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存生:《管子》:我国古代的“君主论”

——兼与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比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3 次 更新时间:2018-09-06 09: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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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存生  
万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动也。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归纳出治国为什么要“治之以法”的基本思路:由于“法”是行为的准则、尺度和样式,是“礼”的一种特殊形式,是现实社会中最能集中体现人伦之道——道义的行为样式,它通过赏罚杀戮的办法规制人们的行为,以建立统一的社会秩序。而国家是有统一秩序的社会组织,君主就是这一秩序的组织领导者。君主治国就是一个制定和实施法律的过程。因为只有作为行为规范的法律才能把君、臣、民“复合为一体”,也才能对他们的行为有所约束,使君和臣不敢以权谋私,使民众的利益受到某种程度的保护。正基于此,法是治国之本,是最高的治国之道,“治之以法”是治国的基本原则⑨。正因如此,他极立反对君主参与具体事务的处理,特别是超出法律去搞所谓“法外施恩”,认为这是弃公行私,是破坏法律,只会使治理陷于混乱状态。

   3.选贤任能

   《管子》认为君主治国并不是亲自处理具体的政治事务,而是通过选拔“圣贤”担任国家官吏进行的。《明法》曰:“是故先王之治国也,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版法解》:“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贤佐也。佐贤则君尊、国安、民治,无佐则君卑、国危、民乱。故曰:‘备长存乎任贤。’”

   既然如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国家治理也就是选任、使用和监督官吏的过程。《君臣上》曰:“论材量能,谋德而举之,上之道也;专意一心,守职而不劳,下之事也。为人君者,下及宫中之事,则有司不任;为人臣者,上共专于上,则人主失威。是故有道之君,正其德以莅民,而不言智能聪明。智能聪明者,下之职也;所以用智能聪明者,上之道也。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职,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复合为一体。是故知善,人君也;身善,人役也。君身善,则不公矣。人君不公,常惠于赏,而不忍于刑,是国无法也。治国无法,则民朋党而下比,饰巧以成其私。法制有常,则民不散而上合,竭情以纳其忠。是以不言智能,而顺事治、国患解,大臣之任也。不言于聪明,而善人举,奸伪诛、视听者众也。是以为人君者,坐万物之原,而官诸生之职者也。选贤论材,而待之以法。举而得其人,坐而收其福,不可胜收也。官不胜任,奔走而奉其败事,不可胜救也。而国未尝乏于胜任之士,上之明适不足以知之。是以明君审知胜任之臣者也。故曰:主道得,贤材遂,百姓治。治乱在主而已矣。”

   《管子》认为,人才非常重要,人才是国家强大的关键,它决定着治国的状况,强大的国家必须有一流的人才。《霸言》曰:“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明大数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是故圣王卑礼以下天下之贤而王之,均分以钓天下之众而臣之。故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谓贪者,其大计存也。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

   (1)为什么要选贤任能?

   管子认为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孤家寡人的君主,其能力有限,难以独当国家事务,因而必须借助于各种人才的智慧,聚集各种力量,才能治理好国家。《君臣上》曰:“虽有明君,百步之外,听而不闻;间之堵墙,窥而不见也。而名为明君者,君善用其臣,臣善纳其忠也。信以继信,善以传善。是以四海之内,可得而治。是以明君之举其下也,尽知其短长,知其所不能益,若任之以事。贤人之臣其主也,尽知短长与身力之所不至,若量能而授官。上以此畜下,下以此事上,上下交期于正,则百姓男女皆与治焉。”《形势解》曰:“明主与圣人谋,故其谋得;与之举事,故其事成。”又曰:“明主不用其智,而任圣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众人之力。故以圣人之智思虑者,无不知也;以众人之力起事者,无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则身逸而福多。乱主独用其智,而不任圣人之智;独用其力,而不任众人之力,故其身劳而祸多。”《小问》曰:“选天下之豪杰,致天下之精材,来天下之良工,则有战胜之器矣。”

   其二,人才难得,培养优秀人才是很困难的,他提出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名言。《权修》曰:“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

   管仲要求统治者应选拔和造就一大批人才。他认为,国家起码要具备两大人才系列,一是“聚天下之精才、论百工之锐器”;二是“收天下之豪杰,有天下之骏雄”(《管子·七法篇》)。前者是生产上的能工巧匠,是发展社会生产,创造物质财富的骨干力量。后者是合格的领导与管理人才,是统治者实施政治统治、治国治民的重要力量。这两种人才,虽然职责与功能不同,但都是一个国家不可缺少的人才。管子还总结了历史上用人方面的教训。他指出,古代圣王之中,凡是成就功业、流传后世的,都是善于用人的;而那些国破家亡、身败名裂的“暴王”,都是因为失去了人才。

   (2)如何选贤与能?

   基于以上对人才重要性的认识,《管子》特别重视对人才的选拔,认为选用人才要放开思路,应不拘一格选人才,使天下人才为我所用。《形势解》曰:“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士不厌学,故能成其圣。”因此,齐桓公、管子在治理齐国中,很重视人才的吸收和使用,采取了许多办法,招徕人才,不受国籍、出身的限制。如他们派许多密使到国外去考察和招徕人才,在国内又采取各种办法发现和培养人才,如“三选制”,即首先是乡选,由最基层推荐,其次,由官府考核,是为官选,最后有国君审查,因能授官,是为君选。再如实行推行“庭燎举士”制度,以100个火炬的隆重礼节亲自接待、审查毛遂自荐者。正因齐国广泛吸纳各类人才,而且大胆放手使用外来的一流人才,委以重任,授予高官厚爵,因而使齐国迅速强大起来。

   (3)选用人才的标准和方法是什么?

