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平:概念供给:中国政治学构建的关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8 次 更新时间:2018-09-06 09: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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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平  
与西方长期的政治实践结合,就促成了一系列政治学概念的生成。西方历史与中国历史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阶段性特征十分突出。作为社会政治之主体的国家的形态也各有特点,形成了一个阶段性特征十分突出的国家形态演进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及不同的国家形态中,国家和政府的组织形式、国家的政治制度、政治权力的配置方式、国家的治理形式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都有着根本性的差异,于是便形成了内容丰富和各具特色的政治事实和政治经验。而内容如此丰富的政治事实和政治经验,必然要在活力强劲的知识生产过程中得到反映,从而形成数量庞大和形式多样的政治学概念。回溯西方政治发展史、思想史或政治学说发展史可以看到,西方历史发展不同时期的政治现实和政治经验都以概念的方式凝练地反映在当时的知识体系中。

   如此丰富的政治学概念,大抵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于“应该是什么”、“应该怎样做”的要求和思想之概括的价值性概念,一类是对“是什么”、“如何运行”的现实之概括的事实性概念。海伍德将前者称为规范性概念,将后者称为描述性概念。在他看来,那些“所指的是道德原则和道德理想,即那些应该(should)、本当(ought)或必须(must)产生的东西”的概念,“如自由、权利、正义、平等、宽容等等”,是规范性概念。这类概念“是用来促进和限制某种行为方式的,而不是用于描述特定事件和事实的”。相反,描述性概念“指的是那些被认定为客观且能显示其存在的‘事实’,即指‘是’什么”,“诸如‘权力’、‘权威’、‘命令’和‘法律’之类的概念是描述性而非规范性的,因为其存在与否是可以被追究的”。⑨

   如此丰富的政治学概念,各自都不是孤立的存在。一方面,这些政治学概念都有丰富的内涵,它们在形成的过程中需要通过一系列的论证或论述来确定自己的内涵,确定自己与相对的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证明自己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它们不仅是认识的成果,也是进一步认识的工具,或者如海伍德所说,它们“是我们进行思考、批评、辩论、解释和分析的‘工具’”⑩。因此,就可以运用那些价值性或规范性的概念,去进行分析和论证,进行判断和推理,从而构建政治学理论。同时,也可以运用事实性的概念或描述性的概念,去描述政治事实,概括新的政治现象,总结新的政治经验,形成新的政治知识。不仅如此,政治争论也离不开概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政治问题的争论往往可以归结为关于‘术语’真正含义的争辩”(11)。事实正是如此,西方政治学形成了一系列概念,进而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形成了丰富的政治学知识。工业革命兴起以后,由工业革命推动的自然科学快速发展并建构起科学性的知识门类和体系后,政治学的知识也受其影响而逐渐分门别类和体系化,成为了以现代学科方式来分类的知识,从而形成了完整的政治学知识体系。

   从整个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来看,概念发挥着核心或关键性作用。从既有的知识体系来看,西方政治学由若干的理论构成,而几乎所有的理论都是建立在某个或一组意义明确、得到广泛接受和认可的概念的基础上的,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个概念的体系。安德鲁·海伍德的《政治学核心概念》一书论述的140个概念,就是支撑起西方政治学知识大厦的基石。离开了这些基本概念或“核心概念”,西方政治学是不可想象的。

  

三、中国传统政治述说的“概念缺失”


   相对于西方政治学来说,中国的政治学知识显得简陋,并未形成结构严谨的知识体系。但如果由此得出中国缺乏有关政治的知识的结论,也有失偏颇。政治学知识是对政治结构和运行方式认知的产物,是对现实政治过程和政治经验的反映。政治不过是为保证社会正常运行而创设的社会机制。政治形成以后并在不断的发展中,必然会形成一套相关的述说系统或阐释系统,从而对现实的政治进行说明、解释,以实现该政治体系在代际传递中的连续和稳定。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从总体上看是成功的,正是由于如此,中国才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保持了国家的统一和疆域的拓展,才能有效运用社会的各种资源来创造辉煌的文明,并使这种辉煌的文明得到长期保存和不断发展,达致国家的强盛。但是,由于多种原因,中国并没有形成西方那样的知识生产方式,没有形成强劲的概念生产能力,因而也就没有建构起完整的显性化的知识体系。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古老的中国便形成了有效的知识生产机制和充满活力的知识生产过程,尤其是百家争鸣中出现的各种学说和流派的相互争辩,极大地激发了知识生产的活力和能力,知识自主、思想自由,从而创造了大量卓越的思想和知识成果,不仅在我国思想和知识发展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而且由此奠定了其后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思想文化基础,并为人类文明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但是,这样的知识生产过程在秦统一中国并建立高度集权的国家治理方式后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秦统一六国,不仅奠定了中国长期统一的基础,而且对中国后来的发展格局和发展方式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但是,秦所建立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不仅把全部国家权力集中于王朝中央,而且把各种社会权力集中于国家,从而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作为社会延续和发展机制的知识和思想的生产方式,当然也不能例外。在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政治架构下,知识和思想的生产和传承都必须配合并服务于中央集权的王朝的需要。尤其是“焚书坑儒”以后,知识和思想生产的独立性荡然无存,必须依附于中央王朝的意志和需要。反过来说,只有符合王朝中央需要的知识生产和思想传播才能维持和继续。在这样的条件下,先秦时期形成和长期延续的知识和思想生产方式及传承方式必然地发生改变,已经失去了原先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自秦代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后,以运用政权的力量来解决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为主要内容的国家治理十分强劲也十分有效,不仅成为推动国家发展的重要力量,也对整个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而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政治经验。但是,如此丰富的政治经验却无法通过一个自主的知识生产过程来加以概括、总结和提炼,然后再以社会知识的形式进行传播和传承,而常常是通过史书来加以记录并传承的。中国的史书卷帙浩繁且种类众多,大致来看就有正史、杂史、别史、野史、稗史,每一种类型又分为若干的体例。史家们也十分重视政治事象,有着治史以资政的强烈自觉,因而十分注重对政治事件、政治关系、政治经验的记述。北宋司马光主编的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就是因为着重记述大量的政治事件,并且还有对各种事件和人物的评价,力图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的统治策略的描述来警示后人,因而被宋神宗评价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定名为《资治通鉴》的。中国历史上重大的政治事件、政治过程和政治经验等,都在这样的历史典籍中记录,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政治述说方式。

