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栋:美好生活的法理观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1 次 更新时间:2018-09-05 02: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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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栋  
不取决于个体的偏好和主观意志。[34]第二,人的需要并不都是有效的需要。这是以需要是否能得到满足来判断的,“需要是人对物质生活资料和精神生活条件依赖关系的自觉反映”,[35]需要能否得到满足取决于主体是否能够对客体进行正确的反映。在“有效的需要”的驱使下,人能够将自己的欲求由观念的、潜在的东西变为物质性的、现实的存在。而“无效的需要”对人的实际行为活动不具有感召力,无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36]第三,不同的具体需要往往会发生冲突。一个需要的满足要求另一个需要的满足服从于它,或者要求另一个需要牺牲其满足,等等。每一个需要都想得到满足,如果只是满足其中一个而将其他需要的冲动搁置不顾,则“我”将陷入一种毁灭性的局促状态。[37]

   善的需要和有效的需要须经自觉、理性的调控而获得。个人须用理性对自身的需要自觉调控,国家亦须用理性对整体的需要自觉调控。能自觉调控自身需要的个人是能够实现全面自由发展的个人,能自觉调控整体需要的国家是能够迈进自由王国的国家。针对调控机制来说,其可分为内部的自律调控、外部的他律调控,教化调控、惩罚调控,法律调控、道德调控、宗教调控。法律则是外部调控的重要手段。人的需要必须经过法律的过滤和筛选才会判定善的需要和有效的需要。法律通过对权利、义务、责任的设定为需要划定尺度,从而形成需要的体系。在“需要的体系”中,人们为了获得各自的需要和利益,必须以法律规范为行为准则来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需要之间互相制衡、互相斗争,最后在法律之下达到统一。因此,我们可以说,法律凝聚和表达了人民需要的理想图景,是立法者尤其是立宪者所作出的满足人民需要的庄严承诺。这样的需要,是正在实践的、具有现实依据的、而非凭空臆想的,是现实的、可实现的、而非虚幻的,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经由法律的理性对需要进行调控,如此,才能实现“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38]因此,黑格尔说:“法的本质就是自由。”[39]

   (二)人民美好生活的法律制度表达

   关于美好生活的法律制度表达,存在一种进路,即试图通过“人的尊严”这一关键词来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法律安置和宪法安顿。有学者认为,美好生活的实质是幸福感、尊严感和安全感。当代社会人的尊严成为法治的根本准则,在人的尊严得以关怀的前提下,按照尊严的法律要求,人们必须拥有体面的生活。也有学者指出,宪法有三处提及人民尊严,并强调我国的人民尊严不是德国基本法中的人的尊严,也不仅是民法中的人格尊严,而是通过点点滴滴汇聚而成的人民尊严。并且,人民尊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人民尊严的妥善安置是当务之急,也是党和国家的使命。

   关于这一主题,同时存在另一种更具解释力且更为切实可行的学术进路,即在法理学视阈下,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归结为权利,将权利视为法律与需求的逻辑连接点。其理论要旨在于,美好生活需要和权利具有本质上的同构性、理念上的一致性和制度上的衔接性。总结论坛上具有代表性的论述,可以得出的共识为:第一,需要和权利的本质在意志和利益的意义上是同构的;第二,美好生活命题和权利本位命题都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和人民主体的价值理念;第三,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必然表现为权利需求;第四,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以权利确认和权利保障为制度载体和实现方式。

   首先,需要和权利在本质上具有同构性。权利是法律与需求的逻辑连接点,权利与需求的逻辑中介又有二:意志和利益。在讨论权利的本质时,有两种相左的观点:有学者认为,权利的本质在于选择,即权利的意志理论;另有学者则认为,权利的本质在于实现利益保护,即权利的利益理论。[40]在第一个面向上,“需要”(need)作为“希望”(wish),可以转化为哲学上的“意志”(will)。而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凝聚着人们全部需要的最大公约数,法律(客观法)又可以转化为权利(主观法),法律中所体现的人民意志最终通过权利诉求、权利确认、权利运行和权利保障来实现。因此,在自由意志的意义上,需要与权利相契合。在第二个面向上,“需要”(need)作为“想要”(want),可以转化为哲学上的“利益”(interest)。法律在本质上是一种利益调控机制,法律表达利益要求,分配利益格局,平衡利益冲突。法律这种利益调控机制的微观转化便是权利的利益面向。因此,在利益的意义上,需要与权利相契合。

   其次,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和权利本位都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和人民主体的价值理念。这是权利与需要本质同构命题的递进展开。美好生活命题可以拓展为三个命题:第一,美好生活需要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人民是美好生活的享有主体。第二,人民的需求是价值判断的依据,人民是美好生活的评判主体。第三,将人民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是对“人是目的”的肯定和发展,[41]也即反对把人当作实现生产目的之手段,反对把人作为实现他人目的之手段。具体而言,人民并非中国共产党奋斗的手段,更非现代化建设的手段,人民是现代化建设的目的和中国共产党奋斗的目的。人在目的王国中是有尊严的,而不是仅有价值。[42]人在“人是目的”的要求下被塑造成有尊严的权利主体,这是权利本位的应有之义。权利本位可以还原为两个命题:第一,“义务来源于权利,义务服务于权利,义务从属于权利”;第二,“权力来源于权利,权力服务于权利,权力应以权利为界限,权力必须由权利制约”。这意味着,义务的设定和履行以权利为中心展开,权力的活动与行使围绕着权利来运作,权利是权力的目的,权利也是义务的目的,由此彰显了权利的主体和中心地位。

