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存生:《管子》:我国古代的“君主论”

——兼与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比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2 次 更新时间:2018-09-06 09: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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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存生  
因而其治国中可以不讲道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管子却认为,君主应是“君子”、“圣人”,其治国必须行道施德。显然,他们是截然对立的,给人的感觉是,一个教君主“好”,一个是教君主“坏”。

   论述的立场也差别很大,一个是把自己视为学者,客观地探索君主的角色、国家的性质和治国之道,对君主的根本社会角色(心)、应有素质(德)、应掌握的治国之道、方法[军事、法律、道德、权(势和术)]和追求的基本目标(安民、富国强兵、长治久安)等进行全面论述;另一个只是作为一个谋士,从权术的角度给君主出谋献策。因而论述的广度和深度都不可相比。一个立论很高,以教育者的面目出现,要君主尊道而行,为国为民;一个则很低,像一个献媚者,教君主只顾自己的王位。

   论述的侧重点上也不同,一个侧重于“道”和“理”,而且是正理,强调君主要作有道之君,要行道施德,以法治国;而马基雅维里的论述只达到术,未及理,更达不到道。

   在治国手段上,二者也有明显差别。他们虽然都讲到法、术和军事诸手段,但对其认识和安排上明显不同。管子主张“以法治国”,德法兼用,权术只是落实德、法的措施,因而其使用必须“正”,不能有悖于道义;马基雅维里则看重军队和权术,而且在使用权术时完全不受道德的约束。

   在对臣的认识和治理方法上,都重视人才,认识到人才决定一切,强调知人善用。但目的上差别很大。马基雅维里只是把臣看作维护君主统治的一种工具,而管子则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认识大臣,认为他们是国家中“智慧”的体现者,因而视他们为“圣人”、宝贝,君主应施惠于他们,大胆放任使用之,而不是像马基雅维里那样要君主处处“防”着他们。

   在对国家性质的认识上,管子的观念是“民为邦本”,在国家中“民为天”,因此国家的活动必须遂民心,顺民意,必须为民、惠民,对民施仁政。而马基雅维里也认为人心决定一切,所以要尽量少地加害于人民,给人民某些恩惠。但这只是为了收买人心而已。

   由此看来,《管子》一书对君主的论述不管是从理论的系统性和观点的深刻性方面,都大大高于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当然,我们也不否认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的价值。它从另一个角度使我们看到现实中的君主们的丑恶一面,而这对于人民和君主来说,当然是不无意义的。总之,《管子》一书所谈的才是真正的君主的应有之德和治国之道,以之为指导才能使一个君主受人尊重,从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而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只是对希特勒这样的政治野心家才有某种参考价值,但绝对不会使他们的统治维持长久。因为以之为指导治理一个国家只会使暴力和阴谋诡计盛行,伦理道德失丧,出现人与人互不信任和彼此争斗的“自然状态”。而一个人与人之间没有诚信,执政者与被治理者之间没有政治信任的国家,一个不依据人伦之道来治理的,因而其地位缺乏合法性信仰的执政者,是不可能长久的。

  

五、《管子》“君主论”的现代借鉴意义


   从上面我们对《管子》“君主论”的介绍和与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其对古代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国的最高执政者的论述立意是很高的,是从“道”即事物的根本和规律的角度来思考的。又由于他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义”,把国家权力理解为一种“公器”,即追求公正和谐秩序的一种社会机制。因而他对君主即最高执政者的社会角色的解释就是尊者、心者、德者、牧者,总而言之,行道施德者。这就决定了他心目中的最高执政者不仅自己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而且必须严格遵循人之道和国家权力的性质来管理国家。而要如此他就必须选贤任能和立规建制(制定法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社会上最有才华和道德最高尚者选入执政者队列,也才能把现实社会中最能集中体现社会之道义精神和最能有效地实现这一精神的权威性的行为准则的法律,用来协调统一全体社会成员(君、臣、民)的行动,建立一个相对良好的社会秩序。应该认为,这一治国理政的思路是很深刻的,有很大的启迪意义的。正因如此,其论述中提出了许多至今仍有价值的观念和建议,值得当今社会的执政者借鉴。

   1.“民为本”、“民为天”的观念,以及由之产生的“得民”、“安民”、“富民”、“敬民”的观念。这些观念触及国家权力的本质和价值目的问题,包含有现代“民主”观念的因素或萌芽。它要求执政者摆正自己的位置,明确手中权力的来源和在使用中应追求的目的,意识到权力的使用和维护,归根到底离不开民众。因此其决策、行为不能背离民心和侵害民利。否则其权力就失去了基础和缺乏合法性。这就像后来荀子所形象比喻的,权力是舟,民众是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所以在现代社会里,执政者必须牢固树立民主观念和养成民主作风,懂得权力来自于人民、权力服务于人民的道理。

   2.“公天下”观念。这一观念是由上一个观念演化而来的对国家权力性质的定位。它要求执政者把国家权力视为“公器”,不是个人的私人财产,因而不能以权谋私,而是要为民谋福祉。而要如此,就得在权力的使用中弃私立公。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正确地使用权力,作到公平正义,也才能从根本上防止权力的腐败问题。