   中国的史书尤其是官修的正史,记述的主要内容大都是政治性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基本上就是一部政治史。这样一种以史书来记述政治事实和政治经验并加以评述的独特的政治述说方式,完全符合以中央集权的方式掌握政权和治理国家的统治阶级的需要。从总体上看,这样一种特殊的政治述说方式对中国历史上政治过程和政治经验的描述和记录是比较全面的,满足了中国历史上政治发展和国家治理的需要。但是,这样一种知识生产方式注重事实和经验的记述,并没有形成严格而规范的学术概念,既没有涉及政治生活各个方面的规范性概念,也没有描述各种政治事实的描述性概念,当然也没有对概念的论证和论述,以及通过概念来进行的概括、分析、判断和推理,最终没有形成完整而严密的知识体系。如果说西方的政治学主要表现为一套完整的知识体系的话,那么,中国的政治学则主要是对事实和经验的历史记述。

   长期以来,这样的知识生产和政治述说方式对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和国家发展来说,并不存在问题更没有障碍。但近代以来,问题便逐渐出现并越来越突出。世界历史进入近代以后,西方率先建立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兴起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在此条件下,西方的知识体系和知识生产方式也逐步产生了全球性的影响。伴随着民族国家和西方资本主义对古老中国的冲击而形成的西学东渐,西方的知识体系和知识生产方式对中国的冲击也逐渐形成。也正是在此背景下,西方的知识体系开始被引入中国。西方政治学也是在此过程中进入中国的,并在中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这对中国传统的知识生产方式和政治述说方式形成了严重的冲击。与西方的知识体系和政治学受到的推崇相比,中国传统的知识生产方式和政治述说方式则相形见绌。

   辛亥革命推翻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以后,中国开启了构建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并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基本完成了民族国家的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同时也成为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一个基本单元。在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根本改变的同时,中国也开始全面的现代化,大量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这样的形势为西方的知识体系和知识生产方式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提供了条件,西方的知识体系和知识生产方式也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然,这其中也包含着政治学的传播和影响。西方政治学对于中国新政治体系的构建,以及新政治述说方式的形成的确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西方政治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政治学中概念生产和概念供给能力不足的状况。

   经历了两千多年发展和演变的传统知识生产方式和政治述说方式,已经成为一种传统。传统是一种形成于过去却影响到现在和将来的习惯性力量,具有巨大而深厚的影响力。中国的历史进入了当代,但传统的知识生产方式的影响仍然存在。就政治领域而言,最为突出的便是概念和理论基本上依赖于官方的供给,学界自身的概念和理论供给能力严重不足。在中国数千年的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历史中,国家政权一直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今天中国的快速发展,也是一种政府推动型的发展。因此,国家的决策层不仅是政策的供给方,也在概念和理论的供给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既是中国式治理的一个特点,也是中国国家治理的一个优势。然而,随着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以及政治生活领域全面而深刻的变化,中国基于社会现代化的政治发展已经全面展开,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若干新的政治形式、政治机制和政治经验,这对政治学提出了对其进行有效解释的强烈要求。但是,学界的概念生产和概念供给能力并未被全面唤起,因而未能从中国丰富的实践和经验中概括出必需的概念。这样的情形表明,作为知识供给主角的知识界或学界,并未形成强劲的知识生产能力,尤其是有效的概念供给能力,从而制约了理论创新。

   中国历史上形成并延续至今的概念生产和供给能力的不足,导致了中国今天政治学构建中严重的“概念短缺”或“概念缺失”的现象。由于未能形成立足中国实际的足够的有效概念,又制约了理论创新、学术创新和方法创新,延缓了完整的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形成,对中国政治学的构建和发展形成了掣肘。

  

四、政治学构建须从“概念供给”入手


中国政治学的构建,旨在形成能够有效解释中国政治现实和政治问题的知识,实现有效的知识供给。这样的知识并不是一种碎片化的存在,而应该是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如果这个体系是一座知识大厦的话,那么,概念就是这座大厦的基石。如果这个体系是一个知识之网的话,那么,概念就是网上的纽结。如果没有必要的概念构建作为支撑,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就无法建立起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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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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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汉论坛》 , 2017 (11)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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