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斯·齐卡:当代西方关于情感史的研究:概念与理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76 次 更新时间:2018-09-05 02:4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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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斯·齐卡  
斯特恩斯主张严格区分“情感”和“情感学”的概念,认为“情感学”研究“社会或社会内部有关基本感情的标准以及人类对待社会行为规范的态度”(36)。斯特恩斯十分关注社会学家常常提到的规范,阿利·拉塞尔·霍赫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则将这些规范称为“情感规则”(feeling rules)。两者认为,情感史的研究内容应该包括:“情感规则”产生、发展、维持和变化的时间和方式;个人处理“情感体验”(emotional experience)与“情感规则”(emotional norms)关系的方式。(37)斯特恩斯等学者还探讨了美国社会控制愤怒情感的方式、(38)20世纪“嫉妒”情感由象征父权和荣誉变为女性、占有欲和竞争“代名词”的原因(39)以及向来十分拘谨的“冷静”(cool)情感在20世纪初期成为工作场所和公共生活准则的原因和经过。(40)斯特恩斯为情感史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在引进社会学和心理学方法研究美国历史发展进程以及创造和提出新的术语和概念、丰富情感史的研究内容等方面。然而,正如芭芭拉·罗森宛恩(Barbara Rosenwein)所言,(41)斯特恩斯对情感标准和“情感学”术语的理解较为狭隘,研究往往以偏概全,忽视了前现代欧洲社会和多数非欧洲社会的情感史发展进程。(42)

   近年来,扬·普兰佩尔十分关注“9·11”恐怖袭击事件对情感史研究的巨大影响。(43)他认为,“9·11”事件准确地诠释了“情感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的催化作用”,与费夫尔曾提及的“二战的惨状和1941年纳粹统治对情感的影响”如出一辙。“9·11”事件孕育了“网络情感”(e-motion)(44),催生出大量的负面情感。比如,普通民众认为恐怖分子出于“憎恨”而开展恐怖行动,(逝者)家人和好友悲恸不已,现场目击者和电视观众极为震惊。“9·11”事件在全美引发了巨大的焦虑与不安(情感),促使人们积极解读这次恐怖袭击,并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人们认为这群暴徒并非情绪混乱或有心理障碍的狂热分子,其恐怖行为似乎另有其因,从而推动了生命科学(life sciences)学科的兴起。学者逐渐意识到情感的重要意义,或将其视为认知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或将其视为“思想材料”(thought material),打破了“情感”与“理性”(rationality)的二元对立,从而为情感史研究注入了精神动力,有利于深入研究情感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三、情感史研究理论


   1.威廉·瑞迪与“情感表达”

   美国历史学家威廉·瑞迪是首位将生命科学理论引入情感史研究的学者。(45)瑞迪专长于法国史研究,曾师从人类学大师克利弗德·纪尔兹(Clifford Geertz)和著名心理学家杰罗姆·卡根(Jerome Kagan),分别取得人类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心理学(哈佛大学)的博士后学位。20世纪90年代中期,瑞迪尝试将历史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相结合,从全新的视角研究情感史。(46)

   瑞迪在其《感情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The Navigation of Feeling:A Framework for the History of Emotions)一书中,(47)借鉴认知心理学和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情感史。在该书的后半部分,瑞迪将法国的历史进程同情感联系在一起,认为18-19世纪先是法国“贵族式”荣誉准则(aristocratic code of honor)盛行,而后在大革命和恐怖时期极端“感伤主义”(sentimentalism)兴起;随着革命后伪善、怀疑和恐惧情感的蔓延,拿破仑独裁统治时期新的“民主式”荣誉准则(democratized code of honor)最终占据上风。瑞迪将情感理论引入18-19世纪法国史研究当中,展现出学者在情感史研究方面的初步尝试和有益探索。

   瑞迪以研究18-19世纪法国和欧洲的劳动史见长,其有关机器制造业发展史的著述颇丰。当他着手研究1804年《拿破仑法典》(Napoleon's Civil Code)中的婚姻契约时,注意到情感对婚姻契约和两性关系的重要意义以及“历史化”这些情感的必要性,希望借此“为个体研究提供更为坚实和有效的基础”。(48)瑞迪充分借鉴约翰·奥斯丁(John 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speech-act theory),兼用“普遍主义”(universalism或constative)和“社会结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vism或performative),(49)提出了一种社会语言学的情感理论即“情感表达”(emotives)。他认为,每一次的情感表达都是调动情感的过程,涉及个人的情感状态和表达方式。这种表达可能奏效,也可能失效,结果使得人类表达的情感和内心的想法无法匹配。(50)

   瑞迪对情感做出如下定义:“情感是松散连接着、有共同目标的思想材料。这些‘思想材料’拥有不同的编码,具有化合价和强度。它们常常同时被激活(activated),却因为人类注意力的局限,无法在短时间内被转化为行动或语言。”(51)换言之,情感是思想材料,也是一种认知反应(cognitive responses),它往往超越语言且不易被转化。人类常常通过“情感表达”控制这些情感,以达到同他人交流和沟通的目的。瑞迪应用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方面的研究成果,对传统观点进行了修正,认为“情感”和“思想”(thought)并非相互对立,情感和个人的目标、动机和认知能力均有关联。后来,瑞迪又借鉴了情感神经科学(affective neuroscience)的研究方法,在其他文章中深入探讨了“理智”(reason)与“情感”的关系,认为这两种大脑活动紧密相连:同时受大脑指挥,但与分配注意力和记忆力、应对刺激感的方式不同。(52)

