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敬忠:“三农问题”:被夸大的学术概念及其局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4 次 更新时间:2018-09-07 00:2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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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敬忠  
不仅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并列提出,同时还指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

   上述回顾说明,在中国历史或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农业、农村和农民,或者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一直是有机联系的整体,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政策设计,都将三者以关系的视角既区别又统一地进行分析。那种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学术界提出“三农问题”话语之前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被割裂或孤立看待的判断显然缺乏根据,那种认为“三农问题”话语的提出促使人们开始对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以内在联系性和宏观整体性的视角进行分析和研究的结论,显然有夸大一个传播话语的学术重要性之嫌疑。

  

三  中国话语如何对接国际学术传统

  

   虽然有个别学者认为“三农问题”是中国特有,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但是多数学者认为,“三农问题”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世界各国普遍存在或存在过,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在进入近代以后,它们同样存在严重的“三农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三农问题”是普遍且长期存在的问题和困局,任何国家和政府都没有短期而激进地解决这些问题的先例。同时,应用中国的理论和经验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农业问题、农村问题或农民问题进行研究也很有意义。

   在对“三农问题”的讨论中,中国学术界一致认为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是其宏观背景,也是其深刻的根源,因此“三农问题”将伴随整个现代化进程。对“三农问题”的研究,应该在现代化和全球化框架下思考农村、农民和农业的命运,应该在中国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把中国放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理解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现实和变迁,应该在中国城市化和快速发展背景下讨论农民如何平稳转移进入城市。贯穿在“三农问题”中的一条主线便是中国为了实现国富民强的目标而追赶工业化的进程,而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凸现正是伴随工业化、城市化乃至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出现的历史主题。对比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发展道路——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大多都经历了上述的现代化进程,尤其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路径,在此背景下可能出现的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与中国的情况应该存在相互借鉴和参考的基础。

   无论是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的世界普遍性,还是这些问题的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都意味着中国学术意义上的“三农问题”概念或话语应该有充分的国际对话和国际交流的空间和需求。然而,“三农问题不是中国特有的,但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却是中国特有的”,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作为重要理论创造的“三农问题”话语提出20余年后的今天,这似乎仍然是一个事实。究其原因,除了前述“三农问题”从学术概念的角度来看本身就缺乏实质意义,从而在国内学术界没有真正的交流和对话之外,“三农”或“三农问题”的翻译以及中国学术界对国际学术研究传统缺乏足够的了解,也是重要的因素。

   一个学术概念,若具有鲜明的西方特色,则需要经历本土化的过程,才能在中国学术研究中更多地应用和推广;若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则需要经历国际化的过程,才能在世界学术领域内更好地交流和对话。“三农问题”概念的国际化过程一直遭遇翻译的困境,尤其是“三农”这一概念的翻译存在困难。目前,对“三农”的英文翻译千奇百怪,但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也是最多的一种)是意译,即直接将“三农”译为农业、农村和农民的英文,即agriculture,countryside and peasants;第二种是音译,即直接以“三农”的拼音“sannong”代替,然后再以脚注形式说明sannong的意思就是agriculture,countryside and peasants的总称。显然,第一种翻译方式本身就没有“三农”概念的出现,第二种翻译方式虽然出现sannong,但主要靠脚注的解释才能令国外读者理解。除了在“三农”的两种翻译基础上再加上“问题”的各种翻译从而成为“三农问题”的英文外,“三农问题”还有另外一些意译方式,如three agriculturerelated issues,threedimensionalrural issues,three agricultural problems,three agriculturalquestions,等等。显然,作为一个中文学术概念的“三农问题”在英文中只是一种含义的表达,而没有成为学术概念。可见,“三农”或“三农问题”本身在当前的英文文献中并没有成为学术概念,翻译后所传递的仍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农业、农村和农民”或“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的具体表述或意义。因此,在中国已经广泛使用的学术话语“三农问题”在国际上却面临“墙内开花墙外不香”的窘境。但是,造成这种窘境的真正原因其实并非英文语言本身的局限,而是“三农问题”话语本身缺乏实质意义所致。若过分强调“三农问题”因独具中国特色而无法恰当翻译甚或不屑于国际交流和对话,这只能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学术任性。

