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红霞:论法律实施的一般特性与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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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红霞  
《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第38-47、156页。

   [71]参见顾培东:《公众判意的法理解析——对许霆案的延伸思考》,《中国法学》2008年第4期,第167-178页。

   [72]参见罗贵成:《法治新常态下法院遭遇“舆论绑架”之司法决择》,《法治论坛》2016年第3期,第236-240页。

   [73]参见王国龙:《论道德权利诉求中的司法克制主义——以浙江温岭“虐童事件”为分析背景》,《西部法学评论》2014年第3期,第23页。

   [74]参见戴治勇:《选择性执法》,《法学研究》2008年第4期,第28-35页。

   [75]参见陈柏峰:《基层社会的弹性执法及其后果》,《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年第5期,第155页。

   [76]参见注[64],杨解君文,第3页。

   [77]参见朱晓燕、王怀章:《对运动式行政执法的反思——从劣质奶粉事件说起》,《青海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第135-138页。

   [78]参见程琥:《运动式执法的司法规制与政府有效治理》,《行政法学研究》2015年第1期,第80页。

   [79]运动式执法的反复适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法律规范配套协调性差,操作性不强,导致在常态下法律规范难以实施;物质保障的不足,没有足够的警力、办案力量,缺乏良好的装备,办案经费不足等物质因素也严重制约着严格执法的落实。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长期非法存在,最后只能依赖运动式执法加以解决。

   [80]参见[英]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刘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81]同注[47],第49页。

   [82]See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The Rule of Law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Conflict and Post-conflict Societies,2004.

   [83]参见朱景文:《论法治评估的类型化》,《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第110页。

   [84]参见冯治良:《公正性:法律的本性辨考》,《现代法学》1997年第3期,第76-82页。

   [85][德]V•诺依曼:《社会国家原则与基本权利教条学》,娄宇译,《比较法研究》2010年第1期,第146-160页。

   [86]丁茂中:《我国竞争中立政策的引入及实施》,《法学》2015年第9期,第113页。

   [87]参见章剑生:《“选择性执法”与平等原则的可适用性》,《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4年第4期,第114页。

   [88]参见郝铁川:《权利实现的差序格局》,《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第112页。

   [89]See Xin He and Yang Su,“Do the ‘Haves’ Come Out Ahead in Shanghai Courts?”,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Vol.10, No.1(2013), pp.121-146.

   [90]参见赵艳敏、陈党:《公法上的诚信原则及其对政府的要求》,《理论与改革》2008年第1期,第146-149页;徐国栋:《论诚信原则向公法部门的扩张》,《东方法学》2012年第1期,第3-11页。

   [91]参见王福华:《民事诉讼诚信原则的可适用性》,《中国法学》2013年第5期,第150-162页。

   [92]王启梁:《不信任背景下的权利意识生长》,《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2期,第102页。

   [93]参见陈年冰:《执法的公开性与公正性——兼议“暗中执法”引起的几个问题》,《法学》2006年第5期,第99-102页。

   [94]所谓诱惑侦查,是指为了侦缉隐蔽且“无直接被害人之犯罪”,侦查人员以实施某种行为有利可图为诱饵,诱使被诱惑对象犯罪,待犯罪行为实施时或结果发生后,拘捕诱惑者的特殊侦查手段。

   [95]参见唐彬:《“怀孕七月被强制引产”是对生命的漠视》,《东莞日报》2012年6月15日,第A2版。

   [96]参见胡宝岭:《中国行政执法的被动性与功利性——行政执法信任危机根源及化解》,《行政法学研究》2014年第2期,第93-94页。

   [97]参见林辉煌:《论治安调解的异化》,《人大法律评论》2016年第1辑,第125页。

   [98]参见黄锫:《执法过程中陷阱取证的异化问题研究——社科法学视角的再思》,《法学》2015年第7期,第57页。

   [99]参见注[98],第61页。

   [100]参见王红霞:《2016年中国法治实施总体回顾与展望》,载《中国法治实施报告(2016)》,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5页。

