,这种“正义”意识的缺失,是资本赖以为所欲为的社会心理基础。

   这里就涉及资本、权力和社会三者的关系。理顺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很不容易,发达的西方社会花费了200多年的时间,而大多发展中国家直到今天仍然面临无穷问题。在西方民主化之前,资本和权力基本上是一体的,资本是权力的基础,社会一直处于弱势。但随着民主化的推展,政治权力和资本分离开来,权力逐渐从资本的基础转移到社会基础。在早期,社会力量主要表现为社会运动,但逐渐地,社会力量表现为选票。

   无论是福利制度还是监管(资本)制度,在西方都离不开民主。但是,西方“一人一票”制度走到今天已经走向另一个极端,造成精英之间互相否决,形成不了一个有效政府,从而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

  

   东亚社会在实现这三者之间的平衡方面则有不同的经验。资本、权力和社会之所以能在东亚平衡,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直处于强势地位的“政府”的功劳。

   这其中主要是因为儒家传统的政治影响。在儒家传统中,政治精英既是统治者,也是社会进步的责任承担者。在经济上,东亚社会政府的作用已经充分表现在“发展型政府”的概念上,就是说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除了市场,政府发挥了较之西方大得多的作用。

   实际上,在社会权利甚至民主权利的实现上,政治精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人们也发现,东亚社会那些成功的民主化,大多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而实现的。

   日本在这方面很典型。自明治维新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精英们问自己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够“文明”了吗?政治精英不仅自己求进步、求文明,而且努力把文明推及到普通老百姓。日本之后,其他东亚社会也基本上沿着这个路径实现进步。

   反观当下中国,情况似乎就没这么乐观。部分极端的资本精英、权力精英,有时“甘愿”自我堕落。这部分人不仅没有能力引导社会的进步,甚至会利用社会弱势的特征,牺牲社会利益,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在任何社会,就其本质而言,所有问题都是精英的问题。精英堕落了,这个社会就会变得极其无助。西方也一样。在精英民主阶段,精英之间能够达到共识,经济发展、制度建设、社会治理就很有效;但现在精英之间没有共识了,大家就走向民粹主义,精英毫无责任可言,把所有责任都推给民众。

   因为精英“责任担当”的丧失,其不仅不能奉献社会,反而变本加厉地向社会攫取,使得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自身、财富、安全感到如此巨大的不确定性。社会也逐渐见出隔离、焦虑等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奶粉、疫苗和滴滴车等事件,给整个社会造成的阴影难以估量。

   不过,“故事”的走向也很明确:如果精英继续我行我素,那么精英本身必然成为这种自私行为的牺牲品。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一而再再而三证明了的。

  

   来源:IPP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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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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