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迪厄:继承人:中选者的选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5 次 更新时间:2018-09-07 10:5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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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迪厄  

  

   大学生既是教育的用户,又是它的产品。没有其他的社会属类,在行为态度中带有比大学生更多的过去所学东西的印迹。可是,正如许多研究证明的那样,在整个学习期间,特别是在学业重大转折的时候,社会出身施加着影响:对学业(尤其是某些专业)花费昂贵和没有一定遗产便无法进入某些职业的认识,在学业及其出路的信息方面的不平等,把某些职业、某些学业上的选择(比如拉丁文)和某一社会阶层联系起来的文化模式,以及由社会条件所制约的适应支配学校的模式、规则和价值观的禀赋,所有这些因素决定了人们在学校里感到“如鱼得水”或者“很不自在”,而且别人也持相同看法。在各方面能力相同的情况下,这些因素决定了不同社会阶级学生的不同学习成功率,在那些需要以基础知识、文化习惯或家庭收入等先决条件为前提的专业更是如此。比如人们知道,教育方面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掌握教育特有的思想语言的能力(真正的或者表面的),这方面的成功为学过古典课程的人所有。因此,人们看到,在既非天赋亦非个人因素的情况下,当前的成功与失败是如何在实际上取决于早期引导的。归根到底,这是家庭环境作用的结果,而学生和教师(习惯于考虑各学年之间的相互联系)却往往从刚结束的学年查找原因。这样,来自家庭出身的文化习惯和才能,在最初指导(产生于早期决定论)的作用下,影响成倍增加。惩罚表面上与社会不平等无关,实际上对后者起着促进作用。最初的引导越是以惩罚为形式体现于纯学校性的逻辑之中,就越使引发决定论的作用更为有效。

   在大学生群体中,人们只看到了各种影响的最后合力,这些影响来自社会出身并长期发挥作用。对未被淘汰的出身于下层阶级的大学生来说,最初的不利发生了演变。由于替代机制的作用,如信息不灵情况下的过早导向、强迫选择某些专业、学习停滞不前等,过去社会方面的不利变成了今天教育当中的被动。比如,在一组文学院学生中,41%的工农子弟在中学学过拉丁文,而高级职员和自由职业者的子弟为83%,这更加有力地表明了社会出身与古典课程的关系(对文科大学生而言),也表明了古典课程带来的好处。通过下面的事实,人们可以发现家庭环境影响的另一个迹象:大学生中,承认在中学毕业会考第一部分成第二部分选择分科时遵循了家庭建议的人,出身越高比例越大,同时教师在这方面的作用随之减小。

   在对学习的态度方面,可以发现同样的差异。不管他们更赞同天才论,还是更相信自己的天才(二者并行不悖),出身于资产阶级的大学生在与他人一样承认存在脑力劳动技术的同时,又对此表示了更大的厌恶。这些技术,如拥有一套卡片或一个时间表,被公认为不能与智力冒险的浪漫形象并存。甚至连学习爱好和过程方面的细微末节,也表现了出身于上层阶级的大学生对智育的无所谓态度。当他们对自己的爱好和能力更为肯定,用极为多样的文化兴趣表现出真正的或所谓的兴趣广泛和成果各异的业余爱好时,其他人则表现出对大学的更多依附。当问及社会学专业的大学生,更喜欢研究自己的社会、第三世界还是人种学时,人们发现,社会出身越高,选择“异国”题目和地点的人越多。同样,如果说出身高的大学生更喜欢时髦思想的话(比如认为“神话学”研究更好地体现了社会学的目标),是不是一直受保护的经历使他们的爱好更服从于娱乐的原则而不是实际的原则?是不是在智育方面追求异国情调和表面的好心,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或者说无足轻重的炫耀方式,他们借此在说明自己的资产阶级经历的时候把它摆脱掉?为了形成这样一种智力机制,是不是应当提供一一而且要在很长时间内——自由和免费选择的经济与社会条件?

