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殷弘:邓小平之后的中国:探索过程中的国家对外战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03 次 更新时间:2018-09-07 11:4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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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殷弘 (进入专栏)  
(3)通过“军转民”等重大措施,在颇大程度上实现了军事工业和后勤体系的合理化“瘦身”。(4)新的、现当代化的军事信条或原则有力地浮现,并且得到较有力的贯彻,其中特别是:多军兵种合成体制,其建设和扩充重点被置于除传统陆军(步兵陆军)之外的所有战略和战斗性军兵种;愈益发展和依凭先进军事技术和新型武器系统;本着可谓“对称战略中的不对称战略”,赋予所谓“撒手锏”武器系统的研发、制造、装备和部署大致特别优先的地位;扩展、丰富、细化和深化战略规划工作,连同与之相关的各类战略研究;增进中高层次专业军事教育的规模和重要性,同时增进军事专业化。总之,借用《华盛顿邮报》2005年初一篇文章的话说,“从头到脚的现代化正改造着中国军队”。

   2004年9月,胡锦涛接任中央军委主席后,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在继续并加速贯彻的同时,有了重要的发展。特别具有创新意义的是,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提高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力量。”这在增强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能力之外,主要意味着将非战争军事行动作为国家军事力量运用的重要方式,注重遏制危机和战争,科学筹划和实施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建设,提高维护海洋、太空、电磁空间安全和从事反恐维稳、应急救援、国际维和任务的能力,参与国际安全合作,开展多种形式的军事交流,推动建立军事互信机制。可以说,由于如此结合和纳入军事与政治、军事与外交、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等维度或要素,中国的军事战略方针的内涵显著丰富化,以求更加适应世界和中国的变迁。

  

四  格局大变与复杂性增生中的战略竞争(2008至2012年)

  

   2008年秋天,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首先在美国爆发,继而迅速蔓延到中国以外的世界大部分地区,美国与其为首的西方由此开始愈益显著地相对(即使并非绝对)衰退。在此背景下,快速崛起的中国开始进入它真正当代或当前的历史大阶段。自此往后,中国的基本面貌大致有如下述,尤其在中国以外的人们看来更如此:

   一个巨型民族国家,具有急剧增进了和增进着的经济、金融和军事实力,在多个国力国势领域已经拥有或接近拥有世界第二强地位。

   一个依然面对巨大、多样和复杂的国内挑战的国度,但现在已经更关注对外事务和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因为国内经济必需,因为对“地缘政治战略权利”和作为一大强国的民族国家光荣的更强烈的向往,因为有力地上扬着的大众民族主义和“胜利主义”(triumphalism)以及更雄心勃勃的武装部队。

   一头“重新觉醒”的东亚雄狮,自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之后在领袖习近平领导下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习近平强有力地启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加速过程,其对外政策动能颇大程度转换,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有了许多不同于先前的话语和实践,同时也使其他国家准备不足,从而发生困惑,增加了误判的可能。

   中美两国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影响力竞争集中于中国的紧邻周边,与相关的海域洋域密切相联。这竞争一直在相当迅速地演化,而与先前若干年的图景不同,大致直到特朗普2017年1月出任美国总统为止,美国在外交/战略阵线上颇多斩获,即使某些只是短暂的。一方面,美国的斩获在相当程度上依靠奥巴马政府在东亚和东南亚不遗余力、不失机会地争取外交收益;另一方面,它们也大受益于区域内的机会性事态或便利,这不是由美国决策者造就而是由他们现成地利用的。这些事态或便利主要有:日本、韩国和缅甸等国发生的政治和心理变化;周边国家面对巨型中国快速持续崛起(包括其远程军力的大力建设和海军活动的扩大)产生的忧虑、怀疑和不满;中国与各邻国之间广泛的领土和海洋纠纷;该区域内某些政府就与中国对抗而得到美国和国内选民回报的期望等。