   在研究情感史时,瑞迪使用“情感规则”(emotional regimes)的概念,来解释“情感实践”(emotional practices)的变化方式和过程。瑞迪将情感视为“努力范围”(domains of effort),(53)认为人类通过“努力”使自身的情感风格与“情感规则”相符。(54)如果多数人发觉“情感规则”过于专横,他们便会为自己争取“情感自由”(emotional liberty),一边抵制旧的规则,一边建立新的情感规范和情感管理结构、制定新的情感策略。“情感规则”(emotional regimes or feeling rules)大体等同于“情感学”(由斯特恩斯提出)和情感规范。不过,瑞迪提出的这一概念,后来饱受其他学者非议。学者多认为瑞迪提出的基本原则以理性为中心,且“情感规则”与政治制度关系不大。瑞迪主张“情感规则”与政治环境和建立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诉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代民族国家是典型的政治制度,常由“情感规则”维系。然而,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数阶段,权力常是分散的,很少存在占有统治地位的政权控制个人和社会生活的情况,也不存在单一的、用以维系政权的仪礼表现(performance of rituals)和象征实践(symbolic practices)。个人在表达情感时,往往视所从属群体和参与活动的情况,决定究竟遵循哪种“规则”。

   2.芭芭拉·罗森宛恩与“情感团体”

   美国历史学家芭芭拉·罗森宛恩专长于中世纪史研究,在研究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后,逐渐步入情感史研究的阵营。她辨析了情感史的术语并考察了情感的控制与变化,(55)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早在1995年,罗森宛恩受邀参加美国历史学会举办的年会。在小组讨论环节,她就“中世纪愤怒情感的社会构建”问题发表了独到的见解。而后,她着手研究愤怒情感,并出版一本论文集,探讨了有关情感史的若干问题。(56)

   在论文集中,罗森宛恩集中批判了伊里亚思的观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伊里亚思曾经指出,中世纪的情感表达方式直接又粗糙,农民的愤怒情感反映出当时整个社会情感秩序的失控。罗森宛恩却认为,这种描述不过是贵族精英的杰作,并借鉴德国学者格尔德·阿尔特霍夫(Gerd Althof)的研究成果,将农民的愤怒情感视为其象征通意(symbolic communication)的策略和形式。罗森宛恩还指出,考察复杂社会的愤怒情感时,不应寻找情感行为(emotional behaviour)的“转折点”(turning points),(57)因为社会内部“存在许多情感行为可供人们选择”。(58)第二,伊里亚思等学者在研究情感史时,提出了一种“水力模型”,认为人类情感位于身体内部,常在“恒定压强”下不断聚集,最终会通过一种不受控制的方式“喷发”或“爆发”,进而导致“剧烈的反应”。罗森宛恩在这本论文集中初步分析了这一模型的起源,并在4年后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深入探讨了这一问题。此前,在情感史研究过程中,存在一种“宏大叙述模式”(grand historical schema),被众多学者广泛接受和应用。(59)根据这一模式,整个西方的历史就是人类情感逐渐被抑制的过程。(60)罗森宛恩批判了这种历史叙事模式,认为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已将其推翻。一方面,于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认知心理学”,将“人脑看作类似于计算机的信息加工系统”。另一方面,于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onism),将情感视为时代文化的产物。(61)因此,伊里亚思有关情感转向的阐述(从中世纪至16世纪,情感束缚和情感自律越来越严格、社会规训逐渐内化)是站不住脚的。

   罗森宛恩还提出了著名的“情感团体”(emotional communities)概念,关注人类在家庭、议会、行会、修道院等场所的情感表现。试图分析这些团体的情感准则、情感联系、情感评价和情感表达。(62)2006年,罗森宛恩在其《中世纪的情感团体》一书中,考察了6-8世纪不同情感团体的情况。她认为,这些团体处于若干重叠的大同心圆和小同心圆之中。大的同心圆内是主导的团体,里面包含若干“次要”的情感团体。(63)“情感语言”(emotion words)是人类表达情感的主要媒介,并构成“情感脚本”(emotion scripts)。因此,她围绕人类的“情感语言”和“情感脚本”做了大量研究。她指出,“情感脚本”是多元的。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只存在一种“情感脚本”,这主要与前现代化社会分散的社会状况有关。当时一个社会内部往往存在多个政权,个人从属于不同的情感团体,受到“情感体系”(systems of feeling)和共享式“情感模式”的深刻影响。(64)相比瑞迪,她眼中的情感更为多变,且可以跨域时间和文化。然而,学界尚未厘清情感团体的变化方式、“情感体系”兴起和衰落的原因。近年来,罗森宛恩虽强调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但还是没能详细阐述这些因素在众多社会中的运作模式。(65)

   3.莫妮可·希尔与“情感实践”

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和历史人类学家莫妮可·希尔(Monique Scheer),在情感史理论研究方面同样做出很大贡献。2009年,她同帕斯科·埃特乐(Pascal Eitler)合撰一篇论文,指出情感是身体和大脑的真实体现,受社会条件和行为习惯的深刻影响。因此,情感是思想,是语言,更是行动。(66)几年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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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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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社会科学战线》 2017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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