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丁梁:联邦德国人纳粹记忆中的受害者意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11 次 更新时间:2018-09-05 02:3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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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丁梁  

   内容提要:二战一结束,面对战争末期的痛苦经历以及同盟国的非纳粹化改造和“集体罪责”的指责,联邦德国社会迅速发展出了一种“防御性”的受害者意识。直至1960和1970年代,在法兰克福审判、学生运动和社民党政府历史反思策略的推动下,德国人开始从自身历史中寻找受害的根源,这种受害者意识越来越带有“批判性”。1980年代,基民盟/基社盟保守主义的历史政策将纳粹政权的执行者同样视为纳粹主义的受害者。在比特堡事件中,出现了以塑造德国人自我认同为目标的“建构性”的受害者意识。从1990年代尤其是21世纪初开始,德国人的受害者意识经历了新的复苏和膨胀,涌现出大量出版物和影视作品。在这种控诉式的记忆呈现模式中,德国人的受害者意识逐渐呈现“攻击性”,隐含着与犹太人的受害者话语竞争的趋势。德国人本身的二战创伤记忆自有其合法性和意义,不应将其妖魔化。但重要的是,我们应如何在公共领域深入讨论它,批判而不是否定地看待它,并且摆脱民族国家的束缚进一步将其欧洲化。

   关 键 词:联邦德国  纳粹  受害者意识  创伤记忆

  

   对于德国人而言,纳粹主义和二战是至今尚无法被完全克服的最为沉痛的创伤记忆。战争一结束,就即刻出现了两种很大程度上对立的受害者话语或者说两类受害者群体:一方是出于种族、政治或宗教理由而受纳粹政权各种手段直接迫害的受害者(Vefrolgte)①,其中包括犹太人、波兰人、吉普赛人等,也包括抵抗运动中的德意志斗士;另一方则是这个民族剩下的大多数,他们曾经在昏昏沉沉和麻木不仁中给希特勒提供了广泛的支持,如今则自视为受害者(Opfer)②。在西占区和之后的联邦德国,这种受害者意识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其中有低谷,亦有高潮。有时它是对抗外部仇视的安慰剂,有时它是进行自我拷问的催化剂,有时它是塑造民族认同的凝固剂,有时它则是争夺历史话语权的着色剂。这种面貌的转化,始终与联邦德国国内外的政治局势和历史文化氛围紧密相关。

   一 防御性的受害者意识

   1945年5月8日,德国人无条件投降。他们首先感受到的不是“被解放”的欢愉,而是“被战胜”的痛苦。战争末期的经历让他们迅速地将自己摆上了纳粹主义受害者的位置,而战后艰难的生活条件更是让他们认为自己成为了希特勒及其帮凶的“替罪羔羊”。因此,战后初年,虽然德国人已经意识到纳粹主义导致了数百万受害者,但是他们自身的受害者身份却最为重要。在德国人的受害者名单上,第一位是战争阵亡士兵的遗孀和遗孤,第二位是空中轰炸战的伤残者,第三位是东部的被驱逐者,第四位是抵抗运动人士,然后才是犹太人。

   这种受害者意识是战后初期西占区和之后新生的联邦德国的社会共识与政治认同。《南德意志报》(Süddeutsche Zeitung)1945年10月16日的头条就是《750万德国人是战争的受害者》。③《时代周报》(Die Zeit)同样立场鲜明:“无数人经历了最为艰难的时日。怎么重复都不为过的是,德国人是恐怖统治最初的囚徒并且直至痛苦的终点日益是暴力的受害者。”④1945至1946年讨论对纳粹受迫害者的赔偿计划时,西战区的民调显示,仅有60%的受访者同意归还受害者的个人财产,几乎所有人都反对进一步的补偿措施,因为他们认为,毕竟所有的德国人都曾受希特勒之苦。⑤1949年9月7日,在联邦议院第一次会议上,曾任魏玛共和国国民议会总统的社民党政治家保罗·罗贝(Paul Lbe)仅仅对德国受害者表达了纪念之情:“我们面对的是从奥德河一尼斯河边界的另一边被驱逐的百万德国人,是因战争致残或丧亲之人,他们当然是纳粹主义的一类受害者;那些在轰炸战争中失去家产之人,是纳粹主义和多次货币措施的另一类受害者。”⑥直到9月21日联邦议院的第七次会议上,才由社民党主席库尔特·舒马赫(Kurt Schumacher)第一次提及了犹太受害者。⑦

