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冷战国际史二十四讲》前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0 次 更新时间:2018-09-07 11: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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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 (进入专栏)  

   本文系沈志华教授《冷战国际史二十四讲》一书前言。

  

   本书作为教材,主要是为中国大学历史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而作,同时,本书也是通俗读物,其对象亦是中国社会关注这段历史的普通读者。“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和中国有越来越多的人群对刚刚过去的这段人类历史产生了兴趣。从学术的角度看,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人们惊异地发现,国际史学界有一项研究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学术成果之多、之新,学术活动之广泛、之频繁,令其他研究领域望尘莫及,以至人们不得不考虑赋予这一研究新的概念,这就是关于冷战历史的研究。美国著名的智库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于1991年成立了冷战国际史项目(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同时创办了专业刊物《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CWIHP Bulletin)。此后,“冷战国际史”这一概念便开始流行,并被国际史学界广为接受。(注:人们也曾使用过“新冷战史”这一概念。美国著名冷战史专家约翰·盖迪斯(John Gaddis)把冷战结束后出现的重新考察和评估冷战历史的现象称为“The New Cold War History”,参见John Gaddis,We Now Know: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282。) 所谓“国际史”,其含义在于,无论是学者队伍和史料来源,还是研究对象和观察视角,凡在冷战史的范围内,这一领域的研究都不能再以某一个或几个国家为中心,而已经实实在在具有了“国际”性质。在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冷战结束二十多年来,在参与者的人数和国度、研究的角度和方法、题目的种类和范围以及档案资料所涉及的语种和国家等方面,冷战国际史研究的确为历史学发展打开了一个新局面。因此,中国《历史研究》杂志前主编徐思彦提出的看法——冷战史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注: 徐思彦:《冷战史研究: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中华读书报》2004年11月10日。)——毫不为过。在我看来,可以进一步指出,冷战国际史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学科增长点。

   1947年秋天,美国著名记者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出版了一本63页的小册子,书名即为《冷战》。(注:Walter Lippmann,The Cold War:A Study in U.S. Foreign Policy(New York: Harper,1947).) 这一概念从此便在国际社会广为流传。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这是“冷战”一词的首次出现,其实不然。1946年,美国向刚刚成立的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UNAEC)提出了一项对原子能进行国际控制的综合计划。面对苏联代表顽固拒绝美方建议、美苏分歧日益加剧的困局,美国代表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M. Baruch)的助手赫伯特·斯沃普(Herbert B. Swope)在1946年9月25日给同事的一封信中首次使用了“冷战”一词,用以说明美苏关系的悲观前景。1947年4月,在南卡罗莱纳州众议院的公开演讲中,已经辞职的巴鲁克引用了“冷战”这个说法,以表达他对维持“同苏联建立友好关系”的失望。(注: Larry G. Gerber, “The Baruch Pla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Diplomatic History, 1982, Vol.6, No.1, p.92. 另参见\[德\]贝恩德·施特弗尔:《冷战1947—1991:一个极端时代的历史》(孟钟捷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7年版,第1—4页。) 通过对于词源的考察可以看出,“冷战”的概念是对一种国际关系状况的界定,最初只是讲美苏关系其核心是对抗,而后逐渐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对抗。不过,对于社会主义阵营而言,在很长一个时期把冷战看作西方的一种政策,如《人民日报》说:所谓“冷战”是指美国反动派以战争恫吓对苏联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所进行的外交战和宣传战。(注: 《人民日报》1948年6月1日,第2版。近70年间,“冷战”一词在《人民日报》出现约7800次,但90年代以后的概念已有所变化。) 在《苏联大百科全书》中,则把“冷战”称为美国和西方为统治世界而采取的一种以苏联和民主国家为敌的政策。(注: \[德\]贝恩德·施特弗尔:《冷战1947—1991:一个极端时代的历史》(孟钟捷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7年版,第5页。) 到冷战结束后的今天,学术界对于冷战的定义已经没有什么分歧,即把它作为其国际关系结构表现为两极对抗的一个时代,如果说到政策,那也是分别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个集团同时采取的政策,而非某一方的政策。

   人们说到冷战结束时可以异口同声地确定在苏联解体这一天,那么对于冷战开始的时间确定则是众说纷纭。关于冷战的起始年代国际学界至少存在这样几种说法:1917年(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掌权),1947年春天(希土危机和杜鲁门宣言),1947年夏秋(马歇尔计划的出台和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实际上,对于冷战起源的分析取决于学者对冷战概念的界定和冷战实质的理解。按照上述对于“冷战”概念及其特征的解释,那么,1917年显然不能说是冷战的起点,那时虽然出现了对抗,但整个世界的结构根本不同于战后。1945年和1946年美苏之间的矛盾开始加剧,但还没有形成对抗,1947年春天杜鲁门主义的提出可以被看作美国的冷战宣言,但苏联并没有立即做出反应,甚至还对维持苏美关系抱有希望。只是到了那一年的夏秋,美苏双方都确定了对抗的方针政策,我们才可以确定:冷战在欧洲开始了。

   冷战国际史当中还有许多问题值得关注,其中有一些是根本性的、统摄冷战史全局的,且在学术界长期存在争论。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解答,不仅有利于形成对冷战本质的认识,还能为我们观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体系的变化和未来走向打开思路。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意识形态在冷战对抗中的作用。

