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人类不平等的量化历史研究——量化历史研究与新知识革命(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2 次 更新时间:2018-09-07 00: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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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 (进入专栏)  

  

   本文的上篇对量化历史研究的沿革做了简单解释。在本篇,我们不妨以人类不平等的历史研究为例,回顾量化方法在近年所作的贡献。

   人际财富差距、地位差距、权利差距等,一直是学者和社会人士关注的话题。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在《论语·季民》中就说:“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意思是,治国者不必担心财富不多,而只需关注财富分配不均; 不必担心人少,而只需防患社会不安; 一旦财富分配均平,便无所谓贫穷;一旦人民和睦相处,便不要在乎人少; 只要社会安宁,亡国的风险就不存在。

   在西方,类似论述也不少。17世纪初莎士比亚戏剧《李尔王》中,一段台词讲,“从享用过度的人手里夺下一点来分给穷人,让每一个人都得到他所应得的一份吧。”“啊,我一向太没有想到这种事情!安享荣华富贵的人们啊,袒露着身体到外面来体味一下穷人所忍受的痛苦吧,分一些你们享用不了的福泽给他们,让上天知道你们不是全无心肝的人!”

  

财富差距的长历史

  

   财富与贫困的共存是自古以来东西方哲人都关注的话题。既然如此,从孔子时期至今,财富差距到底经历了多大变化,是拉近还是扩大了?2017年12月《Nature》杂志发表了一份由Kohler等18位教授完成的大规模考古研究,“Greater post-Neolithic wealth disparities in Eurasia than in North America and Mesoamerica”,看从原始社会逐步进化到半农业、再到全农业以及其他类别社会的过程中,财富差距是如何变迁的。

   之所以有18位作者,是因为他们的数据来自世界各大洲的63个考古遗址,这种研究是单个或几个作者难以完成的,所涉及的数据库整合也只有在电脑革命之后、到最近十几年才能够做到。他们用每户人家房屋大小的基尼系数度量一个社会的财富差距,因为相对于收入以及其他财富指标,房屋大小是考古学家可以看到、也方便客观度量的指标,也可以被理解为家庭方方面面财富的总体代理指数。

   他们取样的考古遗址样本中,亚洲、欧洲与非洲大陆的遗址是来自1.1万年到2千年之前的各类社会,而美洲大陆的取样则反映3千年到300年以前的社会。由于以前关于人类不平等的量化指标基本以收入为基础,所以,以往对不平等程度的估算多以近代为主,比如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研究的是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的收入差距、财富差距变迁的情况。而这18位学者由于是基于房屋面积估算财富分配结构,他们所研究的时间跨度以1.1万年以前为起点。

   图1给出了他们的估算。狩猎采集原始社会的房屋面积基尼系数为0.17(基于原始社会遗址估算的中位数),到半农业社会为0.27,到农耕社会则上升为0.35。这充分说明,人类生产与生存技术的每次飞跃,都带来财富差距的显著扩大。尤其是,这些作者也注意到,在今天,美国类似的财富基尼指数为0.80、中国的为0.73,等等。因此,人类进步似乎毫无含糊地带来财富差距的上升。

   从图1B中也看到,随着一个社会的人口增长、组织形态复杂度的提升,财富基尼指数也显著上升,尤其是形成了“国家”的社会里,财富差距最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的变化也看成创新,那么,不管是技术创新还是组织方式创新,在历史上都造成财富差距的加大。

   道理在于,在原始狩猎采集社会里,天生体力而不是其他人力资本决定收入高低,智力与情商资本对劳动结果没太大影响。在那个基础上,虽然每项新技术使生产力提升、带来高收入潜力,但同时,每种新技术又对人力资本提出新的要求,比如,机器是可以提高每小时的产出,但并非每个人都能最大化发挥机器的潜力。由于每个人的自然天赋在体力、智力和情商之间的配置不同,每次技术革新实际上把不同人的收入能力都进一步拉开,特殊人力资本多的人会看到自己的财富机会增加,而普通人也许也能分享到新技术的好处,但程度可能偏低。到今天,互联网的确完全改变个人致富的维度和高度,但是,很多人可能连互联网都不会用,互联网把体力的重要性降到新低,同时把其他人力资本的价值抬到新高;所以,因为互联网,不同人的致富前景差距是史无前例地高。

   同样在原始社会时期,没有国家,也没有其他复杂的人类组织,连部落都不大,只有人数极少的一个个小社会,因此,财富收入和社会地位的人际差别小。随着每个“小社会”往大社会演变,组织方式就必须创新,否则,社会就难以治理。然而,每次组织方式创新出现后,社会结构的等级层数就会增加,或者组织形态更复杂,但并非每个人都能轻松自如地适应复杂后的社会、能成为“人上人”,而缺乏情商与组织天赋的人就只能留在社会结构的底层。不同人对资源控制的程度差距加大后,财富分配也会拉开。

   因此,在人类发展历程中,每次社会组织形态的“进步”都伴随社会地位差距的扩大、财富更集中于少数人;发展到现代国家,组织形态复杂程度达到顶峰,而政府权力支配的资源也创新高,于是,财富差距也大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不过,社会组织复杂化又跟技术变革、自然条件高度相关,到最后,自然环境与技术变革是驱动财富差距变迁的原动力。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Carles Boix在2015年出版的著作中(Political order and inequali-ty),通过多种维度的量化分析研究什么因素决定了社会的复杂度。他用到的数据库很多,其中一个比较大的是Ethnographic Atlas,“人类志数据库”,该数据库对过去几十年的文明变迁史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