   [101]有关治理恶意诉讼和虚假诉讼的具体方案,参见聂鑫:《专利恶意诉讼的认定及其法律规制》,《知识产权》2015年第5期,第49-55页;李翔:《虚假诉讼罪的法教义学分析》,《法学》2016年第6期,第139-144页。

   [102]参见王军:《法律规避行为及其裁判方法》,《中外法学》2015年第3期,第647页。

   [103]参见朱力、纪军令:《当前我国重大社会矛盾冲突的新型特征》,《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5年第5期,第92-100页。

   [104]参见张千帆:《“公共利益”的构成——对行政法的目标以及“平衡”的意义之探讨》,《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5期,第5-18页。

   [105]参见崔卓兰、姜城:《论行政执法风险冲突的预防和控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年第2期,第19-26页;杨启敬:《防范执法风险是各级领导干部面临的重大课题》,《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第5-8页。

   [106]参见注[8],沈宗灵书,第263-265页。

   [107]参见许安标:《配套法规建设与法律的有效实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第109页。

   [108]巩固:《守法激励视角中的〈环境保护法〉修订与适用》,《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第29-41页。

   [109]孙佑海:《影响环境资源法实施的障碍研究》,《现代法学》2007年第2期,第32页。

   [110]参见郑戈:《法律与现代人的命运:马克斯•韦伯法律思想研究导论》,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108页。

   [111]参见注[39],第16-26页。

   [112]参见[英]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贾湛等译,北京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

   [113]参见戴昕、申欣旺:《规范如何“落地”——法律实施的未来与互联网平台治理的现实》,《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4期,第89页。

   [114]参见季卫东:《论中国的法治方式——社会多元化与权威体系的重构》,《交大法学》2013年第2期,第11页。

   [115]参见吴义龙:《信息成本下的公共执法与私人参与——从“钓鱼执法”事件切入》,《法律和社会科学》2011年卷,第151页。

   [116]参见注[113],第89页。

   [117]See Margaret E.Tankard & Elizabeth Levy Paluck,“Norm Perception as a Vehicle for Social Change”, Social Issues & Policy Review,Vol.10,No.1(Jan.,2016)p.181.

   [118]参见尹云霞、庄燕君、李晓霞:《企业能动性与反腐败“辐射型执法效应”——美国FCPA合作机制的启示》,《交大法学》2016年第2期,第28-41页。

   [119]参见陈文曲:《现代纠纷解决的基本理念:为权利而沟通》,《湖南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第118-120页。

   [120][美]科特威尔:《法律社会学导论》,潘大松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82页。

   [121]参见熊谋林:《两种刑事司法错误的危害相当性——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考察》,《中外法学》2016年第1期,第224-262页。

   [122]参见何家弘:《刑事错判证明标准的名案解析》,《中国法学》2012年第1期,第159-174页。

   [123]参见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39页。

   [124]参见罗豪才、周强:《软法研究的多维思考》,《中国法学》2013年第5期,第103页。

   [125]参见注[42]。

   [126]埃里克森将社会控制体系分为五种,这五种体系可根据控制力量的来源方不同进一步划分为三类:第一方控制来源于个人的道德,主要由自我惩罚来保证实施;第二方控制则来源于契约,主要由个人自助来保证实施;第三方控制分别来自规范、组织规则以及法律,分别由间接自助、组织执行与国家执行来保证实施。参见[美]埃里克森:《无需法律的秩序:相邻者如何解决纠纷》,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2-133页。

   [127]See Christine Parker,“Reinventing Regulation within the Corporation: Compliance-Oriented Regulatory Innovation”, Administration & Society, Vol.32,No.5(2000), pp.529-565.

   [128]同注[126],第4页。

   [129]参见[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48页。

   [130]参见郭春镇、马磊:《对接法律的治理——美国社会规范理论述评及其中国意义》,《国外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第123页。

   [131]参见Posner R.A.& Landes W.M.,“Altruism in Law and 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68,No.2(1977),p.420.

[132]See K.Basu, Prelude to Political Economy: A Study of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s,(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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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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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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