   可以肯定地说,“意识形态”是一个在冷战起源、发展和结束过程中非常重要的而且是首要的因素,不仅仅存在于美苏两大集团之间,也存在于阵营内部。它其实是人类社会走到20世纪,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各种危机——这些危机有国家之间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人与人之间的,还有人与自然之间的,人们寻求解决这些危机的出路时在理论上、价值观念上的表达出现了差异,就形成了不同的“意识形态”。而且,它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一定的“普世”面貌。人们对和谐世界和美好社会的向往是真诚的,但超级大国借着人们的种种愿望和追求来“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也是真实的。

   战后初期,无论是从乔治·凯南的八千字电报来看,还是莫斯科在东欧、远东的实际表现,苏联的确有借着“世界革命”的旗帜建立自己势力范围、维护自身安全的一面。这跟俄国革命后、建立苏联政权的内外部环境有关。正像卡尔(E. H. Carr)对苏俄政权的观察:苏俄领导人不得不利用宣传作为政治实力的主要工具,“苏维埃俄国是第一个鼓吹国际主义并保持了一个有效的国际宣传机构的国家”。这种宣传和动员不仅限于国内,也使共产国际这样的机构在二战前沦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战后初期,美苏双方在东欧和中国问题上的较量,使前者更加认为苏联所作所为的根源在于共产主义的扩张本质。而苏联也把美国试图主宰世界的企图看作“帝国主义”的必然表现、垄断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必然结果。无论怎样,双方在价值观、世界观上的分歧和冲突是不可调和的。与以往欧洲近代的殖民国家不同,美、苏各自所建立的“帝国”,主要不是依靠野蛮的征服和占领,而是利用“自由”“正义”和“公平”的感召力,积极地推动阵营里的国家实现“进步”。 因此,表面看上去“高大上”的意识形态对抗,有时又表现得十分具体,比如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如何管理社会等。在这些问题上,美苏之间也要通过相互敌对的意识形态展开竞争。

   我们说意识形态具有工具性的特征,还在于它在很多时候、很多场合成为一种政治动员的方式。与此前的联盟政治不同,美苏之间的集团对抗不仅规模大,而且持续的时间长,这就需要美、苏两国拥有超强的动员能力。这既包括国内动员能力,也包括阵营内部动员能力,以维系两个超级大国的向心力。“自由”“正义”“公平”这些口号时常被用作聚敛民心、凝聚共识的手段。但与此同时,美、苏两国又忍不住把自身的诉求融入意识形态的说教中,而不顾各自盟国的实际国情和利益,甚至存在强加于人的情况,就使同盟体系在运行过程中孕育着解体的可能。正所谓手中之沙,攥得越紧漏得越快。美法矛盾是一例,美日贸易战也是一例;中苏分裂是一例,东欧剧变更是一例。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两极格局注定会出现多极化的趋势。

   第二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冷战时期的对抗与缓和。

   美苏为何走上对抗之路?二战末期,罗斯福曾把苏联看作传统大国,而非现行秩序的挑战者——美苏并非没有可能延续传统大国关系的模式:通过自律共同约束竞争,协调彼此合法的安全利益,相互承认对方的势力范围。1945年至1947年,一些美国官员和外交政策评论家强烈要求华盛顿在同莫斯科打交道时坚持传统的大国外交惯例。但是战后初期,包括东欧和远东在内一系列地区局势的变化,让美苏两国越来越觉得谈判和合作并不能解决问题,加上两国领导人又极具个性:斯大林对俄罗斯安全有着一种近乎偏执的意念而杜鲁门则对外来压力极为敏感。在战争刚刚结束、仍然十分强烈的“敌我”二元思维惯性之下,莫斯科和华盛顿很快走上了对抗之路。

   一旦走上了对抗之路,美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就如同螺旋一般上升。安全困境的理论告诉我们,每个国家都会不断采取用来加强国家安全的政策,但结果往往又适得其反。因为他们的行动威胁到别国的安全,引发了别国的反应甚至有可能是过度反应,最终使双方陷入一种不断通过各种手段来强化安全的境地。以至于安全困境将美苏推向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这样的核战争边缘。即便是一时出现的缓和,也成了对抗中间歇的幕间剧。

   美苏激烈的对抗之后,往往会有缓和出现。其间,两国会对一些重大的问题,如军备竞赛的烈度、局部的紧张状态作出相应调整。这保证了冷战期间两极格局大体不破,且未发生新的世界大战。但是,美苏之间的缓和往往让一些地区角色看到了解决他们自己问题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他们当中有些甚至不希望看到缓和出现,因为缓和会妨碍他们某种特定目标的实现,或者削弱统治集团在国内已经获得的政治地位和优势。比如,1955年美苏出现的一次缓和之后,很快便爆发了第二次柏林危机,最终导致柏林墙的修建。而最新的研究表明,这跟东德领导人乌布利希的极力推动有很大关系。

   长期对抗像是一场马拉松比赛,考验的是双方的耐力。美苏双方都竭尽全力进行政治的、社会的动员,以使资源更加集中于同对手的对抗。因此,苏联政府在压力之下推行高度集权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沉疴积弊一直得不到清除,民众的物质文化需求得不到积极的回应,国家—社会—个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美国也是如此,为了谋求同苏联的对抗,在国外不惜违背自己的民主价值观,在第三世界支持一些独裁的政府;在国内,行政部门的权力不断得到强化,权力分立和制衡的原则屡屡遭到挑战。当然最终,苏联在这场耐力比拼中败下阵来。

   第三个问题是冷战与两种制度的较量。

提起这一点,人们往往会想起“厨房辩论”。1959年7月,在莫斯科举办的美国国家博览会开幕式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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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知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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