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煌明:意-象-言:意象哲学简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2 次 更新时间:2018-09-05 02:5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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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煌明  

   内容提要:意-象-言,是易道之全体大用,贯通于整个中国哲学史。未发已发、本末源流、有无显微、性相体用,以同观之,莫非“意象”,故曰“意象哲学”。与此相应,以“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为特质的诠释,既非“本体诠释”,亦非“现象诠释”,而是“意象诠释”。返之,意象哲学便是以易、道、心三者为本体之一贯的哲学,具有思维圆融性、结构整体性与形态意象性三特质的哲学。以史观之,意象哲学是对中国哲学史的理解和诠释,是“无我”的、“史学”的、主客二分的“照着讲”,是思维方式与诠释方法;以论观之,意象哲学是中国哲学史的重构与发展,是“有我”的、“哲学”的、主客一体的“接着讲”,是哲学观与本体论。简而言之,意象哲学是以“意-象-言”这一思维-结构为核心的方法论与本体论,意在揭示传统哲学固有之特质性,从而确立其主体性,彰显其民族性。

   关 键 词:中国哲学  意象哲学  意象诠释  思维方式  民族精神  Chinese philosophy  philosophy of Yi-Xiang  interpretation of Yi-Xiang  thinking mode  national spirit

  

   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一样,作为一门现代学科中国哲学也同样存在三个问题:发展方向不明、建设水平不高、原创能力不强。故往往有两种表现:一是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二是跟在前人后面照搬照抄。[1](P7)前者侧重中西之同,后者侧重中西之异;前者缺乏民族性,后者缺乏原创性。痛虽不同,其病也一:主体未立。无论民族性还是原创性,无论“藏往”还是“知来”,都围绕着“立根”的问题而展开。由此,有学者指出,如何逐步摆脱西方社会科学与哲学方法之束缚,确立或重构中国哲学的“根源性”或“主体性”,便是当前的时代任务与历史课题。[2]

   然则,如何理解中国哲学之“根本”呢?何以“立根”呢?如果说前者是哲学观的问题,后者便是方法论的问题,而“立根”便是本体与方法的统一。一如种树,种什么树,这是本体问题;如何种,则是方法问题。而实际之种树便是本体与方法的统一。这便是所谓“主体”之确立问题,是中国哲学之所以为中国哲学之根本。故曰,这个“本根”便是中国哲学的主体性。

   《系辞》曰:“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3](P54)以中国哲学观之,此主体性亦即本根性,不外“易道”而已。易道者,无思无为,无方无体;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此“根”便是中国哲学之所以为中国哲学者,中华民族所以为中华民族者,乃能继往与开来者,自有一贯性与生生性,是谓民族性与原创性,根源性与特质性,即“本根性”或“根源性”。一贯性,便是继往,自以不变言,故曰“寂然不动”;生生性,便是开来,乃以创生而言,故曰“感而遂通”。换言之,此中国哲学之主体性实质便是“易道”而已。

   由此,如何确立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便是当前的时代任务与历史课题。然则,何以立?这便需要“叩两端而竭”。“两端”者,古今内外也,有无动静也,理一分殊也。陈寅恪所谓吸收外来而不忘本来,[4](下册,P464)便以内外而言;一贯之常与时代之变者,乃以古今常变而论;形上之超越性与形下之具体性,是以上下有无而说。然概而言之,理一分殊之谓也。

   回顾历史,“近代学问,起于西洋”,故冯友兰说,“中国哲学”即“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4](上册,P7)中国哲学学科便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创立。为此,金岳霖在《审查报告》中指出,此方法之实质与问题在于:“以欧洲的哲学问题为普遍的哲学问题”,“如果一种思想的实质与形式都异于普遍哲学,那种思想是否是一种哲学颇是一问题”。同时,金岳霖更进一步指出,哲学是说出一个道理来的“成见”“主见”,其论理上最根本的部分,或者是假设,或者是信仰。[4](下册,P459-462)