   首先是德才兼备,德优先,近君子,远小人。他提出了“忠臣”、“经臣”的概念。他说:“能上尽言于主,下致力于民,而足以修义从令者,忠臣也。”(《管子·君臣上篇》)《明法解》曰:“凡所谓忠臣者,务明法术,日夜佐主明于度数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奸邪之臣知法术明之必治也,治则奸臣困而法术之士显。是故邪之所务事者,使法无明,主无悟,而己得所欲也。”《形势解》曰:“言而语道德忠信孝弟者,此言无弃者。天公平而无私,故美恶莫不覆;地公平而无私,故小大莫不载。无弃之言,公平而无私,故贤不肖莫不用。故无弃之言者,参伍于天地之无私也。故曰:‘有无弃之言者,必参之于天地矣’。”

   因此,管仲强调选人用人必须坚持任人唯贤的路线,要重德才、轻资历,反对任人唯亲。他在《立政》中提出了“三本”原则。他说:“君之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故国有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以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与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谓之过;德薄而位尊者谓之失。”这就是说,在任命一切官员时,都必需考察其德行、政绩和能力,做到“德称其位、功称其禄、能称其官。”

   在“三本”用人原则基础上,管仲还进一步提出了“四固”、“五务”的用人标准和“省官”的考核制度。所谓“四固”是指人才选用的四个基本标准。《形势》曰:“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二曰:见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三曰:罚避亲贵,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务地利,而轻赋敛,不可与都邑。”所谓“五务”,是指“君择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辩事,官长任事守职,士修身功材,庶人耕农树艺”,要“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所谓“省官”制度,是指对各级官吏的职责进行考核、检查和监督的制度。“省官”的前提是要明确官员的职责,并根据职责进行考核。考核内容要具体,不仅看大德与大节,而且看实绩。

   另外,他指出,在人才选用上,应不拘一格选人才,不求全责备,要避其短,用其所长。《形势解》曰:“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故无事不成,而功无不立。乱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长短也,而责必背。夫虑事定物,辨明礼义,人之所长而蝚猿之所短也;缘高出险,蝚猿之所长而人之所短也。以蝚猿之所长责人,故其令废而责不寒。”这就是说,物各有其长短,因而不能因其短而不用,也不能以此物之长比他物之短。否则,则无人才可用。而应像泰山和大海那样的胸怀,壤石和细流,来者不拒,才能终成大业。

   综上所述,《管子》认为,“政”之义在“正”,因而执政者治理国家所追求的是公正。由于民为国本,因而公正的根本含义是为民,是公正无私。而要如此,治理就必须遵照国家的本性和人民的愿望来使用权力,其主要途径就是立法和选人。并且,立出来的法要不悖于人伦之理,选出来的人必须是贤者、圣人。这样才可能使国家政通人和,君臣民合而为一体,达到民富国强之目的。

  

四、《管子》的“君主论”与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比较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是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政治家、历史学家和政治法律思想家,也是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政治法律理论的重要奠基人。大学毕业后他步入政坛,1494年统治佛罗伦萨60年的梅迪奇家族政权垮台,25岁的马基雅维里参加新成立的共和国的政府工作,1495年至1496年他在政府中任助理,1498年被任命为第二秘书厅秘书长,旋即被任命为“自由与和平十人委员会”秘书,在最高行政机关——执政团领导下负责办理外交与军政事务达14年。1512年梅迪奇家族复辟,他被罢官并被捕入狱,经多方营救,1513年出狱后他回家专心于著述,先后完成《君主论》(The Prince,或译《霸术》,1513-1517年)、《战争艺术》(Art of War,1520年)。为图再起,1519年他将《君主论》题献给梅迪奇家族统治者小洛伦佐。《君主论》一书论述如何建立强而有力的君主制国家,目的在于为君主的统治出谋划策,侧重讲君主应有的素质和应掌握的政治权术。他的基本观点是,因为人性恶,因此一个真正的君主要统治好一个国家,就必须兼有狮子和狐狸的品格,既非常强大,又非常聪明,才能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和居于不败之地。为此他必须掌握两手:军队和法律;必须懂得用人之道和识人之术,知人善用;必须博得民众的信任和拥护;必须审时度势,及时而果断地作出决策,不沉溺于一般的道德观念,该出手时就出手,甚至要不择手段地达到目的。《君主论》1532年才公开刊行,是他的成名之作,对后世影响很大。但由于宣传一种不要道德的政治权术,故长期被作为禁书。

   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中对君主的论述与《管子》中对君主的论述相比较,有以下明显的区别:

   时间上差两千多年。即管子的论述在公元前六、七世纪,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在公元十六世纪初。

   论述的出发点不同。一个着眼于实然或现实,另一个着眼于应然或理想。管子是从理想的角度,是把君主作为“君子”来看待的,而马基雅维里则把君主视为野兽,不过是比较强大和聪明的野兽之王而已。

从更深的层次看,他们对人性的看法差异很大,马基雅维里认为人性恶,因而只能以对付野兽的办法,即以军事暴力和不道德的权术来治理。管子虽然也承认求利恶害是人的本性,但并不认为它恶,而是认为它是人的自然属性,人除了这一属性外还有礼义廉耻等社会属性,因而指出,君主应依据这一本性来治理国家,引导民众过一种有礼义廉耻的道德生活。与此同理,在对君主的认识上,马基雅维里眼中的君主是野兽中最强大聪明者:狮子与狐狸的合成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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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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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7 (6)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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