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国家性质与有为政府:流行的契约主义观及其审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5 次 更新时间:2018-09-07 10: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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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 (进入专栏)  

   本文导读:契约主义视角为认识国家的性质以及确定政府的基本职能提供了一个基本分析框架,不仅可以从起源学上挖掘国家和政府的本质,而且可以从演化过程中揭示国体和政体多样化的现实形态,进而可以系统剖析在不同时空下政府应该和实际承担的功能。其中,国家本质上是集中人们所自愿转让的个人自由和权利并提供相应安全保护的有机体,而在现实世界中往往又会蜕变成主权者;政府则是国家共同体为服务于全体公民而成立的功能性机构,而在现实世界中往往又会蜕变专制工具和暴力机关。很大程度上,学者们在契约环境、契约程序、契约内容以及契约方地位等上却存在明显差异的认识,从而就形成了不同的国家性质观以及立场对立的政府功能观。显然,以公共选择学派为代表的流行契约主义国家观主要采用了个体主义分析思维和理性经济人分析框架,从而得出了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相一致的政府失败论,并由此规定了政府的“守夜人”地位。但从本体论上看,契约主义根本上强调政府对契约规则的遵守,但并不否定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功能;相应地,真正要做的是如何确保政府做它该做并且做好它该做的事,而这就需要建立起一整套相对完善的宪法政治体系。因此,基于本体论的契约主义,我们发现的是一种宪法政治的有限政府或者信托论的有为政府,而不只是导向自由放任的“最小政府”。

  

一、引言

  

   由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所激发,目前经济学界以及社会实务界正围绕产业政策和政府作用界限展开了激烈争论:绝大多数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人坚持有限政府,众多的非主流经济学人则倡导有为政府。其中,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人之所以坚持有限政府,基本原因就在于它根基于理性论的契约主义:一方面,将契约主体设定为理性经济人,它的逐利行为可以导向社会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将政府视为由经济人或利益集团组成的稻草人,它利用权力来最大化个人利益的行为将会损害社会。那么,契约主义的国家观果真只能导向有限政府吗?很大程度上,这种契约主义的国家和政府观根基于非常片面的理性假说,并且主要适用于政府主要承担统治职能的早期社会。相反,如果深入到社会契约的本体,就可以发现,国家根本上是集中人们所自愿转让的个人自由和权力并提供相应安全保护的有机组织,政府则是国家共同体为服务于全体公民而成立的功能性机构。这样,基于契约主义视角的分析同样可以导向有为政府,其关键在于建立一套保证政府及其代理人“尽其职”的规则和机制。有鉴于此,绪论首先对各种契约主义国家观作一系统的梳理和比较,一方面深刻考察流行的理性论契约主义及其导向的有限政府观,另一方面则深入剖析本体论的契约主义而为有为政府夯实理论基础。

  

二、探究政府功能及其失灵的视角


   在市场和政府的功能界定上之所以有截然不同的主张,根本原因在于:(1)迄今为止无论是市场还是政府都暴露出了严重的失灵问题;(2)不同经济学家在如何看待两种失灵的原因及其严重程度上存在明显的分歧。一般地,只要市场失灵广泛而持久地存在,这就为有为政府提供了社会和理论基础。那么,如何理解市场失灵呢?这往往可以基于两方面进行审视:(1)市场客体的不完善,如信息不完全、垄断、公共品、外部性等;(2)市场主体的基本缺陷,主要体现在个体的有限理性和人际异质性。 显然,新古典经济学等正统经济学主要从第一个层次来理解市场失灵,并认为通过市场机制的建设和完善就可以逐渐缓和乃至最终消除市场失灵。但是,第二个层次的市场失灵却难以通过外在的力量加以克服,这预示了市场失灵的内在性和长期性,并为有为政府的积极功能提供了基础。

