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栋:美好生活的法理观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7 次 更新时间:2018-09-05 02: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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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栋  
必须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

   第二,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相互促进;更加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互相结合;国家法治与党内法治协调发展,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更深层次的有机统一;推进区域法治、城乡法治的平衡发展;国家法治、地方法治、区域法治、行业法治、基层法治统筹兼顾;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协同开展。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新时代的逻辑基点,新时代的开始同时也是开启新征程的历史起点。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从本质上看就是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职是之故,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必然包括中国法治建设的现代化。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战略安排,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实现法治现代化,建设法治中国,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两个阶段”发展战略的必由之路和题中应有之义。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目前我国已经总体上实现小康,在此基础上,到建党一百年时,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中国法治现代化新征程的第一步,即从2020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实现法治现代化,基本建成法治中国。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中国法治现代化新征程的第二步,即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实现法治现代化,全面建成法治中国。

  

五、美好生活的理论回应:法学研究的转型升级


   法治现代化倒逼法学研究的转型升级。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对法治现代化实践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对法学研究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诚如有学者所言:“中共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表述,不仅极大扩充了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空间,也在同样程度上扩充了我们民主法治建设研究人员可以想象和驰骋的空间。”[61]

   (一)法学研究新任务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还必然要求法学研究克服自身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这些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问题,一是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研究的不充分,二是体现在学科体系内部结构的不平衡,即西方研究与本土研究、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传统学科与新兴学科、中心学科与交叉学科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上述不平衡其实可以归结为对法学根本性问题、基础性问题的研究不充分,法学与其它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交叉学科研究发展不充分,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区块链、云计算等新兴领域的法律问题研究不充分,即基础学科薄弱僵化,新兴学科开设不足,交叉学科发展不力。

   面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我们的法学研究要强化中国问题意识,善于发现数千年中华法治文明中的优秀传统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善于从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法治建设的伟大成就中进行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深刻揭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特殊规律,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研究,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理论体系。

   面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我们要实现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互支撑、传统学科与新兴学科相互配合、中心学科与交叉学科相互借鉴,加强重大理论问题协同攻关。在此前提下,要尤其重视并强化法学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理论、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要尤其重视法学新兴学科研究,积极推进学术范式的总结、范畴体系的建构、研究方法的自觉,加强其学术自主、理论自足和逻辑自洽;要尤其重视法学学科发展的开放性态度,鼓励学科导向型跨学科研究和问题驱动型跨学科研究,拓展新兴交叉学科建设。

   (二)法律发展的新阶段

   美好生活需要的法律回应,要求中国的法律制度向回应型迈进。回应型法作为一种回应各种社会需要和美好愿望的便利工具,其基本构思是“使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统合在一定的制度之内,通过缩减中间环节和扩大参与机会的方式,在维护普遍性规范和公共秩序的同时,按照法的固有逻辑去实现人的可变的价值期望”。[62]当法律跨入回应型法这一阶段时,其特点是法律规则的适用从属于原则和政策,法官的主导性推理方式是目的性推理,“伴随目的型法而存在的是人为理性的衰减,法律分析和政策分析的聚合,以及法律判断和道德判断、法律参与和政治参与的重新统一”。[63]这必然引起法律的调整机制从责任为主、义务重心、权利本位到激励导向的转换。权利是正向的行为指引机制,义务是负向的行为指引机制。责任是第二性的义务,即二次负向的行为指引机制;激励则是第二性的权利,即二次正向的行为指引机制。随着压制型法、自治型法到回应型法的转变,法律实施机制将由责任主导变为权利、义务主导,进一步转换为激励主导。

   (三)法学思维新模式

   时代的变化必然引起理论思维的革命。回应型法中蕴含的目的性推理催生了法学思维新模式——法理思维——的出现,法理思维是回应型法学的核心范畴。我们需要在法律思维、法治思维、法理思维概念体系的参照之下才能理解法理思维。概括来讲,法律思维是法律规则思维,法治思维是奉法治国思维,法理思维是良法善治思维。法律思维的实质就是规则化思维,具体化为权利义务思维;法治思维是法律至上的思维;法理思维的实质是基于对法律、法治本质意义和美德的追求,对法律精神和法治精神的深刻理解,以及基于良法善治的实践理性而形成的思维方式。法理思维比法律思维和法治思维有着更多的想象力和更大的思维空间,它把民主、人权、公正、秩序、良善、和谐、自由等价值精神融入法律,因而更具包容性、综合性、协调性和公共理性。法理思维,作为新的思维范式,比法律思维和法治思维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强很多。因此,我们要高举“法理”的旗帜,用理性来充实法律规则的制定,用理性来校正法律规则的适用,以回应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实现良法善治的理想之境。法理思维在知识、理论和方法论上蕴含的富矿尚待法学学者悉心而科学地发掘、开采。

