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国企改革与混合经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98 次 更新时间:2018-09-07 19:3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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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鲁 (进入专栏)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先生给我们做演讲。王小鲁先生经历很丰富,他在80年代成为中国社科院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成员,获得过第一届全国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后来到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担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发展研究室主任。1997年他还获得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研究的领域比较广泛,包括经济增长和发展、收入分配、市场化改革等等。他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国企改革与混合经济”,这个题目大家也比较关注。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王小鲁先生!

  

   王小鲁(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大家好!很高兴和大家见面。今天我想讲一讲我个人关于国企改革与混合经济的看法。在座的很多人对国企改革以及国企经营管理等问题,可能了解得比我多、比我深。所以我今天只是抛砖引玉,讲一些个人的看法,和大家一起讨论。我讲完以后,也会留出时间来,请大家发表高见,请大家批评。今天我讲的内容都是我个人的想法,不代表哪个机构,更不代表官方政策。

   我们知道改革开放至今40年了,在我国这40年的经济增长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特别是在一些特殊的领域,比如航空航天、军工、电信、重要装备制造等这些领域,国企有很重要的贡献。但是在我看来,国企的总体业绩和民营企业相比,仍然有显著的差距。事实上,国有企业仍然享受很多特殊优惠的条件。比如说,相比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可能更容易拿到银行贷款,贷款的条件可能比较宽松,利息也可能比较低。国有企业更可能拿到低价的土地。在资源领域、天然垄断性领域等这些领域的准入方面,国有企业可能也常常享有比民营企业更优惠的条件。有些领域可能民营企业很难进入,而国企是可以进入的。但是尽管享有这些条件,从发展状况和经济效益来看,国有企业仍然是低于非国有企业的,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实际情况。

   改革期间,非国有企业经历了高速发展过程。这个高速发展,并不是靠任何优惠政策,不是靠“吃偏饭”,而是靠适应市场的体制和强有力的激励机制。如果用工业数据来讲,1978年,国有企业在工业产出中的占比接近80%,非国有企业占比为22%,而且当时的非国有企业都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到2017年,非国有企业在工业产出中的比重上升到了78%左右。这样一个变化说明,在这期间,非国有企业经历了远远快于国有企业的发展,而且这样快的发展速度,并不是靠优惠政策、优惠条件取得的。在改革期间,中国经济经历了近四十年的高速增长,导致这个高速增长主要的贡献者是非国有企业,是民营经济对中国经济这40年的高速增长做了最大的贡献。另外,在就业方面,民营经济也承担了中国非农就业的主要部分。因为有大量的民营企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平均而言,它们的资本密集度可能低于国有企业,但是劳动密集度更高。因此民营企业实际上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是我们国家非农就业的主要承担者。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经营绩效方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异?我们可以看2015年到2017年的情况(见表1)。

  

表1:国有和非国有企业绩效差异

  

所谓亏损面,就是亏损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比重。国有控股企业亏损面2015年高达29.8%,2017年略有下降,为24.7%,总体来看仍有大致四分之一的企业是亏损企业。虽然过去三年间亏损面有所缩小,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已经在解决,因为根据今年1到4月份的数据,国有企业的亏损面又回升到30%左右。非国有企业亏损面这几年基本上在11%到12%之间。很明显,国有控股企业的亏损面比非国有企业高了一倍以上。

   再看国有控股企业的总资产利润率。2015和2016年国有控股企业总资产利润率是2.9%,2017年是3.9%,是一个相当低的盈利率。而2017年3.9%的利润率,可能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因为2017年,钢铁、煤炭之类部分能源和原材料领域的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所以增加的盈利很可能主要来自价格上涨的因素。非国有企业的总资产利润率,这几年大致在8%到9%之间,明显比国有企业高了很多。

   我们再来看国有控股企业资产负债率。2015年和2016年是61%,2017年是60%,非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基本上是52%到53%这样的一个水平。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债务负担也更重,杠杆率更高。

   2017年末,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资产总计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38%。但是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都只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22%,而全部工业54%的亏损来自国有企业的亏损。这个数据反映出,在投入和产出的关系方面,国有企业是比不上非国有企业的。

   我们再来看看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经营环境方面存在什么样的差异。我们以前一直强调,要有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不同的企业要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进行公平的竞争。我们国民经济研究所做了这样一项研究,建立了一个企业经营环境指数,对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企业经营环境做了评分,这个评分是根据对全国几千家企业的调查完成的。这个调查把企业所面临的经营环境分了八个方面指数,由企业的负责人根据本企业面临的情况,分别按从1到5的分值进行评分。每个方面指数下面还有一些分项指数,最后形成总的企业经营环境指数。这八个方面包括:政策公开公平公正、行政干预和政府廉洁效率、企业经营的法治环境、企业的税费负担、金融服务和融资成本、人力资源供应、基础设施条件、市场环境和中介服务。这八个方面的指数,合成一个总指数。在我们的2017年报告中,我们把调查样本中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分开来,计算了两类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差别(见表2)。

  

表2:国企和非国企经营环境差异

  