   回顾历史,知其得失;展望未来,明其方向。问题之所在,即前进之方向。中国哲学的发展,正是在不断发现矛盾和超越对立中实现,这便是“叩两端而竭”之方法论意义。中国哲学开创之初,“以西洋哲学为普遍哲学”,由此,确立了此学科之现代规范——理论化、系统化、逻辑化。历史所趋,逻辑必然,功莫大焉!随着学科之发展、历史之前进,问题日益突出——这便是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以西方哲学为哲学之普遍形态,那么,“中国哲学”是否为一哲学便成一大问题,这便是中国哲学主体性问题的根源。也正由此,陈寅恪在《审查报告》中尖锐地指出,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必如玄奘唯识之学,而终归于歇绝者。[4](下册,P464-465)

   中国哲学开创之初,西学东渐,乃由理一而分殊。以西方哲学为普遍之理一,以中国哲学为具体之分殊,学科规范得以立焉。当今之时,主体自立,则由分殊而理一。以中西哲学为具体之分殊,以中西融合为普遍之理一,民族精神得以彰焉。此乃中国哲学发展之承接转向与改弦更张。西学东渐为“来”,由同而知异;中西融合为“往”,由异而明同。理一分殊,分殊理一。一来一往,周流循环,生生不已,道之所以通也。非来无往,往来相推,同异相济,道之所以大也。理一者,通与同也,哲学之世界性与普遍性;分殊者,殊与异也,哲学之民族性与特殊性。此由分殊而理一观之,无论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是哲学的特殊形态,是“分殊”“非一”。而“理一”则是有待建构之普遍形态,是中西对话、交流、融合之结果,是未来努力之方向,是“非异”。

   为此,中国哲学的民族性、特质性,亦即“分殊”“明异”,是当下确立中国哲学主体性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惟明其所以异,方知其所以同。没有主张,就没有对话,就没有交流,更没有融合。没有个体性与民族性,就没有普遍性与世界性。只有充分发掘和弘扬民族性,实现民族多样性之融汇,才能迎来真正的世界性。没有民族性的世界性,是虚假的世界性;没有世界性的民族性,是狭隘的民族性。

   由上,当下中国哲学主体性确立之关键就在于“分殊”即民族性与特质性。那么,当如何揭示其“分殊”呢?一如许多学者指出,哲学与文化的差异,归根结底,是思维方式的不同;[5]思维方式是一个更加深层的问题,也是传统文化与哲学中更具稳定形态的东西。[6](前言,P2)就是说,若要把握中国哲学之特质性与传统文化之民族性,就离不开其内在思维方式的独特性。换言之,从概念命题向思维方式的转向,不仅是一种视角的转换,更是研究方向的变化,是更为根本的探究。

   那么,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独特性又何在?或说是综合性、整体性、系统性;或说是直觉性、意象性、内向性;[7](P26-29)或说是“经验综合型的主体意向性思维”,是“意向性直觉、意象思维和主体内向思维”,乃“强调结构-功能,而不是实体和元素”;[8]或说是概念的多相性与灵动性,是以“名象交融”为特质。[9]或从“时”与“空”二者之侧重出发,认为中国哲学之思维是以“时”为主而“空”为辅的“意象思维”,与“空”主而“时”辅的抽象思维相对而言。[10](P51-55)或以为中国哲学之思维,既不同于西方之概念思维,亦有别于通常所谓“形象思维”,而是以直觉与体悟为特征的“象思维”或“原象思维”,乃“从象出发,在象的流动与转化中,并最终通过超越象,以达到思维的目的”。[11]

   先贤之研究,都在各自层面上,揭示了传统思维方式之特征,启示良多。但是,为何会有这些特征呢?这些特征背后是否存在更为根本的原因呢?经十余年之思考,笔者认为,首先,就思维而论,以上所言,皆征而非质,皆相而非性;其次,本体与思维、特质与方法既要分说,更当合说。和先贤一样,本文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与回答,便追寻到了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源头——《周易》。《周易》最基本、最重要的思维方式不是其他,而是“意-象-言”。“意-象-言”才是传统思维方式之独特性与根源性之所在,而且它不仅是思维也是本体。正是它决定了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特征与方向。

