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存生:《管子》:我国古代的“君主论”

——兼与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比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4 次 更新时间:2018-09-06 09: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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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存生  
抓经济,首先是抓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他说:“国之本在农栗。”因为在古代粮食是最重要的社会财富,也是人民生活和军队后备资源中最重要的部分。所以必须重视农耕和粮食生产。但他认为,在抓农业的同时不能忽视工、商业。而应重农而不轻工、商。为此他针对齐国濒临海洋,可以捕鱼晒盐,及其有丰富的铁矿等资源的特点,对发展多种经济做出合理的安排,故使齐国迅速强大起来。

   2.强兵。管子指出,一支强大的军队对一个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参患》曰:“君之所以卑尊,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故诛暴国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然则兵者外以诛暴,内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国之经也,不可废也。”《形势解》曰:“主之所以为功者,富强也。故国富兵强,则诸侯服其政,邻敌畏其威,虽不用宝币事诸侯,诸侯不敢犯也。”为了建立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管仲一方面非常重视军事人才的挑选和专业军队的训练,认为必须有一流的将领、器材和技术过硬的军人。另一方面,他推行了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军国一体、兵民一体。在这种体制里,藏兵于民、军民一体,使军队组织与行政组织统一起来。

   3.称霸。管子认为,在当时周室衰落,诸侯国争斗不已,夷狄连续入侵的情况下,一个真正有为的君主,不仅要把国内治理好,而且要“称霸”,能在对外交往中处于强势地位,这样不仅能真正保持其独立性,不受他国和外族的侵扰,而且能联合各诸侯国,建立一个符合道义的外部秩序。他在《大匡》中说:“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不过,他所说的“称霸”,主要不是通过军事暴力征服的办法来统一中国,而是在尊重周天子的权威和他国主权的前提下,“内行其法度,外行其理义”,以道义原则结交周边诸侯各国,形成长期友好的同盟关系,惩罚侵略者,保护弱国,树立齐国的威信,使其号令“始行于天下”,能称霸于地区,达到“尊王攘夷”、“安内攘外”之目的。在他那儿,“霸者”“伯”也,只是诸侯国中的强者或“霸主”④。他认为只有如此,才能行王道和遏制霸道,创造一个相对好的外部环境,从而作到长治久安。他在《霸言》中所描述的“称霸”是:“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合天下之权;以遂德之行,结诸侯之亲;以好佞之罪,刑天下之心;因天下之威,以广明王之伐;攻逆乱之国,赏有功之劳;封贤圣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以大牵小,以强使弱,以众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诸侯而不拂,近无不服,远无不听。夫明王为天下正,理也。按强助弱,圉暴止贪,存亡定危,继绝世,此天下之所载也,诸侯之所与也,百姓之所利也,是故天下王之。”《重令》曰:“若夫地虽大,而不并兼,不攘夺;人虽众,不缓怠,不傲下;国虽富,不侈泰,不纵欲;兵虽强,不轻侮诸侯,动众用兵必为天下政理,此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不过,他也不否认兵在称霸中的作用,在《兵法》中说:“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得兵胜者霸,故夫兵虽非备道之德也忍而所以辅王成霸。”在《重令》中也说:“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

   显然,管子的这一套称霸理论和实践,虽然在当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使齐国成为春秋第一霸主,但是这一霸业在管子死后不久,就难以维持了。这说明该理论的局限性,它只是暂时维持周王朝衰落的秩序,不能建立真正和长久的霸业。

   (三)治国理政应遵循的主要原则

   《管子》中对如何治国的论述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方面:行道施德、以法执政(治之以法)和选贤任能。行道施德是目的,以法执政和选贤任能是手段。因为君主执政的目的就是为了行道施德,而要更好地行道施德就得掌握政治权力,而政治权力最主要的是立法权和人事权,即发布法令和选任官吏落实法令的权力。只有这样,才能弥补道德教化的缺陷,借助于政治和法律权力,最大限度地行道施德。