全部样本国有企业总指数为3.83,非国有企业总指数为3.59,有0.23分的差距,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经营环境好于非国有企业。这个经营环境是由企业负责人评价的结果,从他自己企业的角度评价在当地所面临的经营环境。所有八个方面指数,国有企业的评分都高于非国有企业。其中差距比较大的有两个,一个是政策公开公平公正,国有企业的评分高出非国有企业0.36分;还有一个是金融服务和融资成本,国有企业评分比非国有企业高0.76分,这个差距更大。它反映了什么问题呢?刚才说到政策公开公平公正的评分差异,你可以理解为,国有企业认为所处的环境是公平的、公正的,政策是公开的,而非国有企业对这方面的评分相对比较低。在融资方面,金融服务和融资成本,非国有企业评分明显低于国有企业,说明非国有企业在融资方面面临的困难更多,障碍更多。这是我们对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经营环境的差异,计算得出的结果。从这些方面来看,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有没有实现在公平条件下的竞争?看来还没有实现,两类企业还有明显的差别。关于国有企业所面临的问题,包括在绩效方面、经营管理方面的问题,实际上在整个改革期间,我们一直在不同程度上面对这样的问题。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上世纪90年代,曾经有过一轮国有企业的改革(包括改制)。1996年,在工业领域国有企业有11万户,利润总额只有400亿元。中小型国有企业全面亏损,只有国有大型企业还有有限的盈利。当时很多持续亏损的国企,实际上已经变成国家的沉重负担了。我记得那个时候也有过很多争论,关于国有企业要不要改革?改革会不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也有人提出来国有资产有可能流失是一个问题,但是国有资产坐失是不是一个问题?不让它流动,放在那里,天天亏损,是不是问题?是不是影响效率,是不是影响经济发展?

   最后还是中央做了决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国有企业改制,采取了包括股份化、重组、兼并、租赁、出售等方式,清理掉了一大批僵尸企业。改制以前,国有工业企业有11万户,到2000年剩下5万户,数量上减少了一半以上。但减少的绝大部分都是小企业。当时有一个政策叫“抓大放小”,大型国企还是要抓紧,也进行了改革,主要是股份化、公司化、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中小企业改革力度更大。改革以后,到2000年,虽然国有企业的数量减少了一半以上,但是利润总额从400亿上升到2400亿,我想这个数据还是很说明问题的。当时实行的就是这样一个市场导向的改革,不行了就改,无法挽救了就关门、倒闭。这样一种改革措施,总体结果是好的,促使了国有企业整体利润大幅度的上升。

   1999年,我们做过一些关于国有企业改制的调查,到唐山、成都、重庆等一些地方去调查正在改制或刚刚改制的国有企业,也包括改制为民营企业的。我们调查发现,很多国有企业改制为民营企业以后,扭亏为盈了,整体情况是好的。当然改制过程中间,也发生了一些问题。比如说,有些地方过程不够公开透明,做法不够规范,改制以前清产核资的数据可能在有些情况下不真实。因此造成改制过程中间,也出现了一些幕后交易、利益输送的问题,而且也造成了一些就业问题,有很多职工下岗,有些职工生活面临困难。但是总体而言,通过改制,国有企业的效率提高了,而且那些改制为非国有企业的,大部分都扭亏为盈了。

   尽管有过90年代这么一轮大刀阔斧的改制,但是我们看到后来的情况,其实国有企业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决,特别是一些深层次的体制问题,长期久拖不决。这些问题包括很多方面,比如经营目标方面,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是不是承担同样的目标?在这方面可能认识并不是很清楚。

   在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方面,我们在80年代改革的时候就讲政企分开,政府和企业之间要进行分离,政府不能随便干预企业经营。但是这个问题,后来似乎一直没有得到非常好的解决。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一方面政府对企业有责任进行监管,但另一方面需要分清楚什么是有效的监管,什么是不当干预。从政府的角度来讲,有时候对企业的监管束缚了企业的手脚,让企业在市场上没有办法放开手脚参与竞争,变成了不当干预。这方面的问题,恐怕到现在没有解决。

   再者,国有企业的市场经济地位是什么?80年代改革的时候,参与改革的人在这方面有一个共识,即我们的国有企业面临软预算约束。所谓软预算约束,就是可以从政府那里无限透支,亏损了也不要紧;拿了政府的钱,能不能产生效益,都没有太大的关系。或者说,可以有很多的谈判理由去和政府交代。作为一个民营企业,亏了就维持不下去,要倒闭。而作为国有企业,常常就是不行了,政府还要继续维持企业的存在。所以有些企业就常常躺在政府的扶植上过日子,长期不能提高效率。

因此,当一类企业面临软预算约束的时候,我们的市场上还有没有公平竞争?有些企业的预算约束是硬的,而有些企业预算约束是软的。有些企业亏损了就要关门,只有有效率才能生存下去,而有些企业,没有效率也可以生存下去,不用关门,不用倒闭,甚至借了银行的钱,也可以久拖不还。这样的情况,还是不是公平竞争的市场?能不能促进提高效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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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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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SDRF-EADR通讯第14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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