   战争带来的伤痛尚未平息,同盟国的非纳粹化政策(Entnazifizierung),尤其是初期对纳粹分子的“逮捕运动”(Internierung)和大规模的“审查问卷”(Fragebogen),又令德国人既感到恐惧,又觉得受辱。为了清除纳粹党成员,1945年7月7日,美占区统治者下令所有相关人员必须填写一份由131个问题组成的关于其在纳粹时期所作所为的审查问卷,被调查者因此被分为五类:第Ⅰ类必须解除公职,第Ⅱ类和第Ⅲ类被劝退,第Ⅳ类可以无异议复职,第Ⅴ类则被推荐任职。至1946年3月,一共收回约140万份问卷,其中有一半得到了处理。因为耗费的时间和人力成本太过巨大,美国人最终决定将这个任务交给德国人自己来完成。1946年3月5日,《清除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法》(Gesetz zur Befreiung vom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Militarismus)颁布,该法令规定所有18岁以上的德国成年人都必须填写一份登记表,然后交由当地专门的非纳粹化审判庭(Spruchkammer)审查,从而对其身份归类:主犯、罪犯、从犯、追随者或者无罪者。因为这种身份界定与生活物资的分配和就业机会紧密相连,所以仅在美占区就马上收到1300万份登记表。在非纳粹化庭审过程(Spruchkammerverfahren)中,举证责任被倒置了,被审判者需要自己寻找证人为其作无罪证明。这种做法最后导致了朋友、同事、邻居之间互相作证。他们把这类为自己“洗白”的证词嘲讽性地以德国知名的洗衣粉品牌帕西尔(Persil)命名,称之为帕西尔证明(Persilschein)。

   非纳粹化的众多举措都基于一种“集体罪责”的假设,这使得德国人认为其“造成了许多不幸和伤害”⑧。在纽伦堡审判时,美国首席检察官罗伯特·H.杰克逊(Robert H.Jackson)尚把大多数德国民众与少数纳粹战犯区分开来:“我们想要明确澄清,我们并未打算控告整个德意志民族。我们知道,纳粹党在选举时并不是凭借多数票而夺权的。……纳粹时代的梦魇给了德国人在全世界的名声一种新的、阴暗的含义,这会让德国倒退一百年。的确,德国人——他们的人数不比外部世界少——得与被告做一清算。”⑨但之后的非纳粹化放弃了这种立场,转而推行无差别的政治肃清政策。于是,随着非纳粹化的逐渐推进,绝大多数德国人“急遽地将自己视为‘受害者’”⑩。

   德国人在战后初期的这种受害者意识,最大的特点就是“防御性”的,或者说是“辩护性”的。正如罗贝所言:“我们……何时都不否认罪责的巨大程度,这种程度是罪恶的体制加诸我们民族肩头的。不过外部的批评者不要忽视一件事:德意志民族遭受了双重的苦难。它曾在自己暴君的脚下唔咽低诉,也曾在外国势力击败纳粹统治的战争和复仇举措下痛苦呻吟。”(11)显然,德国人在与纳粹历史作彻底切割时,把“纳粹体制”与“德意志民族”区分开来。由此,罪犯和帮凶逐渐转变为受害者。直至1950年代早期,将自己视为受害者以对抗集体罪责论是这一时期联邦德国纳粹记忆的主基调。对当时的德国人而言,创伤性的纳粹历史只有在这种防御性的受害者意识中才能被谈论。在这一语境下,“受害者”身份被一般化了。整个德意志民族都是受害者,直接受迫害者、反对希特勒的抵抗者和“被引诱”的民众与战士之间有一种“命运的共性”。(12)

   二 批判性的受害者意识

   伴随着舆论转向、代际冲突和政权更替,德国人纳粹记忆中的受害者意识在1960和1970年代开始出现大幅度的变化。首先,从1950年代末期开始的围绕纳粹罪犯之审讯与追诉而展开的大讨论,逐渐把德国民众的注意力导向了纳粹主义的骇人罪行及其直接受害者。1961年在耶路撒冷举行的艾希曼审判,第一次将“受害者”与“罪犯”的形象鲜明地呈现在公众面前,并且完全置于对立的境地。1963至1965年在法兰克福举行的第一轮奥斯维辛审判,史无前例地将纳粹罪行全面而细节化地揭露出来。尤其是奥斯维辛幸存者的叙述,更是让大屠杀和纳粹种族灭绝政策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强度成为德国社会舆论的焦点。