   “意-象-言”在本质上便是“易”,以其稳定性故曰“不易”;以其灵动性故曰“变易”;以其简洁性故曰“简易”。易即是道,道即是心,心即是思维,本体即方法。由此,“意-象-言”既是大道流行之结构,亦是思维运行之方式,是当下诠释之理据与方法,所谓“一天人,合内外”者也。以《周易》“意-象-言”为始基,以中国哲学史为依据,本文试图提出一个具有中国特质的哲学理论——意象哲学,旨在展现传统哲学之本体论建构以及内在的思维方式,探索一种符合本土哲学特质的哲学观念与研究方法。当然,吾亦深知此工作之复杂与艰巨,自己之愚钝与空疏,故翘首以待,虚心以求,各方之指点与批判。

  

一、一名三义:意象哲学之内涵


   此所谓“意象”,与文学艺术之“意象”有所不同。文学艺术中的“意象”主要指形象、具象,如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小桥流水、残塘秋雨等。显然,此意象乃情感化、主体化之形象。藉外在之象,表内在之意,所谓“写意”,所谓“情境交融”与“寓情于物”。中国哲学中的“意象”包括了这层含义,但远非这一含义。其所谓“意象”乃从《周易》“意-象-言”出发者,至少有三重含义:即意之象、象之象和形之象。意之象,可简称为“本象”,即本然之象、无象之象,如湛然、寂然、自然。形之象,可简称为“形象”,即具体之象、万殊之象,如一花一叶,一事一物。本象是形上之无,是道,故而也是“大象”;形象是形下之有,是器,故而是“小象”;“象之象”乃有无、上下、大小之间者也,故可谓“中象”或“几象”,即“几微之象”。[12]

   由此,意象哲学之“意象”,实指“意-象-言”这一思维与结构,是本体,也是方法。“象”者,气象;“言”者,形象。形象与气象皆“象”,故“意-象-言”可简约为:“意-象”。为此,意象哲学之“意象”,既指“意象”这一个概念,更指“意-象”这一结构。然而,由于观察视角之不同和言说情境之差异,“意象哲学”有诸多不同的内涵。就“易”上说,意象哲学便是易学;就“道”而论,意象哲学是“道论”;就“心”而言,意象哲学则是“心学”。然此三者,虽三而一。易即道,道即心,莫非意象,故曰“意象哲学”,依此而作之诠释即为“意象诠释”。

   首先,就其理论来源与构架而言。所谓“意象哲学”,便是“易学”,是以《周易》为源头,“意-象-言”为构架或思维-结构的哲学。为此,意象哲学源自于中国哲学史,不离中国哲学史而言。离开了中国哲学史,也就没有意象哲学。这便是哲学不离哲学史。

   其次,就其继承性与民族性而言。所谓“意象哲学”,便是中国哲学,是具有中国特质的哲学,是以“道”为核心的传统哲学,具有强烈民族色彩的哲学。简言之,意象哲学始终围绕“道”这一核心而展开思索与追问,故意象哲学便是中国哲学之“道论”。为此,意象哲学是对整个中国传统哲学的概括与总结,核心与灵魂,特质与精神。由此,中国哲学史便是意象哲学时空的展开,意象哲学便是中国哲学史逻辑的展现。

再次,就其时代性与原创性而言。所谓“意象哲学”,是以即心即道为核心的“心学”。此“心”即思维,故意象哲学是以思维方式为始基、本体和方法的哲学。为此,意象哲学不再是“以道德为本体”的哲学,而是“以思维为本体”的哲学,故而它又超越了中国传统哲学,是具有自己民族精神的中国现代哲学,是具有时代性与原创性的哲学。它是以中西哲学与文化之交流、对话为大背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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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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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17 , 16 (5) :3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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