   再次,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必然表现为并且最终归结为权利需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温饱问题被解决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人民需要安全自由的生活,人民需要绿色美丽的生活,人民需要和谐友爱的生活,人民需要体面尊严的生活,人民还有自我实现的需求、需要全面发展、需要参与政治生活和其他公共生活。这些需求最终指向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人身自由权、隐私权、名誉权、荣誉权、名称权、姓名权、肖像权、身份权、配偶权,人格平等、人格独立、人格自由、人格尊严,环境权,社会经济权利,教育、科学、文化权利和自由,选举权、被选举权、监督权等政治权利,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政治自由,等等。在总体上,“美好生活的需要”对应着宪法上的“人权条款”。我国《宪法》第33条第3款规定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国家保护人民权利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纲领性宣誓。权利能够赋予人的解放,是自由自觉活动的重要前提。

   第四,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以权利确认和权利保障为制度载体和实现方式。具体而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勾勒出了人民美好生活的一隅图景。为实现幼有所育和学有所教,需提高幼儿教育质量和水平、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健全学生资助制度,指向受教育权保障;为实现劳有所得,需提供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指向劳动权和报酬权保障;为实现病有所医,需完善统一城乡基本医保制度、大病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制度,指向健康权保障;为实现老有所养,需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指向养老权保障;为实现住有所居,需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指向居住权和财产权保障;为实现弱有所扶,需完善社会救助制度,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社会救助、养老、医疗、失业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基本生活保障,最终指向以社会救助权为核心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些实现人民美好生活承诺的内容和工作举措,都需要通过完备的权利实现体系和权利保障制度为其提供必要的保证和支撑。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增长意味着人民的权利意识不断提高,权利诉求不断增长,权利话语日益高涨。因此,必须建构更加完备的权利实现体系和权利保障制度。

   (三)美好生活需要的法治实践呈现

   如果法治不彰,那么法律关于美好生活的制度设计,就会沦为乌托邦的想象,从而无法兑现其诺言。在此意义上,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与法治的需求具有相关性。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美好生活的第一种表述是,其不仅包括“物质文化生活”,还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美好生活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其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对于第一种表述,需要指出的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都与法治密切关联。法治的需求直接指向法治建设实践;民主需求与法治需求一脉同源,民主是法治的基础,法治是民主的保障;公平、正义、安全直接与法的公平、正义、秩序价值完美对接;环境等方面的需求也要通过法治来实现。有鉴于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建设最严格的生态环境法治。对于第二种表述,值得注意的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与法治也是密切关联。中国法治的发展进程,受到中国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地理环境的诸方面条件制约,同时,法治也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提供了规范依据与制度保障。综上,“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直接体现为对法治的需求”这一命题在两种意义上可以成立:一方面,人民对其它方面的需求可以转化为对法治的需求;另一方面,人民对其它方面需求满足的实现依赖于法治需求满足的实现。不仅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可被归结为法治需求,而且在美好生活的背景下,人民对法治亦有更高的需求。以上三方面需求的累进式叠加构成了新时代的法治需求体系。

   在此基础上,此次论坛指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具体在法治领域,即为更高公平、更高正义、更高平等、更高效率、更高秩序的法治。美好生活需要具体在政法领域,主要体现在“四个转变”上:一是从实现基本物质文化需要向同步追求高品位物质文化生活转变,不仅希望吃饱、穿暖、住好,而且期待食品更安全、生态更美好、服务更均等、社会更和谐,盼望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二是从实现外在物质文化需要向同步追求精神心理满足的转变,不仅希望人身权、财产权不受侵犯,而且期待个人尊严、情感得到更多尊重,隐私、名誉、荣誉等人格权得到有效保护。三是从注重现实安全向同步追求长远安宁转变,更加关注改革发展大局、民主法治建设,期待权利有保障、权力受制约、公正可预期的良法善治,对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有更高要求,希望对自身发展有更长远的预期和更持久的信心。四是从单纯的个体受益向同步追求参与社会事务的转变,更加关注共商、共建、共治、共享,更加重视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对社会事务参与的意愿强烈,希望在促进社会发展进步中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

   此次论坛指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具体在司法领域,将呈现为人民司法需求新的内容和新的特点。新时代人民司法需求在内容上包括:1.畅通便捷的司法,2.经济便宜的司法,3.清正廉洁的司法,4.公平分配的司法,5.程序公正的司法,5.解决问题的司法,7.渠道多元的司法,8.理性导向的司法。新时代人民司法需求的主要特点包括:1.多样性,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需求多样、多元且广泛;2.层次性,从劳动争议到破产重组,从自由权到生命权,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需求层次越来越多;3.快捷性,人民群众对实现公平正义的要求很迫切,期望诉讼活动更加高效便捷;4.对立性,矛盾各方对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突出,怎么协调是个重大挑战;5.群体性,有的案件标的额巨大,牵涉的相关主体人数众多,影响广泛;6.疑难性,比如,为了打赢执行难的硬仗,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四)美好生活的法律哲学反思

在“美好生活的法学话语转化”这一问题意识下,与会学者从法律制度和法治实践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经纬相交,初步编织出了一幅丰富华美的法学图锦。但是,之前的讨论预设了对一个基本问题的追问,即何为美好生活。笔者希望通过以下对“美好生活的法哲学反思”相关研究的梳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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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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