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明昊:“一带一路”与中美竞合关系的塑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7 次 更新时间:2018-09-03 07:0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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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明昊  

   内容提要:近年来,竞争与合作同时上升成为中美关系“新常态”,对这种“竞合”状态进行良性塑造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面临的主要挑战。作为中国国家发展和外交的主轴之一,“一带一路”建设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日趋显现。美国战略界对“一带一路”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其认知呈现多元化趋势,特朗普政府也在调整应对“一带一路”的策略。美国虽然并不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却可对“一带一路”建设发挥牵制作用。中国需更有效地处理大国战略博弈等挑战,尤其是妥善应对美国因素的现实和潜在影响。为管控美国因素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需深入研究美国方面对“一带一路”的“关切点”、其可能实施干扰牵制的“风险点”,以及有助于中美扩大利益交融的“合作点”,力争使“一带一路”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发挥助力作用。

   关 键 词:“一带一路”  美国因素  中美关系  the Belt & Road Initiative  the US factor  China-US relations

  

   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以来,其已逐渐成为中国发展的支柱性方略和中国外交的主轴之一,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也日益显现。①2017年4月,习近平访问美国,与特朗普总统举行“海湖庄园会晤”期间表示,中方欢迎美方参与“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5月,美国派出以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事务高级主任波廷杰(Matt Pottinger)为团长的代表团,参加在北京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6月,首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结束后,特朗普总统会见杨沽篪国务委员时表示,美方愿同中方在“一带一路”有关项目上进行合作。②正如何汉理(Harry Harding)所言,近年来,美国国内围绕对华政策正出现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最为激烈的辩论”。③“一带一路”则成为美国战略界观察中国外交和对美政策走向的新焦点。面对一个颇具大国雄心、不断扩展全球影响力的中国,如何处理中美之间的“竞争性共存”关系,如何管控竞争、扩大合作,如何推进实施“建设性的、以结果为导向”的对华政策,成为美方主要关切。④未来一个时期,“一带一路”将成为影响中美关系发展走向的重要因素,它既可能为中美合作带来新的增长点,亦可能致使双方地缘政治竞争趋于深化和复杂化。如何营造“一带一路”框架下中美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成为亟待探究的课题。本文希冀通过梳理美国战略界和政府层面近期针对“一带一路”的政策辩论和动向,对“一带一路”建设中美国因素给予初步阐析,并就中美如何通过“一带一路”对彼此竞合关系进行积极塑造展开探讨。

  

一、美国战略界对“一带一路”认知日趋多元


   近年来,在南海争端、网络安全等问题影响下,中美关系的竞争性有所上升。⑤美国战略界在对华政策上逐渐形成一些负面认知和“话语”,包括兰普顿(David Lampton)的“临界点论”、布莱克威尔(Robert D.Blackwill)和泰利斯(Ashley J.Tellis)的“重修对华战略论”等,甚至一向对华态度温和的前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也认为美中关系存在恶化的危险。⑥应当看到,中国外交近年越发积极主动,提出“一带一路”等一系列新理念、新倡议、新构想,在美国努力“重返亚太”的同时,中国则是立足亚太、走向全球。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政策界倾向于从两国战略竞争的视角看待和回应中国的外交政策,包括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创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称“亚投行”)等。⑦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美国方面的最初反应总体上较为负面,不少美国战略界人士对此表达了担心和疑虑。他们多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中国意欲借此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地缘政治影响力,建立和巩固自身对欧亚大陆的控制,并在国际秩序方面“另起炉灶”,推动中国版本的“全球化”。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担心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抗衡美国的“亚太再平衡”,进而将“美国的亚太”转变为“中国的周边”。比如,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杜大伟(David Dollar)等认为,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对美国重返亚太的反制,“一带一路”建设如成功实施,将进一步强化中国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有助于中国编织以自身为中心的经济圈。美国国家利益中心学者丘奇曼(Kyle Churchman)称,地缘战略动机促使中国提出“一带一路”计划,设法突破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包围;“美国在中国西部地区的影响力远不如在中国东部沿海附近大,随着华盛顿将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这进一步促使北京‘向西去’”;另一个地缘战略动机在于软实力,中国希望通过提供基础设施项目资助,赢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好感。⑧

   其次,担心中国以经济合作为先导,推进与相关国家之间的政治和安全领域合作,打造“去美国化”的地区秩序。比如,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专家霍姆斯(James Holms)等称,中国不仅想要“条条大路通北京”,还希望借助“海上丝绸之路”联通太平洋与印度洋,使中国海上力量进一步“西进”。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易明(Elizabeth Economy)等表示,中国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加大与俄罗斯的合作,中俄有可能进一步排挤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存在,打造“新的反美轴心”,进而削弱美国在整个欧亚大陆腹地的影响力。⑨此外,一些美国专家还担心,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如果中国难以保持“一带一路”建设的可持续性,一旦出现大规模金融风险等问题,或是中国难以处理好相关的环境、社会和安全风险,“一带一路”可能会对美国在部分国家的利益带来危害。