   1.行道施德

   (1)什么是“道”和“德”,君主治国为什么要行道施德?《管子》认为,“道”就是事物运动的内在精神和规律,“德”是遵循“道”运动的事物所具有的品性。它表现为其形正心正。他认为,智从“德”出,有“德”就有智慧。“理”就是被人静思而获得并用语言诉说的“道”,又叫“道理”或简称为“理”。他指出,“道”有作为宇宙中万事万物总根源的“道”,有具体事物的“道”,如“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人之道”就是人类社会生活之道。由于人的社会生活所追求的是和谐统一,而要如此就得合理地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而社会生活中的人际关系不外乎上下左右、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因而“人之道”就是合理处理这些关系⑤。它所追求的,归结起来就是“义”、道义“。他说:“义者宜也。”“君臣父子人间之事谓之义”,它要求“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礼义章明”(《管子·七法篇》)等。

   《管子》认为,事物的运动只有遵循其“道”才能呈现最好的状态,也才具有“德”。在社会中,作为个人的“德”就是高尚的品德和超人的智慧,具有者被称之谓“圣人”。作为君主,他不仅应有高尚的品德和超人的智慧,而且要遵循国家之道来治理国家。在君主的社会角色之三中已经指出,君主在国家里是“德”的化身,其任务就是行道施德,也只有行道施德才能得民心和维持其君主的尊严和地位。《君臣上》曰:“道者,诚人之姓(生)也,非在人也。而圣王明君,善知而道之者也。是故治民有常道,而生财有常法。道也者,万物之要也。为人君者,执要而待之,则下虽有奸伪之心,不敢杀(试)也。夫道者虚设,其人在则通,其人亡则塞者也。非兹(此)是无以理人,非兹(此)是无以生财,民治财育,其福归于上。是以知明君之重道法而轻其国也。故君一国者,其道君之也。王天下者,其道王之也。大王天下,小君一国,其道临之也。是以其所欲者能得诸民,其所恶者能除诸民。所欲者能得诸民,故贤材遂;所恶者能除诸民,故奸伪省。如冶之于金,陶之于埴,制在工也。”《兵法》曰:“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形势解》曰:“民之从有道也,如饥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之先阴也。故有道则民归之,无道则民去之。故曰:‘道往者其人莫来,道来者其人莫往’。”又曰:“道者,所以变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则言自顺,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这就是说,“道”和“德”是事物的根本,是国家之精神所在,所以君主只有行道施德才能发布正确的政令和由此给民众带来福利,因而才能真正地赢得民心,使其政令得到顺利的遵守。不仅如此,由于道义之“礼义廉耻”是国之四维,即国家的精神支柱,因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四维张,则君令行”,六亲固。故“守国之度,在饰四维”(《管子·牧民篇》)。因而,只有具有“四维”的组织才能成为国家,只有抓“四维”和行道义的君主才能维持其君主的尊严和地位。

   (2)如何行道施德?《管子》的回答是,君主除了自己保有高尚的道德人格外,在执政时还要敬天地,顺民意,尊圣贤,不违于天时地利和风土人情;要抓国之四维和对民施仁政等。《法法》曰:“宪律制度必法道,号令必著明,赏罚必信密,此正民之经也。”又曰:“明君不为亲戚危其社稷,社稷戚于亲;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不为重宝分其威,威贵于宝;不为爱民亏其法,法爱于民。”《戒》曰:“爱民无私曰德。”又曰:“所以谓德者。不动而疾,不相告而知,不为而成,不召而至,是德也。”《正篇》曰:“爱之,生之,养之,成之,利民不德,天下亲之,曰德。”

   2.治之以法

   《管子》认为,君主的行道施德是通过掌握国家权力进行的,而运用国家权力的主要办法是发布法令。因而,国家权力的运行也表现为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活动。好的政治因而就表现为权力依法运行或“依法而治”状态。所以,国家的治理应坚持治之以法(法治)原则。