   (四)法学学术新范式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还必然要求法学研究范式的创新,而法理思维恰恰触发了法学研究范式的创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新时期,开启了现代历史上最为壮观的社会转型,革命时代终结,社会主义建设重启。从革命到后革命的时代变迁,带来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稳定建设和平发展这一政治重心的转换。在法学研究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范式转换为权利本位范式。权利本位范式的形成和确立突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范式,在推动法哲学思想解放、拨乱反正,推动法学理论破旧立新,推进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和法学现代化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意味着,生产和发展依然是重点和中心,而非斗争和革命。因此,在法学研究上要继续坚持权利本位的基本范式。在法理学视阈下,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最终归结为权利本位理论。职是之故,在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和不断提高的时代背景下,必须推进权利本位范式进一步发展。

   作为权利本位范式的重要理论策应,法理中心范式应运而生。法理中心范式强调,法理是法理学的中心主题和法学的共同关注,使得法理贯穿于法理学知识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以实现法理学从“法的理学”到“法理之学”的范式转换。[64]法理激活了法律的生命之源,点燃了法治的理性之光,同时也成为撬动法理学转型升级的阿基米德支点。“法理”概念的意义既在于对“法理泛在”的内容描绘和对“观照反思”、“实事求是”的方法传递,也是对推进新时代中国法理学转型升级的理论自觉,是对中国法理学乃至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学术回应。这一研究还有待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和响应。

  

结语


   本次论坛是党的十九大以后第一次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深刻变化”为主题的大型高端智库论坛,与会学者者从不同角度和方面进行了探讨,初步勾勒出了一幅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之后中国法治发展与法学发展的图景轮廓。在“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中,“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矛盾一方,即矛盾的主要方面。理由是,需要是发展的目的,美好生活需要是发展的终极目的。法律既是对现实生活的理性超越,又是对美好生活的价值回归。本次论坛对美好生活及其法学回应的研究,其拓荒意义毋庸置疑。

   美好生活是一个开放性极强的概念,其表现方式至少有三种:一是政治关怀的美好生活,二是理论建构的美好生活,三是法律规定的美好生活。第一种美好生活包含着政治领袖经世济民的伟大情愫,第二种美好生活寄寓着先哲对至善之美的诗性想象和理性建构,第三种美好生活镌刻着立法者尤其是立宪者对共同体所作出的庄严承诺。在对人民美好生活的理解上,三者缺一不可。有鉴于此,在对美好生活的法学研究上,我们也要注重其开放性,为了避免美好生活的法律理解沦为徒具形式的白纸黑字的分析,我们需要辅以哲学的深邃、自然科学的理性、经济学的纯粹、政治学的宏大抱负、社会学的开放、人类学的高远、伦理学的价值关怀、逻辑学的清晰、历史学的广博、文学艺术的诗性和美、神学的虔诚和信仰,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在对美好生活的法学研究中,以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赋予其躯体,以哲学赋予其灵魂,最终服膺于其求真尚善的学科追求。

   “美好生活”如同“幸福的权利”、“人的尊严”一样,构成了现代国家、现代政治和现代法治的价值根基、理念导向和最高目的,奏响了新时代中国发展的精神号角。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一个民族的生活创造它的法制,而法学家创造的仅仅是关于(这一)法制的理论。”[65]法学研究若不以阐释美好生活为理论旨归,法律方法若丧失了对美好生活的理想关切,再精密的理论建构,再严密的法律解释、推理和论证都只是干瘪无趣的文字游戏。我们期待更多学者在本次论坛的基础上进行新的理论赓续。

  

   【注释】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现实问题研究”(2015MZD042)的阶段性成果,国家“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研究成果。

   [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4页。

   [2]同注[1],第322页。

   [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页。

   [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5版。

   [5]同注[4]。

   [6]同注[4]。

   [7]同注[4]。

   [8]同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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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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