   第三,担心中国借助“一带一路”挖美国墙角,拉拢美国的盟友和伙伴。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甘思德(Scott Kennedy)等人称,欧洲国家不顾美国劝阻而加入亚投行,表明中国有能力在美国和其盟友之间打人楔子。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波拉克(Jonathan Pollack)提出,在“一带一路”驱动下,欧洲国家正拉近与中国的关系,中国欲在欧洲实施“分而治之”策略,为了确保世界经济秩序不被中国所左右,美国和欧洲必须加大内部协商。⑩美国全国亚洲研究局(NBR)项目主任罗兰(Nadege Rolland)称,“如果欧洲逐渐转向亚洲而不是关注大西洋,如果中国成功将自己与俄罗斯、中亚、东欧和中东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美国政策制定者或许将被迫彻底地改变他们对这些地区甚至是整个世界的传统方略。”(11)

   第四,担心“一带一路”对国际规则和规范造成冲击,进而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带来深层次挑战。在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曼宁(Robert Manning)等人看来,中国并没有按照西方国家的期待而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反而是通过“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打造“并行的机制”。(12)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福山(Francis Fukuyama)甚至提出,中国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向其他国家出口自己的发展模式,一场历史性的发展模式之争正在中国与美欧西方国家之间上演,而这会影响全球政治的未来。福山忧心忡忡地呼吁,“如果我们不行动起来,就有可能将欧亚大陆以及世界其他重要地域的未来拱手让给中国以及中国的发展模式”。(13)

   与此同时,也应看到,随着过去四年来“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美国智库和战略界人士对“一带一路”研究的深入程度正逐步提升。一方面,美国国内主要智库纷纷设立专门研究项目,对“一带一路”的相关进展和信息加以跟踪研判。如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设立“重新连接亚洲”项目、全国亚洲研究局设立“新丝路经济走廊”项目等。此类项目多得到美国大企业和实力较强的基金会支持。另一方面,不少智库开始陆续发布涉及“一带一路”的研究报告,试图影响相关的政策讨论和制定。比如,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就“一带一路”撰写专题报告,深入分析其经济、政治和外交影响。兰德公司则围绕“一带一路”如何影响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以及中国在中东地区的角色变化等问题发布相关成果。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智库还邀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士参与其研究项目,力图从“第三方”视角探析“一带一路”。比如,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保加利亚前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德加科夫(Simeon Djankov)加入“一带一路”课题组,负责研究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围绕“一带一路”开展的相关合作与问题。(14)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一带一路”在国际社会获得更多支持,一些美国智库专家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开始出现若干积极变化。一是认为美国不应该对“一带一路”倡议反应过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张克斯(Christopher Johnson)等人呼吁,美国不应盲目夸大“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意涵,需要认真对待这一将深刻影响中国内外政策的重要倡议,应深化对“一带一路”相关进展的分析,寻求更坚实的信息基础和更明智的应对之道。(15)二是认为“一带一路”并不必然导致中美之间的“零和博弈”。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波森(Adam Posen)、对外关系委员会东南亚项目主任柯兰奇克(Joshua Kurlantzick)等称,美国国内有不少人对“一带一路”抱有“等着看它失败”的态度,但是“让中国失败”并不必然对美国有利,在促进地区发展等问题上,美中不完全是“你输我赢”的关系,不妨考虑“让中国成功”。(16)三是认为“一带一路”将为美中两国扩展合作提供新机遇,而美国可从中受益。曾供职于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南亚问题专家、美国进步中心高级研究员维耶拉(Ariella Viehe)称,“一带一路”与美国提出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具有很多共同目标,两者如能实现“串联”,可更好地完成相关重大项目。(17)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美国战略界人士还主张跳出两国关系的框架,从国际秩序、全球治理的层面看待和回应“一带一路”。2017年2月,布鲁金斯学会发布的《打造实力现状: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中国并不想推翻现行国际秩序,而是要在其中发挥更大作用,并希望有机会为现行秩序增加新的内容,包括牵头组建亚投行和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美国应满足中国的合理要求,否则中国将会与他国合力构建新的替代秩序。(18)还有美国学者提出,美国政府可通过积极回应“一带一路”,鼓励中国在人道主义救援、灾害治理、流行性疫病防控、应对难民危机等方面做出更多贡献。谢淑丽(Susan Shirk)等专家领衔撰写的报告则建议特朗普政府全面审视中国的全球治理政策,对中国提出的倡议要进行深入研究而不是动辄拒绝,一方面要考虑美国的利益,一方面也要考虑这些倡议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方面的积极作用;美国需认识到,考虑到亚太地区的复杂性,不同机制之间的适度竞争是有益的,特朗普政府应考虑加入亚投行。(19)

  

二、美国政府应对“一带一路”的策略变化


奥巴马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总体上较为消极,尤其是对中国倡议设立的亚投行采取了明显的抵制姿态。着眼于应对亚洲等地区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挑战,中国在2013年提出建立亚投行,并邀请相关国家成为该行创始成员国。奥巴马政府对此反应强烈,时任美国财政部部长雅各布·卢等以亚投行达不到管理和贷款方面的“全球最高标准”为借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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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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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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