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栋:美好生活的法理观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6 次 更新时间:2018-09-05 02: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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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栋  
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以期对该问题的深入研究有所启示。

   首先,我们必须追问美好生活的法律制度表达之理论前提,即法律之于美好生活的意义,并在这一问题上达成普遍、广泛的共识和毋庸置疑的确信。在规范的四种后形而上学的语境下,哈贝马斯把涉及到美好生活或没有虚度的生活概念问题都称为“伦理问题”。[43]作为一个整体的法律秩序与“伦理问题”类似,具有第一人称的成分,涉及到个体或群体的同一性。每一种法律制度都是特殊生活方式的表达,通过美好生活的参与式讨论,才会形成这一共识性表达。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不应仅仅以共同生活作为其存在的目的,城邦存在的目的是追求美好的生活(a good life)。[44]理想城邦是实现美好生活唯一可行的手段,而法律则是构建理想城邦的重要基石。法律的意义是促进全邦人民都能进入正义和善意的“永久制度”。[45]因为要使事物合乎正义,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而法律则可以免除一切情欲影响,这是理性的体现。[46]在此基础上,博登海默指出,在为建设一个丰富而令人满意的文明的过程中,法律发挥着重要作用。法律通过为人类社会组织确立履行更高任务的条件,从而为实现“美好生活”作出应有的贡献。[47]法治在中国的当代使命,如邹谠所论述,不再限于提供一种比传统治理更完美的解决纠纷、维持秩序的工具,而应将其与近现代中华民族两个历史需求紧密勾连:其一,构建现代主权国家及与其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从而促进国家的富强乃至文明的复兴;其二,解放和调动被各种力量压制的个人、社会团体的活力、能力和创造力,造就个人实现自由和美好生活的社会结构、经济体制等。[48]通过法治实现美好生活何以可能及其限度问题,更深层次的研究将逃不脱这种理论追问,以避免落入“法律万能主义”之窠臼。

   其次,必须承认美好生活之于法律的意义。否则,就会造成如沃林批评施米特的情形,以幻灭之名颠覆价值,从而完全消解了政治和法律的道德意蕴,使得“用来揭示西方政治哲学何以诞生的一整套政治问题:公正问题、有道德的公民问题,以及更一般地,‘美好生活’的问题,都被抛弃了”。[49]法律对于美好生活的意义在于,藉由法律,美好生活才能获得内涵和外延的相对确定性、固定性和稳定性。法律立基于共同的生活经验,发现切实的生活实践逻辑,体察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惟此,法律规范所表达的理想生活和生活方式才是这个民族所向往的和持守的。法律赋予生活世界以规范意义,生活赋予法律规范以生命力量。法律之于生活的意义在于,法律为一个民族的生活理想和生活方式提供了一种统一的表达和规范的庇佑。由此,法治成为一种有序的生活方式、规范的生活场景、理想的生活图景。生活之于法律的意义在于,法律在生活中起步、在生活中发展、在生活中生成,法律只有扎根于生活世界才可获得生命力。

   最后,在什么是美好生活的判断上,必须保持讨论过程上的开放性和结论上的多元性。西方自由主义主张,国家不能公开奉行某种美好生活的观念或把这种价值观强加给公民,而必须在什么是美好生活这一问题上保持中立。例如,德沃金认为:“就什么可以被称作是美好生活的问题来说,政府必须保持中立的态度。”他进而指出:“政治决定必须尽可能地独立于任何一个特殊的美好生活观,或者政治决定必须尽可能地独立于什么东西赋予生活以价值的任何特殊观点。”[50]在我国,“美好生活”不仅仅是公民个人权利的自由获得,更主要是国家的责任。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背景下,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对国家形成的期待是: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只有建成现代化强国,才能保证美好生活需要的实现。我们对国家责任的设定是,国家不仅要保护个体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还要顾及到全社会共同体追求共同美好生活的权利。一旦承认上述前提,那么顺理成章的命题就是,国家可以介入对“什么是美好生活”这一问题的判断,并且可以引导人民对什么是美好生活的认识,更要通过科学理性的组织来激励人民积极参与美好生活的建设实践。国家在给出美好生活的大致轮廓之后,必须保持和维护“什么是美好生活”这一问题的开放性,只有开放出有关美好生活的公共讨论,让人民参与其中,才可能真正建构出一种中国式美好生活的法理图景。亦言之,美好生活画卷留白之处的真正书写主体应该是独立的、自由的和大写的人。惟此,人民才会真正把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法治实践作为个体美好生活的事业。

  

