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秋:从礼法到政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2 次 更新时间:2018-09-05 02:3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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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秋 (进入专栏)  
“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实事求是,亦即本来如此,所以,公平合理就是本该如此。由此,我们是否可以把上述《决定》中提出的公平而不是平等,亦即机会和规则公平而不是事实平等的这种法治观,看成是两种世界观在认识论上具有对接协调的可能性的一种体现呢?

   另外,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我们在寻求唯物世界观与中国传统的理气统一的世界观(反映到法律上即为功利与道德这两大原则)的对接协调时,要清醒地认识到,世界正在发生着变化,功利主义的弊端愈加暴露,[49]所以,从最深层次的人的哲学上来说,这两者的不同与协调,已是我们当下法治建设和学科发展中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我们知道,道德主义是古代世界的主流思想意识形态,但从近代开始,其受到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冲击与颠覆,而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仍是在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地区起支配作用的准则和价值观(主流的思想意识形态)。从人性上说,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奠基于人作为个体对独立、自由、平等、趋利的向往和追求,而道德主义奠基于人的道德本能和人作为个体根本无法独自生存从而对群体生活的向往和必需。这两者都植根于人性,但道德主义是更本质的人性,它是作为人的类本质的人的本性。所以,在受到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冲击与颠覆后,道德主义正在复兴,而且,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这种复兴必将导致对现行法学的根本挑战。这里所说的现行法学是指源于西方的经典法学,这种法学就是今天流行的法学。它奠基于自然人和拟人化的法人这个主体。该主体植根于人的理性,人的理性植根于自然法,而自然法植根于物质的世界观,所以,独立成为支点,自由成为目标,功利成为法理,权利成为本位,权利—义务成为法律关系的轴心。但今天的世界正在发生变化,科技和全球一体化正在改变人的定义并重塑人们之间的关系。改变后的人的定义不再只是自然人和拟人化的法人,而是又可能增加了高度智能化的机器人;重塑后的人们关系的支点,将不再是个体化的主体,而是主体间。这两个变化会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其将使人们更看重道德,以保持人作为人的本质属性。科学研究已经揭示,迄今为止,道德是人类区别于其它一切智慧动物的本质属性,离开了道德,人(类)将失去自我。[50]另一个方面,合作而不是独立将成为人际关系的支点,责任而不是权利将成为人们合作的基础。所以,这两个变化将从根本上挑战现行法学的根基,也就是说,物质世界观、功利法理、权利本位、权利—义务法律关系轴心将受到有机世界观、道德法理、责任本位、责任—权利法律关系轴心的挑战。如何认识和顺应这个挑战?中国传统法理学中关于天人合一的生命哲学,或者说万物有机的生命世界观,将是对机械唯物论和原子世界观的非生命性的一种超越,其可以在法的哲学上形成道德对功利的引导之势,以促进人的类本质在法律中的实践和实现。如何认识和顺应这个挑战?传统中国礼法结构文化中关于天人合一的生命哲学,或者说万物有机的生命世界观,将给我们无穷的智慧和启发。[51]这亦意味着,从礼法到政法──传统与现代中国法的结构与哲学及改造提升乃是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值得我们认真地去探索和实践。

  

   【注释】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系国家“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研究成果、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传统法理及其当代价值”(16JD820021)的阶段性成果。

   [1]通过中国知网进行检索,截止至2018年3月19日,共获得以“礼法”为主题的研究文献1977条,以“礼法传统”为主题的研究文献80条;以“政法”为主题的研究文献58466条,以“政法传统”为主题的研究文献63条;以“礼法与政法”为主题的研究文献18条。但这些几乎都不是学术探讨。

   [2]法文化类型是依据文化类型对法的一种分类。文化类型是由于自然环境和生存方式的差异以及观念、信仰、兴趣、行为、习惯、智力发展方向和心理性格的不同,而形成的具有相似文化特征或文化素质的地理单元,所以,法文化类型是各种法文化形态体系中最有特色、最能体现法文化本质属性的一种特征,而不是指其全部特征的总和。

   [3](唐)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页。

   [4]中国古代的法有广狭多义,其中广义上的法包括礼、乐、政、刑,此与《唐律疏议》中所说的政教相当,所以称之为大法。即如《管子•任法》所说:“法者,天下之至道也。……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一民也。”

