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也夫:中国半个世纪的城市住房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99 次 更新时间:2018-09-05 20:1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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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也夫 (进入专栏)  

  

   生活中的四大消费衣、食、住、行中,衣和行稍微便宜一点。吃和住在开支上哪个更昂贵,可以有一比。特别有趣的是这两项消费要是放在城乡这两个背景当中对比,更复杂和生动。

   我曾经凭直觉以为住更贵,后来经过仔细的计算发现不一定,我关于住更贵的想法大概是受了住房一次性投入太大的影响。实际上吃是细水长流,虽然每天的开销看起来微乎其微,但是几十年加在一块儿,也是非常可观的。当时通过计算得到了一个结论,认为吃比住更昂贵。但是再后来仔细算一算发现事情比我想象的还要复杂,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算一算。

  

   住房消费的自然史与计划经济

  

   我们以今天的价格为标准,以家庭为计算单位,因为住房的消费是以户为单位的。为了计算的方便我们以两人为一户来计算。现在多数是三口之家,为什么以两人为一户计算呢?因为你们小时候的消费是父母支付的,你们的小孩的消费是你支付的,这两个就抵消了,所以我们完全可以以两个人的一生为计算单位,都不算孩子。

   我们假设饭钱每天8块钱,一个人一个月算250块钱,两个人就是500元钱,乘以12个月,再乘以70年,是42万。我算的是基本线,通常来说实际上大于或等于42万。我认为这8块钱的标准大致符合中型城市的生活。而中型城市的一套住房,假设平均水平是50—60平方米,花不了42万。

   应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就是通常来说,吃要比住贵。中等城市如此,小城市、乡村应该更是如此。因为在乡村盖房相对便宜,即使你盖得再好,因为地皮基本上不要钱。在乡村里面,吃即使比城市里便宜一点,也便宜不了多少,远远不像住的方面能比城市便宜那么多。大城市里地皮的含金量能够相当于整个住房的50%,尤其在大都市里。

   所以我的看法是,从乡村到小城市,到中型城市,再到大城市的这个系列谱中,越是靠近乡村这一端,吃越比住要贵,到了大城市二者开始接近,到了特大城市,如果住在市中心,住在地皮贵的地方,就可能反过来,住比吃贵了。吃住大概应该是这么一个关系,挺有趣的。

   在住房的自然历史中,这项消费基本上是消费者自己的事。

   每个人的爱好、趣味、财力都不一样,所以在住房的自然历史中,房子的宽敞程度、建房的质量以及房屋建筑的风格等方面,都呈现出巨大的多样性。是住四合院还是楼房等等,不同的地带、不同的传统,都会提供多样性的选择。现当代历史中,计划经济的来临改变了这种状态,住房不再是自己的事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成了政府的事。当住房成了政府的事情后,房屋的大小、建房的材料、房屋的样式和格局,都趋于单一。

   计划经济的时代对建房的标准加以高度的限定,对贫者和对富者都有制约。地位高的人在计划经济推行最极端的时候,大多也不能跟过去大财主似的有那么宽敞的豪宅。政府要不然就不能提供,而一旦能够提供了,穷人的房子也没有以往穷人的房子那么简陋,总要到一定水平,政府觉得太差了说不过去。宁可不盖房,并且实际上很多时候不盖房了,但是要盖真的就没有过于简陋的。在建房上对贫富都有制约,只取了一个中段,其范本搞得非常单一,只有一种风格,只有少数的几种规格。

  

   中国半个世纪的城市住房史

  

   1949 年,全国城镇的住房存量是5.19 亿平方米,1949 年到1978 年竣工了5.32 亿平方米。这三十年间的建房规模和1949年所继承下来的大致相仿。这三十年中才盖了这么一点房,应该说是微乎其微的。具体来说每年住房投资不足GNP 的1%。一言以蔽之,这三十年是不大建房的时代。和我们前面讲的三十年来中国城市化的轨迹接近,重建设,轻消费,勒紧裤腰带,城市规模不扩大,城市人口的住房也不改善。所以结局是到了1978 年的时候,人均住房面积居然恶化到比1949 年还要小。