四、美好生活的实践回应:开启法治现代化新征程


   “美好生活的需要”如同“追求幸福的权利”、“人的尊严”[51]一样,构成了现代国家、现代政治和现代法治的价值基石、根本目的和最高理想,成为了新时代的精神号角,吹响了全面依法治国的主旋律,开启了法治现代化新征程。

   人的需要是生产和发展的最终动因,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在这一共识下,论坛聚焦法治发展。我们共同认识到,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新期望、新要求,要依靠法治来实现。一方面,社会主要矛盾要靠法治方式来解决;另一方面,法治发展领域也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对于我们认识法治发展的现状大有助益。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这个转化折射在法治领域,即表现为法治领域人民日益增长的高质量高标准法治需要与现行法治供给能力不足以及法治发展不平衡之间的矛盾,使法治建设和法治发展的方位更精准、重点更明确。”[52]

   如上文所述,不仅其它方面需求满足的实现依赖于法治需求满足的实现,而且其它方面的需求也可以转化为法治需求,再者,法治领域也有其自身的需求。在以上三种意义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可以归结为对法治的需求。故而,有学者认为,作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品质法治的全面发展就成为时代的强烈需求。[53]有鉴于此,一方面,要统筹推进法治发展与经济体制发展、政治体制发展,统筹推进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发展,用法治发展来促进和保障其他各领域的发展,尤其是要重视发挥法治在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攻坚战中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加快法治发展进度,加大法治改革力度,提升法治现代化水平。

   有学者主张,全面依法治国是迈向美好生活的基本方式。[54]我们更关注的是,如何通过全面依法治国迈向美好生活。在此方面,本次论坛取得的共识如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内涵。“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首要基本原则,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依法治国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必须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法治发展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深化依法治国实践,其最有新意的顶层制度安排是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是加强和深化党对法治中国建设领导的必然要求。[55]在这一基本前提下,还需要做到以下三点。

   (一)坚持人民在法治发展中的中心和主体地位

   法治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人民主体地位,这是权利本位理论的实践要义。十八大以来,从依法治国拓展到全面依法治国,从建设法治国家到建设法治中国,从建设法律体系到建设法治体系,从实现法律之治到实现良法善治,从推进依法治国到统筹推进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相结合,从国内法治向国际法治和全球治理拓展,鲜明地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的总体面貌与运行轨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的本质意义就在于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依法确认和实现人民的广泛自由和权利。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也保证了人民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主体地位。”“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法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56]

   在法治发展中,“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主体”,坚持法治的人民中心地位和人民主体价值,要做到如下两方面:一方面,必须坚持法治为了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为此,必须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法治建设的根本目的,把体现人民意志、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法治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在依法治国全过程各领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坚持执法为民、司法为民、普法为民。另一方面,必须坚持法治依靠人民。为此,必须加强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建设,保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要使法律为民所守、为民所用,不断增强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护法的自觉意识和行动。

   (二)坚持全面深化司法、政法乃至法治领域改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57]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项长期而重大的历史任务”,也必然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和历史变迁。[58]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又一次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59]这凸显出了党在法治改革上的决心和勇气。

   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在法治领域体现为:全面深化司法改革、政法改革和法治改革。必须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将改革内容从破解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效能的机制体制问题向机构改革职能体系等根本性问题推进。第一,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重在深化改革。第二,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重在系统改革。第三,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贵在全面改革。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重点任务在于:一是围绕司法权运行新机制深化配套改革,二是围绕化解社会纠纷的司法功能深化配套改革,三是围绕建设高素质司法队伍深化配套改革,四是围绕维护司法权威深化配套改革。[60]

   以司法权独立运行为根本的司法改革只是当前法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困局之下和瓶颈时期别无选择时的突围举措和权宜之计。在更大范围内,要完善国家机构组织法,深化机构改革,尤其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和改革审计管理体制。机构改革应当遵循法治优先原则,国家机构的设置、权利职责的配置、国家机构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都应当在法治体系中获得清晰定位。在根本上,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化。法治改革永远在路上。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新征程中,我们必须做好全面、深刻、持久改革的思想准备,确保法治改革任务相互协调,改革进程前后衔接,改革成果彼此配套。

   (三)着力解决法治发展的中心和重点任务

   在法治发展中要着力解决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主要体现为:科学立法与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不充分,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不平衡,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建设的不平衡,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不平衡,区域间法治发展的不平衡,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发展的不平衡,国内外法律服务能力建设的不平衡,等等。这就意味着法治领域已经成为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阵地之一,法治发展和法治现代化在新时代的重要性被凸显出来。

第一,必须坚持厉行法治,进一步实现立法科学化与执法严格化、司法公正化和守法全民化。为此,必须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必须推进依法行政,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必须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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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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