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关于“黄宗羲定律”的一些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19 次 更新时间:2018-09-07 21: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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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无形中增加了农民的负担。

   而且并税后,各种名目没有了,恰好为后来人新立名目创造了条件,挤压出征收空间。用不了多长时间,人们就“忘了”正税已经包括了从前的杂派。一旦杂用不足,便会重出加派。黄宗羲精辟地总结为“积累莫返之害”。就这样,历史上每搞一次并税改制,就会催生出一次杂派高潮,越改越苛农。这也是专制王朝时代的一个怪圈。

   在传统中国,主要矛盾不是农民没有土地,而是有土地也种不了,因为各种各样的赋税迫使农民不得不弃田流亡。但是自古以来,“正供钱粮”通常不是太高的,但农民的付出却很多,主要就是各种各样的杂派。因此,农民负担与横征暴敛,历史上一直是造成社会动荡的原因。

  

农村税费改革

  

   文章发表后,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当时温家宝同志在2000年年底,也就是在中央在安徽召开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总结会议前夕,在《并税式改革与黄宗羲定律》一文上做了批示,全文如下:

   “请怀诚、耀邦(刘坚)、马凯同志阅。要跳出‘黄宗羲定律’,农村税费改革就必须坚持‘减轻、规范、稳定’的原则,控制税赋的绝对额,长期稳定不变;就必须在财政上厉行‘量入为出’而杜绝‘量出制入’。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很值得进一步研究。

   温家宝

   十二月廿八日”

   以后,温家宝同志以及农口的相关领导,在许多场合都提到这个定律,指出要跳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这一批示中基本上把我文章中的几点建议都点出来。比如一定要稳定税费的绝对额,不要搞什么收入的百分之几这类的软性相对指标。另外,财政方针一定要量入为出,绝不能量出制入,控制支出、减少无效投资、降低企业税负等等。

   历史上传统财政有两种思路:一种是量入为出,可以从农民那里拿多少,就办多少事,不铺大摊子。但封建时代,往往采取量出制入,而不是采取量入为出。官府花费用项主要靠向百姓征收,所欲所求无止境,征收控制不住了,只能向民间转嫁,出台新政要么变些花样要么明降暗升。所以温家宝同志提出稳定税额,绝对量不变,财政上要量入为出。

   在那次农村会议上,温家宝提出乡镇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实际上,传统中国出现的这些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体制造成的。农民没有真正的公-民-权,没有“无代表不纳税”的机制。所以,解决的根本途径还是政-治-体-制改革。在那时的方案中,首先是社区开支与社区民主、村民自治挂钩,“一事一议”,就是凡是在农村社区使用的这些费用,一定要由农民讨论。

   以前我们常说,赋税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是农民并没有觉得是用在他们身上了。努力方向是把权利交给他们,变成“民之所用,民之所议,民之所定,民之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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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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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秦川雁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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