   在20世纪40年代,耶鲁大学人类学教授George Murdock开始收集186个社会的方方面面指标,包括家庭、人际关系、价值观、迷信、宗教等文化与社会变量。经过之后的三十多次更新和补充,这个数据库到今天涵盖1167个社会,为各社会收录了近2000个文化变量。也就是说,整个数据库包含近233万个数据,这是电脑革命之前无法处理的量。

   Boix教授把这些社会按生产方式分类之后,从狩猎游牧原始社会到渔民社会、半农业、农业社会,平均社会人口规模依次增大、精英与平民间的阶层等级也依次递增,财产跨代传承的规则细节也依次增多。

   如果以财产继承规则是否详细、社会等级阶层是否分明、社会结构中是否有明确的强人、是否有一夫多妻来定义“社会复杂度”,那么,进一步的多元回归分析表明,决定社会复杂度的两个关键因素是:生产方式(狩猎游牧为低级到打渔、到半农耕、到全农耕依次升高)和当地经济潜力(当地气候是否适合种植、土地是否肥沃、地面是否够平、离水路距离多远)。生产方式进化越高,或者同样的进化程度但经济潜力越高,那么,这个社会的权力结构越等级化、组织复杂度越高,财富差距因而越大。另外,武力技术越发达,拥有武力者的权势越强,这也会加剧财富不平等。

  

什么时候财富差距缩小

  

   历史上,技术发展和社会组织复杂化都导致财富不平等的加剧,这个结论听起来很悲观。那么,当下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热潮是否会改变过去万年的规律,不再使财富分配恶化呢?对此,量化历史研究文献有回答。

   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 Walter Scheidel于2017年出版的专著甚为系统(The Great Leveler: Violence and the history of inequalit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他综合了大量近年针对古埃及、罗马帝国、中世纪欧洲以及近代世界的量化研究,发现:在人类历史上,和平稳定时期都伴随着财富差距恶化,真正能造成财富差距持续下降的只有四大驱动力,Scheidel称它们为“压平财富分配的四骑士”,亦即大规模战争、重大革命、国家崩溃、大型瘟疫!因为战争、颠覆性革命和国家崩溃都含暴力,压平财富差距的前三“骑士”都是重大暴力事件,因此,暴力和瘟疫是真正能持续调整财富分配的要素。

   比如,从1650年至今,美国只有四次财富差距缩小,而每次都是战争所致,和平时期财富差距与收入差距都持续上升,那四次分别是:1776年后的独立战争、1861-1865年的南北战争、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从二战开始到冷战结束的近四十年里美国收入差距缩小所持续的时间最长。

   从1740年至1913年,虽然欧洲经历了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等众多社会动荡与战争,但由于这些事件的涉众范围有限,并没有改变财富分配日趋集中的趋势。英国最富1%人口的财富占全社会财富比,从起初44%持续上升到69%;在公元1815年时,法国最富1%人口的财富占比为46%,到1913年升到60%。可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大规模的全面战争,对财富的破坏既深又远,压平西方各国的财富分配结构。到1950年,英国最富1%人口的财富占比跌到42%,法国的跌到32%。在一战前,美国最富1%人口的财富占比为40%,到1950年下降到24%。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其他国家的财富差距也被大大缩短。一战之前,法国私人财富是国民总收入的7.2倍,到二战结束后降为2.2倍;英国的私人财富则从原来的6.8倍跌到后来的3.1倍,德国从6倍跌到1.8倍。两次世界大战既冲击平民,也冲击富人,但对拥有财富的家庭和个人冲击最多。Scheidel(2017)综述的这些情况跟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的基本一致。皮凯蒂收集了众多发达国家从1800年以来的大量收入、财富及其他数据,他收集的数百万样本点的微观经济数据和所作的分析,当然也是电脑与互联网时代之前的学者难以想象的,更是无法做到的。从皮凯蒂的研究也看到,自工业革命至今,只有一战到冷战结束时的六十几年里,发达国家的财富差距与收入差距经历了持续的下降,其他阶段都持续上升。

王朝崩溃对富人的不对称打击也会重大。早在公元881年的唐朝中国,黄巢起义攻陷西都长安,885年攻陷东都洛阳,三十余年陆续攻打其他要镇,一路上专门扫荡豪门世家的金银财宝、烧光富贵豪宅。唐朝的崩溃不仅带来改朝换代,而且把汉朝以来建立的豪门贵族阶层一扫而光(谭凯《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以至于宋朝初建时,中国成了扁平无阶层的全新社会,财富分配不平等程度大大降低。罗马帝国在公元5世纪中期的灭亡,也带来财富差距大降。以英国为例,在公元43年英国沦陷为罗马帝国一个省之前,英国人的房屋面积基尼系数为0.31;罗马帝国统治期间,英国社会秩序稳定,精英阶层有机会独显才能、发财致富,财富差距持续拉大,到5世纪初房屋面积基尼系数上升至0.62;可是,在罗马军队于公元407年撤走之后,英国进入“无中央统治”状态,治理秩序崩溃,精英财产不再得到可靠保护,资产贬值,富人因此损失重大;到公元6世纪,房屋基尼系数跌回0.(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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