   在中共十八大以前的数年里,在与东亚和东南亚邻国的关系中,中国公众和政府两方面的“胜利主义”显而易见,虽然在政府方面其程度较小。关于这“胜利主义”,最重要、最广泛的一个原因大概要到“G2中国版”中去找,那是关于中国对外政策方向的非传统的理念,吸引了不少中国对外政策精英,即中国作为可望的世界第二大国,其对外政策的压倒一切的优先事项应是尽最大努力,与超级大国美国结成稳定和大体合作的关系,以便“共管”区域甚或世界,尽管实际上中国在战略和战略性外交方面的对外“重中之重”必须是两个,即对美关系与近邻关系,而不仅仅是一个即对美关系。

   在那些年里,在对东亚东南亚周边行为中的部分“胜利主义”还有其他一些原因:首先是持续上涨的中国大众民族主义,它被某些大众传媒加强。无可否认,中国政府受到它的某些干扰和制约。还有,不同的政府部门之缺乏协调有时看来颇为明显,以致某些西方人的下述评论颇有说服力:“军方、关键的政府部委和国有公司里的新一代官员已开始定义中国如何应对其余世界”;“现在是中国政府弱的时候。结果,种种不同的利益集团已经以一种不那么协调、不那么中央集权化的方式脱缰而出。”这甚至间或发生在最高领导最重视的对美政策领域,致使奥巴马的顶级幕僚们在2010和2011年之交断定,中国领导人虽然希望对华盛顿温和,但“往往受一个分散的执政党支配,其中将军们、部长们和大公司利益与过去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时代相比,更多影响,较少敬畏。”

   所有这些分析提示了一点:政治领导至关重要,他们的眼界、抱负、意志力和政治/战略技能至关重要,即使有国内大众民族主义、部门协调问题和外部环境复杂挑战的增长的作用。中国领导人可以从他们的美国同行学到某些东西,后者在中共十八大以前的几年里暂时赢得了中国家门口的一轮外交竞争。

  

五   “战略军事”和“战略经济”:收益与风险(2013至2016年)

  

   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战略规划和实践得到强有力的引领,并且得益于习近平总书记的绝对权威、宏伟抱负和一抓到底的顽强毅力。他大力加强中国战略性军事力量(特别是远洋海军)建设,大为扩展中国的战略活动范围,争取中国在亚洲和西太平洋(特别是从中国海岸到第一岛链的西太平洋西部)具有愈益增长的、无论是“软”是“硬”的权势影响。

   服务于这目标的主要政策工具有两大类:“战略军事”(strategic military)和“战略经济”(strategic economy)。概略地说,从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结束到2014年秋季为止,中国政府主要使用的是“战略军事”,它体现在中国战略军力建设加速推进,海上及空中军事活动范围显著扩展,对美、日等国表现出强劲的竞争和强硬的反制,在南海和东海争议地区从事密集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此类“战略军事”的双重效应显而易见:显著地增进了中国的“硬权势”,包括战略军力大幅增强,战略活动范围急速扩展,有力地支撑起中国在南海和东海海域的主权和海洋权益声索,为中国争取理所当然的应有战略权利;与此同时,它们也多少妨碍中国进一步获取国际软权势,使相关周边的战略/外交环境更加复杂和脆弱,增大了与日本及美国的军事冲突风险,并且作为其主要反弹,客观上促进了美国战略“再平衡”的强化和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进程。

   因而,很可能伴随某种与此相关的战略审视,从2014年秋天开始,中国政府实行一种有利于“战略经济”的战略转型重大决策,它基于中国巨大的经济金融实力和可以成就的更广泛的外交,而且契合一项紧迫的国内需要,即在国内经济增长呈缓慢但顽固的持续下行的严峻形势下,力求显著增进对中国产能的境外需求。考虑到2014年10月和11月分别与日本和美国达成的两项重要的管控紧张的安全协议,即中日“四点共识”和中美防止双方军舰军机冲撞协议,事情就更是如此。