   对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的研究,国际学术界有着长期的传统,尤其是马列主义的很多经典作家有很多精辟的论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强调,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在普遍联系之中,社会中的一切现象都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普遍联系的统一整体,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交织起来的画面。因此,马克思主义对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的研究带有鲜明的联系性和整体性的视角,不仅研究每一个独立方面,还研究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还将农地问题纳入研究和分析的框架,构成了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和农地问题的四维一体。这就是国际学术传统中颇具影响的“农政问题”(Agrarian Question)概念所包含的内容。那种认为西方意识形态以及西方学术研究中只有孤立存在的“农业问题”,或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并没有把农业问题、农村问题或农民问题联系起来,只是单纯或单项地研究每一个方面的看法,显然是对国际“农政问题”研究传统的误读。

   “农政问题”概念由考茨基1899年以书名的形式正式提出。但是,由于中国学术界缺乏对这一概念之内涵的深刻和准确地把握,使得这一有着确切定义和深厚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固定学术概念,有时被说成是“土地问题”,有时被说成是“农业问题”或“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因而被误以为只是指单纯、孤立的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土地问题或农民问题等。可以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很多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中译版以及国内120年来对这些文献的讨论和研究中所使用的“土地问题”“农业问题”“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对应的是一个统一的固定概念——“农政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农政问题”是最接近中国学术界“三农问题”意涵的国际常用学术概念,“农政问题”的研究可以或应该成为中国学术界“三农问题”研究的重要参考。那种认为其他各国都没有“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提法的判断,虽然从字面上看也许是事实,但从实质内容来看,显然是缺乏对“农政问题”研究的国际文献的了解。相对于“农政问题”这一确定的学术概念,作为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合称或简称的“三农问题”,其实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因为马克思主义传统一直将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置于特定的社会形态和特定的生产方式下予以分析和解读,只是因为革命形势的需要会有不同的侧重而已,如有时强调农业多一些,有时强调土地多一些,有时强调农民多一些,但都在整体论和关系论的框架之列。

   对“农政问题”的研究和分析,除了马克思主义视角之外,民粹主义是另一重要视角,此外还有新古典/新制度经济学、生计框架和后结构主义的视角。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正是由于未能充分了解和把握“农政问题”这一概念,因而“三农问题”的概念未能在国际学术研究中得到广泛的认同和应用;正是由于未能对接“农政问题”这一概念,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和农地问题的大量研究成果未能与国际学术界产生良好的互动和交流。为了进一步推进和深化中国学术界关于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和农地问题的研究,加强中国学术成果的国际对话和国际交流,尤其是将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故事和基于中国实践的理论成果推介给国际社会和国际学术界,中国的农村社会研究亟需借鉴或采用国际学术传统中的“农政问题”概念,并从“三农问题”话语转向“农政问题”话语。

   需要说明的是,提出这一话语转向绝非否定中国对“三农问题”已经开展多年的研究以及取得的丰硕成果,相反,对“三农”和“三农问题”的社会关注仍然非常重要,而且中国“农政问题”的研究也必将立基于多年来关于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的研究成果。但是,略带“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样悲情色彩和乡愁情怀的“三农问题”概念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不利于进一步的学术研究且造成了与国际学术传统的割裂局面。其实,我本人多年来的研究常被批判为情怀主导和价值先行,我也尤其强调具有公共性的学术研究应该站在农民一边。但是,本文主要是以纯学术发展为出发点,认为虽然“三农问题”作为社会传播话语应该继续发挥其作用,但在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中,应该充分认识到转向“农政问题”这一国际学术话语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此外,关于这一话语转向的建议绝非否定社会科学本土概念的重要性,更不是为了一味将西方概念生搬硬套在中国的现实之上。其实,中国的国家发展本来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农政问题”正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国家发展的核心议题和核心概念,因此,从“三农问题”到“农政问题”的话语转向,既是为了挽回“农政问题”被忽视百余年的遗憾,也是为了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中国发展的指导作用,同时还可以将中国国家发展过程中有关“农政问题”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分享到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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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南学术》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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