   1979—1995 年一共竣工了26 亿平方米。到1995 年为止,一共有33 亿平方米的城镇住房,其中80% 是1979 年以后建的。这十五六年的投资大约占GNP 的3%,这是大兴土木的一些年。但是整个城市住房在这些年中完全是因袭计划经济的旧体制,具体来说就是完全由政府投资、修建、分配、维修和低价出租。旧体制的住房要由政府来投资、修建、分配,收取低廉的租金。住房的分配是全部分配中最重的一项。而低廉的房租远远支付不了建房的成本,其差额靠政府的“ 暗补”来填平。

   什么叫“暗补”,这个词挺生动、挺有趣,仔细琢磨有不通的地方。

   所谓“补”,自然是政府补给每一个干部、每一个职工的,但政府哪儿来的钱财与资源?政府是不创造财富的,它所完成的职能只能是把一部分人的钱给另一部分人,实际上就是二次分配。所谓“暗”就是非货币,如果是补给另外一些人货币,那就成明补了。所以“暗补”就是以非货币的方式进行的二次分配。第一次分配没有分光,其中一部分被政府截流了。长期以来,每个人劳动和工作所应该得的报酬没有全部发下去,有一部分被截流来建房了。没有把这个钱给你自己,叫你自己去买房、租房,而由政府来操这份心。不光是住房,还有好多项消费都是政府截流了一笔钱,将这笔钱通过福利而非货币方式再次分配下去。

   在西方也有一个与之相似的过程,他们多数是以收税方式进行的。就是说公司把钱先发给你,然后你要向政府交税。收的税要做很多事情,包括一些公共事业,比如教育,特别是初级和中级教育,那是义务教育,是要政府花钱的;还有要修建一些公共设施;要有医疗,像北欧一些国家,医疗基本不要钱。自然收入高的人交税交得多,而税收是为全体公民提供某些服务的。

   我们的过程和西方并不完全一样,特别是改革开放前更突出。我们不是通过收税,而是通过原来的企业(几乎都是公有制企业)的上缴。所以压根儿就没有分下去,而不是分完再收税,截流的资金以福利的方式做二次分配,这就发生了“暗补”现象。“暗补”当然主要是在城市。“暗补”的覆盖面曾经非常之宽,城市的粮油菜、煤气、公共汽车的月票、公园的门票、自来水费、房租,通通是非常廉价的,按这种价格,提供方都是要破产的,是政府做了补贴。

   如果不做这样的补贴,你是不可能这么便宜就买到一吨水和公共汽车的车票的。国家把这个钱注入提供这些服务和这些商品的部门中去,使得这个部门能平衡,使得我们能够廉价地买到,这叫“暗补”。

   “暗补”有两大弊端。第一大弊端是“暗补”在实行过程中最终一定是厚此薄彼的,一定不会将一碗水端平的。而其中最突出的、最显示出不公正的就是住房。房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稀缺资源,有的人分到了一套房,有的人没有分到;有的人分到了一套大的,有的人分到了一套不大的。按现在北京的情况来说,要是分到较大的房子,能值五六十万元人民币。

   而房租每月才几十元。经过这样一个“暗补”,没有分到房的人和分到房的人的真实的收入差距将是巨大的。60万元一套房子相当于每月增加多少工资是一件很难计算的事,因为这里有一个本息的问题,反正无论如何60万元也要相当于每月多得几千元,至于是2000 元、3000元还是4000元,要一个精算师才能算清楚。

   而在低收入的时代每个人的工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低于1000 元的,后来也就1000多一点。每月一个人比另一个人多了一两千元,就相当于多了100%,200%,乃至更多。

   为什么要“暗补”,为什么不把该发的钱都发下来,彼此两清?不服气就谈谈你的工资是否少了,别的事免谈,亲兄弟明算账,把工资非常清楚地全部发下去,没有其他福利。

   为什么不这样?为什么要在工资上显示出大家差距并不大,长官的收入比你多几十块钱,微乎其微,而在“暗补”这里呈现出很大的差异?