   同时,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者之所以极力反对引入有为政府角色,还基于这样两个重要理由:(1)政府机构及其代理人都是追求自身利益的经济人,在信息不对称且权力偏在的情况下,政府官僚的机会主义行为就会损害而不是维护社会利益,进而造成比市场失灵更为严重的政府失灵;(2)现实世界中的市场失灵往往都是政府的不当干预造成的,只要市场机制得到充分发展,现在暴露出来的那些市场失灵将会逐渐减弱乃至消失。也就是说,无论是基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还是基于现实市场失灵的主要根源,新(古典)自由主义都主张应该严格限制政府行为,从而主张有限政府。 但是,正如斯特雷耶指出的,“理论上,获得复杂组织效率优势的同时,降低国家在组织体系中的地位是可能的。但实践上,还没有人能够完成这项成就。” 很大程度上,要理解和解决有为政府和有限政府之争,关键就在于能够全面审视现实世界中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原因及其造成的问题。显然,市场失灵问题已经为大量的著述和理论所刻画,因而本书致力于对政府失灵问题作一深层次的探究。

   首先,如何才能深层次地认识政府作用机制,并由此剖析政府失灵问题?一般地,这就必须深入挖掘国家的根本性质及其现实形态,进而分析现实世界中的官僚行为。事实上,政府本身只是国家组织为实现其目的而设立的功能性机构,是国家追求特定目标的功能承担者。试想,如果连国家的本质和起源都不清楚,又如何能够信誓旦旦地规定政府的行为和作用呢?不幸的是,尽管每个人一出生就生活在一个具体的国家中,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行为策略都受到特定政府的规范、监督和指导,但迄今为止,人们尤其是现代经济学人对它的了解却非常少。巴斯夏就曾宣称,只要有人能够对国家给予一个准确、简单而又能够理解的定义,他会呼吁有能力者出100万法郎加上十字勋章、花冠和绶带等的奖励。 我们对国家的了解为何存在如此不足呢?这或许是因为我们太熟悉它了,以致往往也就熟视无睹;或者是因为国家组织所牵涉的利益太复杂了,以致每个人都选择特定视角去片面地理解它。正因如此,每当讨论到国家和政府的性质和功用时,人们总是会展开激烈的争论,并产生了多样乃至相互对立的学说。

   其次,又该如何深刻剖析国家的性质,并由此界定政府的功能和作用边界?迄今为止,有关国家的认知主要有三大视角:(1)保守主义,它看重现存的规则,从现实状态中理解国家的性质和功能;(2)演化主义,它重视规则的变迁,从历史演化中理解国家的性质和功能;(3)契约主义,它关注规则的形成,从共同体的个体参与者推导出国家的性质和功能。一般地,基于契约主义视角来分析国家具有这样两点好处:(1)有助于从起源学角度探究国家和政府的本体,因为它探究了国家这种组织形式何时开始出现,满足了人们的何种需求,在什么原则上建立,从而集中关注国家成立的原初目的,进而也就有助于探究国家的内在本质;(2)有助于广泛探究国内外最为流行的国家学说,这既包括提出公民契约的启蒙学者如格劳秀斯、霍布斯、洛克、普芬道夫、卢梭、孟德斯鸠、康德以及穆勒等,也包括关注宪法政治契约和道德契约的现代学者布坎南、哈耶克、罗尔斯、德沃金、科恩、斯坎伦以及高蒂尔(D.Gauthier)等。