   《管子》认为,君主应借助于法律和官吏治理国家,不必事必亲躬。《明法》曰:“是故先王之治国也,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君臣上》曰:“道也者,上之所以导民也。是故道德出于君,制令传于相,事业程于官,百姓之力也,胥令而动者也。”

   这意味着法律在治国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君主治国就是一个制定和实施法律的过程。因为只有作为行为规范的法律才能把君、臣、民“复合为一体”,也才能对他们的行为有所约束,使君和臣不敢以权谋私,使民众的利益受到某种程度的保护⑥。正基于此,管子认为,“治之以法”是治国的基本原则。他在《七臣七主》中说:“夫矩不正,不可以求方。绳不信,不可以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势者,人主之所独守也。故人主失守则危,臣吏失守则乱,罪决于吏则治。权断于主则威。民信其法则亲。是故明王审法慎权,上下有分。”在《任法》中说:“置仪法,如天地之坚,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时之信,然故令往而民从之。”又说:“治世则不然,不知亲疏、远近、贵贱、美恶,以度量断之。其杀戮人者不怨也,其赏赐人者不德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无私也,是以官无私论,士无私议,民无私说,皆虚其匈以听于上。上以公正论,以法制断,故任天下而不重也。”再说:“法者所以一民使天下也。”“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七法篇》曰:“不明于法而欲治民一众,犹左书而右息之。”

   那么,为什么说法是治国之至道呢?《管子》从法与国或法与君、法与民几个方面作了论述:

   《管子》认为君主治理国家的方式就是设道立法和任人,根据礼仪廉耻“四维”的要求,根据天时、地利、人和的原则来制定法律命令,然后选任官吏来贯彻执行,以求得民的安定和国家的富强⑦。法之所以有如此作用,是因为“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管子·明法解》)。它能“决疑而明是非也”,能为人们的行为提供“规矩绳墨也”,还因为法立意为公,对事物的规定公平合理,能顺民心,遂民意,又有二柄,即赏和罚两种权力为后盾,因而法能定分止争,止暴安良,建立一种比较好的社会秩序⑧。由于法律的规定是符合事物的本性和社情民意的,因而老百姓乐于接受,从而使君主在社会治理中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在《禁藏篇》中曰:“夫法之制民也,犹陶之于埴(zhi,粘土),冶之于金也。故审利害之所在,民之去就,如火之于燥湿,水之于高下。”在《任法篇》中又曰:“昔者尧之治天下也,犹埴之在埏也,唯陶之所以为;犹金之在垆,恣冶之所以铸。其民引之而来,推之而往;使而成,禁之而止。故尧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这意味着以法治国最符合民之本性,因而能给民带来最大的利益,即安全和公平。《管子》还认为,国家要真正地“治之以法”,作为执政者的君主也应受法的约束,并应以身作则,带头守法。《形势解》曰:“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礼,遇人有理,行发于身而为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复行也。”这样一来,法就可以约束和协调君、臣、民的行为,建立一种秩序,使“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管子·任法》)。

为了论证上述观点,《管子》还以历史上的圣君之治的经验来举证。他在《任法》中说:“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然后身佚而天下治。”又说:“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一民者也。《周书》曰:‘国法,法不一,则有国者不祥;民不道法,则不祥;国更立法以典民,则不祥;群臣不用礼义教训,则不祥;百官服事者离法而治,则不祥。’故曰:法者不可恒也,存亡治乱之所从出,圣君所以为天下大仪也。君臣上下贵贱皆发焉,故曰法。”接着说:“古之法也,世无请谒任举之人,无间识博学辩说之士,无伟服,无奇行,皆囊于法以事其主。故明王之所恒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使之,此二者主之所恒也,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乱主也。故圣君置仪设法而固守之,然故谌杵(chu)习士闻识博学之人不可乱也,众强富贵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亲爱者不能离也,珍怪奇物不能惑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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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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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7 (6)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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