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国家性质与有为政府:流行的契约主义观及其审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0 次 更新时间:2018-09-07 10: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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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 (进入专栏)  
” 相应地,无论是哈耶克、诺齐克、弗里德曼、卢卡斯还是国内的茅于轼、张维迎、陈志武、许小年等人,这些新古典自由主义倡导者都积极主张“最小政府”,并将其职能局限在这样三大领域:(1)建立军队以保卫公民不受外国的侵犯;(2)建立警察以保护公民不受其他公民的伤害;(3)建立整套法律体系和司法机关以确保契约履行。布坎南从公共选择视角又发展出了立宪主义经济学,其基本思想也在于,政府应该尽可能地不去干涉公民的事务和经济活动,而应该对个人自愿选择的生活和行动提供支持和保障。这包括这样两方面的内容:(1)建立有效的宪法政治和法治体系,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国家不干涉公民的基本权利,也不可用强制手段来迫使一些公民帮助另一些公民;(2)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秩序,个人在这种制度下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而不受国家和社会的干涉,国家不能用强制手段来禁止人们从事推进他们自己利益或自我保护的活动。

   事实上,边沁的功利主义国家观强调政府需要基于社会福利最大的原则进行行动和改革,而现代契约主义经济学和宪法政治主义经济学的国家观却导向了“最小政府”。一方面,阿罗和森等人发展出的社会选择理论发现,个人理性选择汇总将会产生悖论,从而进一步强化了政府失败的思想。例如,阿罗不可能定理就表明政府无法提供一个福利函数以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以致阿罗不可能定理往往又被称为“福利经济学第三定理”。另一方面,布坎南等人发展的公共选择理论也认定,庞大的政府和官僚机构必然会被特殊利益集团所操纵。布坎南等人质问道:什么东西能够保证政府做出的决策恰好符合集体偏好的结构?即便这些决策是好的,有什么东西能够保证政府行动的结果符合立法者的初衷?正因如此,基于契约主义视角的“公共选择提出了一种‘政府失败理论’,这一理论完全比得上产生自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福利经济学理论的‘市场失败理论’。在较为早期的探索中,人们就发现,当根据理想化的标准来检验市场在资源配置和分配上的效率时,以私人所有权为基础的市场体制在某些方面显现出是‘失败’的;在后期的探索中,人们通过公共选择理论看到,当依据理想化的标准来检验政府工作的效率和公平性是否令人满意时,政府和政治组织在某些方面也显现出是‘失败’的。”

   可见,不同于功利主义思维,流行的契约主义基于相同的经济人假设和理性选择分析框架,从而对政府行为乃至规则和宪法政治的分析都得出了与新古典经济学基本一致的结论。事实上,诺齐克在论述国家的诞生时就运用了“看不见的手”隐喻,而“看不见的手”与主流“契约”显然都来自市场经济。由此,诺齐克强调:“任何比最低限度国家具有更多职能的国家都无法得到证明。” 那么,政府在现代社会经济活动中果真只能扮演消极的“守夜人”(night watchman)角色吗?只能承担防止暴力、偷窃、欺骗和强制履行契约等少数功能吗?事实上,新古典经济学及其派生学说之所以力主限制国家和政府的作用,主要源于这样两方面的历史背景:(1)早期的国家和政府主要承担统治功能而非经济功能;(2)财政转移支付的主要对象是统治阶级而非弱势群体。例如,罗斯巴德就写道指出:“重商主义体系并不需要依靠花哨的‘理论’来登场。它天然地适合于新型的民族国家的统治阶层。国王,以及仅次于它的贵族阶级,都热衷于高额的政府支出、军事讨伐,以及通过高额税收来构筑他们共同的和个人的权力和财富。” 正是基于这一实然现状,新古典经济学及其派生学说不仅将国家视为一个主权者,而且将国家主权者视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恶棍”。但显然,现代国家及其政府的实然性质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政府所承担的职能已经远非前现代所能比。同时,流行的契约主义国家观之所以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又在于这样两方面的哲学观:(1)它承袭了西方社会的伦理自然主义取向,将所有的社会关系都视为似乎(as if)是契约性的,这样,社会契约论就通过一种理想的、非真实的解释而使得社会关系的存在合理化。但显然,正如高蒂尔指出的,这种“社会契约论将不再是一个理论框架,而是他们作为社会思想和实践的意识基础”,是作为意识形态而存在的。 (2)它将个体及其独特的人类特征视为优先于社会的,而政府行为则根基于攫取的强权而不是基于契约达成的规则,同时又认为“强力并不构成权利,而人们只是对合法的权力才有服从的义务”,“约定才可以成为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 但显然,现代社会中任何政府的权力都必然会受到某种约束和限制,从而可以保障它做它该做的事。