   我认为这是管理者的一种牌坊心理,就是在形式工资上他不愿意呈现出太大的差别。如果他不追求牌坊,就可以按传统社会的规矩,就是有人收入很高,同时有人收入很低。无论是用银子来计算,还是后来其他时代的货币来计算,哪个时代都是一样有货币收入上的差距的。但是因为它追求了这样一种理想,在现实中又不能完全追求到,于是为了掩盖不平等就搞了这么一个障眼法。

   用“暗补”的方式取代了真实的价格,就使社会失去了商品的价值信号。这是“暗补”的第二大弊端。其严重性并不比第一弊端小。价格本身是一大信息,这个信息反馈给了市场,反馈给了消费者和供应者。供应者知道这个东西价格高了,短缺了,就会转行来生产它。而消费者知道这个东西贵,就会珍惜和节约它。这个信号提供的是极其重要的信息,能使社会上的资源得到优化处理。而“暗补”遮盖了这个信号。

   比如一吨水,是1 毛2 一吨,还有很多东西曾经在政府的补贴下,价格非常扭曲,这样就造成一个误导,大家因为水才1 毛2 一吨,认为水是最不值钱的,是取之不尽的,水和空气差不多,可以随便使用。我再举一个例子,如果是1毛2买一吨木材,当然实际上是比这个贵的,但是有政府的补贴嘛,补贴林业局,使得1毛2买一吨木材得以成为现实。那你看吧,很多材料,如钢材、塑料,都不做了,都用木材来代替。大家就盖纯木头的房子,太便宜了。三年之内中国林业资源会全部用光。

   为什么呢?因为社会上所有人都失去了一个价值信号。一个东西短缺了就应该贵,但我们的情况是东西短缺了却不贵。所以“暗补”使社会丧失了必要的信息。

   我们在1979—1995 年之间是如此,到今天这个趋势还没有停下来,都在大兴土木,盖了很多房子。1978 年就开始改革了,而住房的改革严重滞后,住房改革失去了最佳的改革时机。1979 年改革开始时,我们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住房都是非常短缺,接近于从一张白纸开始。那时如果我们制定一个合理的住房政策,改革非常易行。

   但不幸的是,在我们已盖了大批的房子,并以廉价的方式分配给一些人,而另外一些人还没有房子的时候,说是住房要改革了。这就面临着一种非常复杂的状况,恰恰是从1979 年一直到1999 年这个期间分配的住房本身就并不公正,那么怎么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呢?怎么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一种比较公正的分配方案呢?这就很难了,很难让人们服气,很难把这碗水端平。

   一句话:住房改革失去了最佳时机。实际上住房改革说了好多年了,声音最大的是前几年的一次,后果也是最滑稽的。各个部门的管理者认准这次真的要房改了,以后再也没有福利分房了。于是在雷声很大的情况下,都想方设法弄到一笔资金,大肆建了一批和分了一批,其数量可能空前绝后。

  

   租房与售房

  

   有两个概念应该区分一下,一个是住房的自有率;一个是住房的私有率。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城市住房在相当长时间内是属于国有的,属于房管局或者属于单位。

   后来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不正常,应该私有化,而后又发现这个概念和自有是不一样的。自有属于私有,但私有并不一定属于自有。一个人居住的房子可以是公有的;可以是自有的,即产权属于自己并且自己居住;也可以是私有但非自有的,即属于房产主的房子。

在全世界范围内自有率是一个重要的指标。我们这些年来也很注意提倡住房的自有,即居住者把它买下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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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城市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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