   事实上,早在1625年,格劳秀斯在《战争与和平法》一书就设想了这样一种自然状态:自然状态下人人自由平等但又不幸福,从而出于自愿或者逼不得已地接受了一种政治权力的统治。其中,在自愿情形下,人们通过协商而与自己选出的统治权威达成一种服从契约,条件是统治者必须遵从基本法;在被迫情形下,人们受到统治者的武力征服而宣誓服从征服者,从而达到一种法律状态。自格劳秀斯以降,学者们大多都偏爱自愿的服从契约。不过,流行的社会契约论也存在明显的局限:它以平等的自然主体为基础,自然主体基于理性和自利考虑而通过一纸契约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同时,不同学者所持的社会契约观之所以存在差异,主要体现在对契约权威性的理解存在不同。但实际上,如果考虑签订契约的主体特性以及所定契约的内容范围,那么我们就可以大大拓展契约主义思维的分析功效。一方面,就契约方地位而言,这涉及对社会主体的特性认知,是同质平等的还是异质不平等;另一方面,就契约权内容而言,这涉及对不同权利的属性认知,是可转让的还是不可转让的。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特征存在明显的差异,因而就有迥异的国家观和政府说流行于世,这也为不同学者所刻画。

   有鉴于此,本书基于契约主义视角并区分契约的不同形态(包括契约程序、契约内容以及契约主体等)来深层次地探索国家的性质以及政府的功能,进而根据环境的变动来界定市场和政府在不同时空下的功能承担和作用范围,由此就可以深入地审视围绕最小政府、有限政府以及有为政府展开的争论。很大程度上,要促进社会稳定持续发展,就必须让市场和政府都能够各司其职,实现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互补和共进,从而促使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之间相互克服而非相互强化;进而,也就可以理解林毅夫的近来主张: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当然,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主要着眼于经济增长中的产业政策问题,而本书的研究则为有为政府的更广泛功能夯实理论基础。

  

三、契约主义视角下的国家性质


   一般认为,自然事物的本质往往体现在它的内在结构上,结构的组成和变动往往会引起本质的变动;究其原因,自然事物往往由有形的物质粒子所构成,因而这种内在结构往往可以通过物理手段得到检测和确定。与此不同,社会事物的本质主要体现在它的原初目的中,并且随着目的的变动而改变;究其原因,社会事物主要由无形的人类关系所构成,从而往往无法通过物理手段得到检测和确定。由此,契约主义也从起源学上开辟出探究国家性质的视角。

   契约主义认为,在社会形成之初,理性的孤立个体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而让渡自己的一些权利,从而就组成一个互惠协作的共同体。也即,国家形成是源于成员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的原初目的,这也就规定了国家的本质:国家是在一定领土范围内集中了人们所自愿转让的个人自由和权利并提供相应安全保护的组织,而不是独立于成员个体而存在的有机体。由此,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国家的性质以及其他全部的规范性价值都要从个体角度进行定位,而没有自己独立的目标和行动。 基于契约主义的理解,政府的基本功能就体现为:国家共同体为服务于全体公民而成立的功能性机构,它主要单方面执行公民基于契约达成的规则。卢梭就写道:“政府就是臣民和主权者之间所建立的一个中间体,以便两者得以互相适合,它负责执行法律并维持社会的以及政治的自由。”这个中间体以前是国王,现在则是总统、首相等,“他们仅仅是主权者的官吏,是以主权者的名义在行使着主权者所托付给他们的权力,而且只要主权者高兴,它就可以限制、改变和收回这种权力。”

当然,按照契约主义所理解的国家内在本质和政府应有功能是一回事,现实世界中的具体表现却又是另一回事。例如,人们直接参与公共决策的自治城邦可以看成契约主义国家的一种典型,但后来共同体之间的征伐和战争使得国家的范围不断扩大,不仅被征服者共同体中的成员失去了作为公民的地位,即使征服者共同体中的绝大多数成员也失去了公共决策的权力。按照霍布斯流派的契约主义观点,当越来越多的个人权利被转让给国家之后,国家及其政府机构就逐渐累积起越来越大的力量,进而衍生出独立发展的目标和轨迹,变成一个个孤立个体无法影响而只能屈从的怪兽“利维坦”,这就国家的异化。相应地,在现实世界中,政府及其代理人获得权力后也会逐渐摆脱订约者的约束,并反过来压迫、剥夺订约者的自由和利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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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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