   3.“以法治国”的观念。《管子》的“法治”观念虽然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因为他没有把法治与民主联系起来思考,但他对法和“法治”的理解是很深刻的,即把法和“法治”理解为现实社会中最能体现和最能有效地实现“道”的东西,因而他说:“法者,天下之至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所以执政者要行道施德,要治国理政,必须借助于法,实行“法治”就是不二的选择。他说:“此先圣之所以一民者也”。因为,只有法律这一权威性的行为准则才能把全体社会成员的行动协调统一起来。他还就如何实行法作了许多论述,如执政者要引道入法,严格地遵循“道”来制定法律和严格、公平地执行法律。特别是最高执政者要带头守法等。这对于我国当前的法治国家建设,显然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因为他把“法”与“道”统一起来,把国家的以法治理与治之以道结合起来,从而使法律在社会中具有至上的权威,既为民众所遵守,又为民众所信仰。而不仅仅把法视为可供选择的一种手段或谋略。可以看出,他的“以法治国”观念不仅是世界上提出最早的⑩,而且在论述上也是非常深刻的。

   应该指出的是,《管子》的以上观念是与其人性观密不可分的,而他对人性的认识是比较全面和比较深刻的。因为他是从两方面来认识人性的,一方面指出人的本性或自然属性是“欲利而恶害”,另一方面指出人的这一属性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是可以改变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人们会知道礼义廉耻,会产生是非观念和做出高尚道德行为来。所以,人的本性是双重的,既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而且后者是更根本的属性,是表现于社会生活中人的本性。管子认为,人的本性不存在谁善、谁恶的问题,执政者只要正确认识和利用它们,就都会取得社会治理的好结果。可以看出,《管子》没有陷入人性善和人性恶的争论之中,而是把人性归纳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个层次,并且认为人的社会属性、道义性是人的本质属性,是人的真正的“德”。所以他要求执政者首先具有高尚的道德品德,并用集中表达道义观念的法来指引和约束民众的行为,来建立一个符合道义的和谐的社会秩序。

   《管子》的“君主论”是公元前六、七世纪针对春秋战国的君主制诸侯国而发的,历史局限性是非常明显的,如他把君主的地位说成是至高无上的,因而虽然主张“以法治国”,只是说明了它的必然性,但并没有具体谈论如何从体制上树立法律的权威和建立持久的法律制度,因而没有对君主制中“法治”的关键问题,即依法约束君主的行为问题加以论述和制定相应的法律制度。而是相反,对齐桓公采取放任态度,使其重用小人和沉迷于酒色之中,导致管仲去世后不久齐国就陷于混乱之中。再如其精英治国的观念也很明显,即把人划分为君子(圣人、智者)和小人(愚者),认为只有前者有德有智,因而才能充当执政者,所以他实际上把广大民众排斥于政治活动之外。

   总之,《管子》一书对君主及其治国理政的论述是很丰富、很系统的,是自成体系的。其中有许多思想的亮点、火花,直到现在读起来仍感到新鲜和深刻。其论述虽然直接针对古代君主,但涉及到国家和执政者的普遍性问题,特别是其论述能着眼于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能从“道”的高度来思考,所以,能把社会治理的德(礼)、法、权、术等几方面统一起来,给人以高屋建瓴之感。我们应认真研究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在现代社会的治理中批判地加以继承和发展。

   注释:

   ①《戒》曰:“是故圣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贱物。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是故,身在草茅之中,而无慑意,南面听天下,而无骄色。如此,而后可以为天下王。所以谓德者。不动而疾,不相告而知,不为而成,不召而至,是德也。”《管子》似乎主张真与善、德与才、智是统一的,或它们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得道者就会有德,而有德者也就会有智慧才能。

   ②《管子·君臣下篇》:“君子食于道,小人食于力”;《管子·君臣上篇》:“务四支(肢)之力,修耕农之业以待令者,庶人也。”

   ③作为动词的“政”与“治”、“牧”基本相同。差别只在于“政”在含义上更全面,即执政,而“治”则侧重于对差错的处理,包括官和民两方面;而“牧”仅指的是“治”民。

   ④《白虎通义》有言:“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职,会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职义……霸犹迫也,把也,胁迫诸侯,把持王政。”

   ⑤《管子》关于“道”和“德”论述的介绍,详细见拙文《作为至道的法——<管子>的法观念及其“法”与“道”范畴》,刊载于《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6年第5期。

   ⑥严存生:《作为“至道”的法——《管子》的法观念及其“法”与“道”范畴》,《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⑦严存生:《作为“至道”的法——《管子》的法观念及其“法”与“道”范畴》,《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⑧严存生:《作为“至道”的法——《管子》的法观念及其“法”与“道”范畴》,《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⑨严存生:《作为“至道”的法——《管子》的法观念及其“法”与“道”范畴》,《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⑩梁启超说:“故法治者,治之极轨也,而通五洲万国数千年间。其最初发明此法治主义,以成一家言者谁乎?则我国之管子也”,《梁启超全集》(第三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8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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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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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7 (6)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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