   其次,代际更替和激烈的代际冲突将联邦德国与纳粹历史的交锋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从1960年代下半叶开始,1930-1940年间出生之人逐渐成为德国社会的生力军。他们虽然无须为希特勒政权的运作背负责任,却在命运的推动下成为了帮凶同时也是受害者。这种双重角色使得他们不再以回避和排挤的态度对待纳粹历史,而是试图在了解的基础上“清理”(aufarbeiten)这段历史。1968年的学生运动更是推动整个联邦德国社会对纳粹历史加以拷问。二战后出生的这一代德国人完全无须背负纳粹主义的个人罪责,所以他们能够更加“轻装上阵”,直面自我的负罪感和受害感。他们激烈地批判自己的父辈面对纳粹罪行无动于衷,面对非纳粹化的不公却群情激愤。为了更深刻地承认纳粹罪行,为了更彻底地认可受纳粹迫害者,他们公开反对德国人的自我受害者化。

   再次,社会民主党于1969年主政后,批判性的“德意志特殊道路理论”作为阐释纳粹历史的话语体系得到了官方认可,并成为了1970年代联邦德国历史政策的基础共识。在这种导向下,德国社会的纳粹记忆被划上了一条从俾斯麦帝国、一战、魏玛共和国到第三帝国的连续线。德国人仍然认为自己是战争和暴政的受害者,时任总理的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曾言:“由希特勒发动的战争造成了数百万的受害者,其中有儿童、妇女和男子,有许多国家的俘虏和士兵。我们怀着崇敬之情纪念他们所有人。”(13)但是他们开始从自己民族的历史中去寻找这种受害的根源,所以这种受害者意识带有“自我批判性”。完全的受害者身份在政治上逐渐被认为是不正确的。与此同时,在“新东方政策”的导向下,人们开始接受把东普鲁地区领土的丧失视为对纳粹罪行的公正惩罚。(14)越来越多的德国人意识到,对东部地区被驱逐者的回忆可能暗含着复仇的心态,这会严重阻碍与东欧国家的和解。在这种历史政策的引导下,德国人自身的受害者意识不再强调“谁”受害,而是追问“为什么”受害,并由此推进对德国历史的批判阐释。

   随着德国人批判性的自我受害者意识的成功塑造,犹太人的受害者身份在1970年代末得到了再一次强化。1979年1月,美国电视迷你剧《大屠杀》(Holocaust)在德国上映,有超过2千万人次观看了该剧(当时联邦德国人口约为6千万),并引发了全社会的大讨论。由此开始,犹太人作为纳粹受害者最重要的代表进入到了德国社会的话语中心。虽然有媒体批评该剧试图将受害者分级化,过分抬高犹太人的受害者地位,但毋庸置疑的是,这部剧成功地将历史叙述情绪化了。当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杀通过家庭悲剧的形式场景化地展现出来时,德国观众对受害者的同情和认同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当原本无名的、抽象的、数字化的犹太民族悲惨命运变成生动的历史故事时,它就变得可以被个体所理解,变得格外“真实”了。这不是一场受害者话语的争夺战,因为德国人由始至终未曾以自身的受害者形象去对抗犹太人的受害者现象。经历了从辩护性向批判性的纳粹历史认知的转变后,德国人的受害者意识在1970年代末暂时沉寂了下来。

   三 建构性的受害者意识

   从1980年代初开始,对“第三帝国”时代日益增多的回忆诉求逐渐成为了一种广泛的社会趋势。1982年,基民盟/基社盟—自民党联盟在选举中胜出,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当选为联邦总理。联邦德国再一次面临历史政策的大动荡。科尔竭力推行“精神与道德转折”(geistig-moralische Wende),希望德意志民族摆脱纳粹主义的阴影,从而在联邦德国塑造一种全新的历史意识和历史认同。相应地,“究竟谁能够以何种话语得到纪念”这一问题成为了纳粹记忆的争论焦点。

1985年是德国二战投降40周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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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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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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