   如果说学习过程中浅薄涉猎的情况主要表现在出身于资产阶级的大学生身上,那是因为这些人对在大学中得到一个位子,哪怕是假想的,更为肯定,至少在一个作为避难所的专业是如此。他们没有真正的危险,可以表现出由更大安全感所造成的超脱:直接与教学计划有关的书和学校的书读得比较少,更多的人去学远离本专业的或其他学院的多种课程,对自己更宽容。对学习成绩的统计反映出他们的自得,这使他们在许多情况下,比如口试的时候,占有巨大优势。资产阶级出身的大学生在学校教育方面依附性比较小,不应当被视为抵消其他优势的一种不利。有经验的广泛涉猎,可以使他们从教学提供的可能中得到更多好处。一部分(约1/3)特权大学生,把可以对别人不利的东西变成了自己的学习优势,这是无法阻拦的。因为,学校不合常理地把最高价值赋予了与学习分数和课程保持距离的技术。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看到。

   处于最有利地位的大学生,不仅从其出身的环境中得到了习惯、训练、能力这些直接为他们学业服务的东西,而且也从那里继承了知识、技术和爱好。一种“有益的爱好”对学习产生的间接效益,并不亚于前面那些因素。除去家庭收入不同可以解释学生之间的差距以外,“自由”文化这一在大学某些专业取得成功的隐蔽条件,在不同出身的大学生之间的分配也很不平均。在熟悉文艺作品方面,文化特权十分明显,这只有经常去剧院、博物馆和音乐厅才能作到(学校不能组织、或只能偶尔组织这些活动)。对那些学校内涉及更少的,一般说来距现在更近的作品来说,上述情况更为明显。

   从戏剧、音乐、绘画、爵士乐或电影这几个文化领域来看,大学生的社会出身越高,他们的知识就越丰富,越广泛。如果说,在使用一件乐器、通过看演出了解戏剧、通过听音乐会了解古典音乐等方面的差异不会使人感到惊讶,因为这是各个阶级的文化习惯和经济条件所造成的,那么,不同出身的大学生在参观博物馆和对爵士乐及电影历史的了解方面的明显不同更引人注意,尽管爵士乐和电影往往被视为“大众艺术”。绘画并非一种教学的直接目标,从对古典画家的了解开始就有差异,距现代越近差异越大。不同出身大学生的电影和爵士乐知识(这方面的博学者大大少于上述神圣艺术领域)也相差很远。在认识到这一切后应当得出如下结论:文化方面的不平等,以那些不存在有组织教学的领域更为明显;文化行为受到的社会因素的制约,大于个人的兴趣和爱好。

   不同出身学生的艺术兴趣受到的引导也不同。无疑,产生差异的社会因素有时掩盖了它们最明显的后果。与学者文化的密切关系,给出身于上层阶级的大学生以优势。小资产阶级的严肃态度,可以使自己在这方面得到补偿。可是,引导类似行为的不同价值观,可以间接地表现在更为细微的差异之中。这一点在戏剧方面非常清楚。戏剧不同于绘画或者音乐,它既具有学校教授的文化的性质,又具有自由的、可自由得到的文化的性质。尽管文化背景不同,而且在戏剧方面受到的培养也不同,农民和中级职员的儿子,工人和高级职员的儿子,可以具有相同的古典戏剧知识。同样的知识并不一定表现出同样的态度,也不保证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在一些人身上,它们可以证明学校制度与学习的绝对权威(因为它们大部分是通过自由的或课内的阅读,而不是通过看戏得来的);在另一些人身上,它们至少和服从上学的绝对必要性一样,证明这些人具有一种首先来自家庭环境的文化。于是,当人们通过一次测试和检查了解一个给定时间的兴趣和知识状况的时候,就在这一点上切割了诸多不同的轨迹。

   另外,对巴黎高级职员的儿子和里尔或克莱蒙费朗工人的儿子来说,丰富的古典戏剧知识具有不同的含义:前者还有先锋派甚至通俗喜剧方面的丰富知识;后者虽然也很了解古典戏剧,但对先锋派戏剧或通俗喜剧却全然不知。我们明显看到,一种纯学校文化,不只是不完全的文化或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一种低层次的文化。在更广阔的范围里,它的组成部分具有不同的意义。一些人的社会出身决定了他们只能接受学校传播的文化,而不能接受其他文化。教育揭示了这些人的学校文化实践。那么,学校在“普通教育”中所大力发扬的,不正是它作为这些人文化的学校实践而揭示的那些东西的反面吗?因此,每一种知识既应当被看作一个光彩夺目的整体的组成部分,又应当被视为整个文化旅途上的一个瞬间,曲线上的每个点都包含着曲线本身。还有一点要指出,这就是个人完成文化行为的方式赋予这些行为纯文化的性质:具有嘲弄味道的潇洒,故作风雅的简洁明了,使人态度自如或装作自如的合乎章法的自信,这些几乎总是发生在出身于上层阶级的大学生身上。在这些阶级里,上述行为方式标志着一个人属于精英之列。