   [5]《大明律》,怀效峰点校,辽沈书社1990年版,第1页。

   [6]《清史稿•刑法志》曰:“中国自书契以来,以礼教治天下。劳之来之而政出焉,匡之直之而刑生焉。政也,刑也,凡皆以维持礼教于勿替。故《尚书》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又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古先哲王,其制刑之精义如此。……至唐《永徽律》出,始集其成。虽沿宋迄元明而面目一变,然科条所布,于扶翼世教之意,未尝不兢兢焉。君子上下数千年之间,观其教化之昏明,与夫刑罚之中不中,而盛衰治乱之故,綦可覩矣。”《清史稿》是传统中国的最后一部正史,编者的观点比较保守。然而,编者对中国传统社会礼教/刑罚与治乱/盛衰的关系,以及宋、元、明、清诸律对唐代礼法结构模式继承的认识,应该说是客观的,最起码它向我们描述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

   [7](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页。

   [8]例如,《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要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使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对前述《决定》中的“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可以这样理解:生机勃勃是德,因为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德是生,所以大德曰生,生就是生生不息,表现出来就是生机勃勃;同样,井然有序是道,因为道是有序,所以有道为序,表现出来就是井然有序。因此可以说,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就是生与序或者说德与道的统一,亦即生而有序或者说道德。这表明道德(观)依然是中国人的世界观,只是大家日用而不知罢了。

   [9]宋儒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参见(宋)周敦颐:《周子通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48页。此说原出《周易•说卦》,推而言之,依着道的理路和构成,并根据《唐律疏议•名例》“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两者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的规定,那么,立法之道就可以说是礼与刑或德礼与刑罚。

   [10]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文化根源,或者说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或即在此。因为道德对应并顺从万物的井然有序与生生不息,所以,这样的文化能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辉,即与自然世界共存。它遵循了有机生命世界的自然法则,努力追求生命可持续的中和状态,以达致与天地宇宙的一体化,所以能与天地同存。例如,《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了郑子太叔(游吉)的言论:“吉亦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又如,明代大儒刘宗周说:“吾儒之学,宜从天地万物一体处看出大身子,天地万物之始即吾之始,天地万物之终即吾之终,终终始始,无有穷尽……”参见戴琏璋、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2册《证人社语录》,台湾地区“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6年版,第683页。

   [11]其实,这就是中国传统法哲学的文化原理和内在理路。据此,法在形式上是德礼与刑罚,实质上是道德;法的价值在形式上是明刑弼教,实质上是使人成为有道德的人;实现法的价值的方法在形式上是礼法结合、德主刑辅,而实质上还是基于道德、合乎道德,亦即基于道德一体、合乎德生道成。这一切都是为了使人之为人,亦即为了人的本质,同时亦是世界万物的本质——道德——的展开和实现。

   [12]如董仲舒在回答汉武帝的对策中说:“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谊(按:谊即义);知仁谊,然后重礼节(按:礼节亦即礼法);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乐循理,然后谓之君子。”参见袁长江主编:《董仲舒集》,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页。乐循理即乐与天地之性理相通,乐与天地之性理相通就是要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即是君子,君子即是有道德的人。

   [13]参见刘全娥:《陕甘宁边区司法改革与“政法传统”的形成》,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14]董必武:《董必武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23页。

   [15]王定国等编:《谢觉哉论民主与法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56页。

   [16]彭真:《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24页。

   [17]同注[8],第1-2页。

   [18] 同注[8],第33页。

   [19]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60页。

   [20]同注[19],第61页。

   [21]参见注[13];左为民、何永军:《政法传统与司法理性──以最高法院信访制度为中心的研究》,《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徐亚文、邓达奇:《“政法”:中国现代法律传统的隐性维度》,《河北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安秀三:《人民政法传统的历史生成与法治转型》,《河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乔素玲:《建国初期的婚姻法实践与政法传统发展》(未刊稿);强世功:《中国法治道路:礼法传统的传承与升华》,《民主与法制时报》2015年7月9日,第7版。

   [22]根据笔者对前注中所列文献的查阅,只有少数研究触及到了哲学,而且亦只是停留在对辩证唯物主义的一般说明上,并未对政法传统或者说政法结构与其背后的哲学的关联做出说明,亦未进一步探讨哲学背后的世界观问题。参见注[13],第57页。

   [23]这里使用的功利哲学是指以物质和利益为起点和追求的人生哲学,其不等同于西方的功利主义或功利主义哲学。西方的功利主义或功利主义哲学是由边沁创立、密尔发展的一个哲学和法哲学流派,它以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功利,而此幸福的功利是可以被计算的人的快乐和痛苦,但正是因为其是可以被计算的,所以,此幸福的功利实际上主要还是物质和物质性的。

   [24]参见李秀林、王于、李淮春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62页。

   [25]艾思奇:《大众哲学》(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

   [26]同注[25],第32页。

   [27]《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4页。

   [28]关于传统中国的礼与法及其哲学的同构共理、相互贯通,参见张中秋:《原理及其意义──探索中国法律文化之道》(第2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6-142页。

[29]以哲学和法哲学为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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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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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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