   无论是习近平反复倡导并着力推进规模巨大的欧亚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还是中国从2014年10月起大力主导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或是提出亚太自由贸易区,以及创设“中巴经济走廊”和提倡“孟中印缅四国经济走廊”等,都是“战略经济”方向上的重要事态。如果加上中国政府在着力推进的、面向周边乃至世界多个地区的高铁输出以及其他已经或准备大力投资的远近周边经济项目,中国显然更注重将其对外战略重点“分叉化”,“战略经济”因而成为其优先议程上的另一个重大维度。

   然而,“战略军事”的某几个重大方面依然显要,显见于中国基本的战略态势、或曰战略复合态势之中。中国战略性军力的经久急剧增强仍在继续,甚至是以加速度继续。中国武装力量主要面对海洋和海陆两栖环境的军事斗争准备仍加速进行。与此紧密关联,世界已经看到关于西太平洋、至少是西太平洋西部的中美军备竞争和更广泛的战力竞争,这涉及海上、空中、网络空间、甚至外层空间。这方面的一个新的重大事态,在于美国伙同韩国执意在韩部署将严重伤害中国既有战略威慑能力的萨德反导系统,而如此必将引发中美战略武器竞争的一个新的重要方面。美韩两国政府宣布决定部署萨德系统以后,中国对韩态度和对韩关系急剧逆转,这表明习近平维护中国战略核威慑能力的决心不可动摇。

   同样显著,中国继续在南海大力伸张和发展自身的海洋权利和战略权势,特别是在南沙群岛的多个岛礁同时进行急速的大规模扩岛,并且在其上构筑军事能力。这既大大加强了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实力地位,强劲地增进了中国的海洋战略能力,也显著加剧了与美国的战略竞争和对立,增加了与东南亚海洋国家的紧张,而且促使美国在东亚太平洋的盟国、准盟国和其他战略伙伴着手构建它们互相间的安全合作网络。由此开始,美国屡屡派遣军舰军机挑衅性地前往中国扩岛后的岛礁附近水域空域,甚至进入其12海里周围水域。中国则在南沙和西沙群岛部署导弹、战机和雷达,并且针锋相对地出动军舰军机与美对峙。

   2016年7月12日,被中国斥责为“一张废纸”的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关于菲律宾诉案的裁决,全面否定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声索和主权声索的合法性。就此,中国政府随即发表声明,实质上宣告“九段线”内所有岛礁皆为中国领土,这些岛礁周围的紧邻水域皆为中国领水;“九段线”内的其余海域皆为中国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中国的这些主权声索和海洋权益声索基于历史性权利。为了表明中国的愤怒和决心,人民解放军海军三大舰队在南海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人民解放军空军在南海的某些争端岛礁和海区上空进行战斗性巡航。人民解放军最高级将领在海牙仲裁法庭发布裁决之后对外宣告:中国决不会停止在南海的岛礁建设,因为这关系到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在东海,“战略军事”变得甚或比先前更显著。2016年6月初,很可能为了抵抗美国及其战略伙伴就南海问题施加的愈益增进的军事压力和外交压力,包括由两艘核动力航母为首的特混舰队操作的在南海急剧的对华军事威慑,一艘人民解放军海军护卫舰驶入东海钓鱼岛附近水域———中国就该岛采取的首次此类军事行动,伴有中国空军军用飞机几度飞临接近钓鱼岛上空的空域,被日本政府称作实属罕见。这项行动的目的很可能是要迫使对方进行某种可比喻为“两线作战”的行动。此后,很可能处于同样的战略目的,中国在东海对升级干预南海问题和急切支持海牙仲裁法庭裁决的日本施加空前的压力。与此同时,中日在东海的军事紧张和对峙进一步加剧,特别是中国40余架各类军机集群飞越冲绳与宫古海峡之间的空域,而日本航空自卫队军机紧急升空以警戒中国军机的次数几个月急剧增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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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美国研究》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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