   在大部分情况下,特权的作用只以最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推荐或走关系、补课或辅导、掌握教学和出路方面的信息。实际上,文化遗产以更隐蔽、更间接的方式传递,甚至不需要一步步的努力和明显的行动。可能正是最有“文化教养”的阶层,最不需要宣传对文化的崇拜或有意识地进行文化实践的启蒙。在小资产阶级里,情况正好相反。大部分情况下,家长除文化方面的良好愿望外不能传递别的什么东西。有文化教养的阶级却把冗长的教诲作了精心安排,以通过暗中说服的方式使后代接受文化。

   正是这样,出身于巴黎资产阶级的中学生才可以表现出他们广博的文化教养。这是他们无意识地,也没有花费气力,像渗透一样,没受到家长任何压力就得到的东西。

   “你去博物馆吗?”“不常去。中学不常组织去绘画馆,主要是去历史博物馆。我父母主要是带我去看戏,不常去博物馆。”“你比较喜欢哪些画家的作品?”“梵高、布拉克、毕加索、莫奈、高更、塞尚。我没有见过他们的原作,是通过在家里看书知道他们的。我有时弹钢琴。就这些。我比较喜欢听音乐,不大喜欢演奏。家里有许多巴赫、莫扎特、舒伯特、舒曼的唱片。”“你父母建议你读什么书吗?”“家里有许多书,我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教授的女儿,13岁,塞夫勒国立中学四年级古典班学生)。

   在自由文化领域区分大学生的这些差异,总是使人想到特权和不利的社会地位。可是,当把这些差异与教师的期望联系起来的时候,它们并不总是具有相同的意义。比如出身最低的大学生,由于没有其他途径,在诸如阅读剧本等更为学校化的行为中,找到了补偿他们不利条件的办法。同样,如果说在电影方面的学问随特权大小而增减,特权使富有家庭出身的大学生得到了把文化习惯转移到学校以外的兴趣和闲暇时间,那么经常去电影俱乐部,这一既经济又有补偿性的近似于学校活动的实践,则似乎主要是中产阶级大学生的事。对出身于最低阶层的人来说,学校是接受文化的惟一和仅有的途径,在各级教育中都是如此。不过,如果学校不理睬、不助长在文化面前的最初不平等,如果学校不是为了那种不具平民色彩的文化而经常贬低它所传播的文化,比如抱怨学校工作过于“学校化”,并且因此而徒有便当和宽厚的外表,那么它就可能成为文化民主化的最佳途径。

   来自家庭环境的一整套爱好和知识造成了大学生之间的差异,他们在学习学术文化方面只是表面上平等。实际上,使他们分化的,不是不同统计属类因不同关系和不同原因形成的差异,而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与其出身阶级共有的一些文化特征系统,即便是他们不承认这一点。在职业计划的内容和方式方面,在服务于这一志向的学习行为的类型方面,在艺术实践的最自由的方向方面,总之,在决定一个大学生群体与其学业关系的所有方面,都表现出他们所属的阶级与整个社会、与社会成功及与文化的根本关系。

各种教育,尤其是文化教育(甚至科学教育),暗含地以一整套知识、本领、特别是构成有教养阶级遗产的言谈为前提。古典中等教育是对太子进行的教育,在中级水平传递意义。它以一整套初级水平的经验财富为基础,受家庭藏书吸引和许可进行阅读,无法选择地观看有选择的剧目,进行文化朝圣式的旅行,开展只能使已被启发的人受到启发的暗示性对话,这难道还不能说明这个特权者游戏面前的根本不平等吗?可是,每个人都得参加这一游戏,因为它以具有普遍性价值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如果说,出身于处在不利地位的阶级的儿童,经常发现上学就是学习那些人造的东西和教师的辞藻,那不正是因为对这些儿童来讲,学者式思考要先于直接经验吗?他们必须详细地学习巴台农神庙的平面图,却从不离开自己居住的省份;他们必须在整个学习期间同样被迫地,而不是真心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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