  

五、本体论的契约主义国家观及其政府功能


   流行的理性论契约主义往往得出政府失败的结论,这一结论合理吗?尼采曾说,流行的一般都不是真理,而只有经过长期思考的才是真理。相应地,要对流行的契约主义及其国家主张作深层次的审视,就需要回到本体论上。本体论视角的契约主义表明,国家本质上并不是利益享有主体,而是一种为增进所有成员利益的公共机构。因此,国家本质上没有“性恶”和“性善”之说,相应的政府也不是所谓的“恶棍”,相反,它是国家组织服务于全体成员的一系列功能的承担者和执行者。按照高蒂尔的看法,自然状态可被定义为“当且仅当其中的任何两个人都按照各自选择的行为准则采取行动这样一种情形”,社会则是指“当且仅当其中的任何两个人都按照共同选择的行为准则采取行动这样一种情形”。 根本上说,契约主义所强调的是,人民通过某种程序来达成共同行动的规则,这些规则往往由国家或相应的政府机关来监督执行。也即,按照契约主义的思维,我们就应该从个人权利和社会价值出发来探究政府的作用,探究政府可以提供哪些由个人难以自我满足的需要,而不是先验地将政府及其代理人定性为“恶棍”并将其功能局限在最小范围内。相应地,在目前纷扰的对立学说中,要对政府和市场之间进行功能划界,就有必要从起源学角度挖掘国家的本质,并由此对政府的性质和功能进行界定,然后根据社会环境的演化探索不同时期的政府功能。

   首先,基于契约主义的实质精神,政府确实应该承担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功能,而不只是扮演“守夜人”角色。例如,赖纳特就规定了国家的三种作用:(1)最广泛意义上,国家是制度的提供者,从而为社会和市场竞争提供一个公平的规则环境;(2)履行收入分配的职能并作为一家“保险公司”发挥作用,从而实现分配正义和补偿正义;(3)促进经济增长,从而不断提升人们的福利水平。 事实上,斯密意义上的政府就远非局限于“最小政府”功能。只不过,基于人们需要的轻重缓急以及社会发展的阶段差异,政府对社会经济功能的承担存有主次和轻重之分:(1)政府最为基本的功能在于维持社会秩序,这主要包括体现为保护公民安全、维护自由市场和完善法律秩序,这也就是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强调的“守夜人角色”;(2)政府进一步的功能体现为保护和促进人们需要的满足,这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品供给和收入再分配等,这是市场机制通常失灵的地方;(3)政府更进一步的功能体现为保障社会经济安全,主要体现为控制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或公共资本以为民生保障和宏观经济调控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这是维护社会正义和分配正义的要求。同时,政府的这些职能在不同时代的重要性也存在不同,但一般而言,上述三层次的职能随着社会发展而逐渐拓展。

   不幸的是,由于政府的异化以及受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一些政府连基本“守夜人”功能都不承担,却拿着纳税人的钱到处搞产业园开发、地产投资、企业控股等事务,从而就导致了政府职能的颠倒。譬如,一些政府决策在违背最基本、最一般、也是最简单的经济学理论的情况下,往往却要求各高等院校及研究机构为之提供能够迅速提高经济绩效的独特发展策略。相应地,政府机关中的专门部门和专门人员往往热衷于冥思苦想出一些研究课题并下发到各高校和研究机构,而那些获得课题的学人则力图通过繁琐的数学工具对常识性问题进行论证和解释,并想方设法地提出似乎具有某种独创性的研究思路和政策建议。试问:这些应用对策研究对实践有用吗?对社会认知有用么?对理论发展有用吗?弗里德曼就指出:“牛顿和莱布尼茨,爱因斯坦和博尔……没有一个是出自响应政府的指令。他们的成就是个人天才的产物,是强烈坚持少数观点的产物,是允许多样化和差异的一致社会风气的产物。” 正是由于现实政府往往存在“乱为”,这也就成为新古典经济学人极力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依据。

   其次,本体论的契约主义国家观在承认和倡导政府承担广泛社会经济功能的同时,并不妨碍定约者对政府机构及其代理人行为的监督和约束。事实上,只有在受到监督的情况下,政府机关及其代理人才会更好地承担它的应尽职责,才可以尽量避免“好心办错事”的发生,这里从两方面加以说明。(1)由于认知能力的有限性、激励机制的不完善以及信息机制的不对称和不完全,政府在执行其功能时就可能偏离社会目标或者无法顺利实现社会目标,尤其是,当政府直接主导国有经济的运营时,往往会因父爱主义而产生软约束问题。(2)现实世界中的国家和政府已经不是原初的国家和政府,不是理想状态的契约主义国家和政府,而是被严重异化了的国家和政府;相应地,现实社会中的绝大多数规则,无论在制定还是执行方面都没有经过成员的一致同意,而是日益独立的政府机构及其少数代理人制定的,而这些代理人往往有其自身的利益。

   正是基于这两方面原因,政府行为同样存在失灵问题,有时甚至更为严重,这方面已经为新古典经济学、奥地利学派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等详尽刻画。不过,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不能由此来否定政府应有的功能,所要做的是,采取措施来抑制和缓和这些政府失灵,促使政府做它该做的事,并且做好它该做的事。一般地,这就需要有一整套规则的监督和制约,其中最为根本的就是要建立一整套的宪法政治体系。布伦南和布坎南说:“所有的立宪规则,都可以被解释为对潜在的权力的限制。” 在很大程度上,弗莱堡学派的主要功绩就在于用立宪和规则原则型构了一种有效的竞争秩序。同时,要推进宪法政治体系的完善而成熟,又需要存在权力平衡和制衡体系的社会基础,权力制衡体系不仅有利于平衡民主与自由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更好地贯彻社会共同治理机制。

   其三,本体论的契约主义国家观之所以主张政府承担更为积极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是以政府及其代理人的活动遵循所达成的社会契约为前提的。一般来说,基于社会契约达成的规则就是法律制度以及宪法政治体系等正式制度安排,这既是对公共活动范围的界定,也是对政府职能和责任的规定,更是对政府及其代理人行为的制约。即使原始的由全体人民参与的社会契约已经为现代专门的立法机构所代替,按照契约主义精神,这些宪法政治或法律制度的设计根本上也在于防止掌握公权力的人潜在的机会主义行为。有鉴于此,就必须深入考察人性中的“恶”因素及其可能产生的破坏行为,尤其是权力集中潜含的破坏作用。布伦南和布坎南就写道:“霍布斯的论点的意义在于,在设计制度时应当把‘经济人’牢记在心,对于利他主义,就像良好的风俗一样,可以赞赏,却决不可当作‘假设的基础’”,“惟有从‘经济人’推导出来的社会冲突与合作模型,才适合于我们的宪政主义思考。”

很大程度上,将经济人分析框架作为制度设计的理论基础,也是笔者与布坎南等人共通的看法:制度设计需要以经济人分析框架为基础。事实上,如果政府及其代理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无私地和完美地行动,那么就不存在对政府施以宪法政治限制的逻辑基础。 只不过,与布坎南等人不同的是,笔者强调,经济人内涵的核心应该在“自利”上,凸显出每一个人的“为己”本能;但是,这种“自利”更多地体现为“以义生利”而非“见利忘义”,注重通过增进而非损害他人或社会利益的方式来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这是市场经济得以发展的根本基础,也是当初斯密提出“自利人”的根本内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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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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