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勒德克:如何毁灭一个国家

——希腊危机中的经济学与政治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46 次 更新时间:2018-09-02 10: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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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  

   欧洲经济的未来对世界经济有着明显的启示,其走向取决于多方面因素的综合,而绝不仅限于经济方面。目前,欧洲经济形势错综复杂,一系列不良倾向彼此叠加,互相放大。除经济增速放缓、高失业率与经济创新不足导致欧洲全球竞争力下降等传统问题外,移民危机、不断升级的恐怖主义威胁、英国脱欧的事实以及希腊脱欧的风险也让欧洲问题雪上加霜。希腊脱欧尽管未到不可避免的地步,但仍有可能发生。假如英国脱欧与希腊脱欧两者叠加,其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打击将是致命的。要解决希腊这一顽疾,欧盟(特别是德国)需要彻底改变处理这一问题的方法。一方面,希腊需要进行具体的结构性改革以及财政调整,但另一方面,希腊的公共债务有必要有条件地减半。从长远来看,我们需要通过系统性变化和国家间政策协调,来确保某些国家不会通过其它国家的赤字和债务融资实现盈余。

  

1.全球经济的四百分之一

  

   希腊是一个美丽的国度,它为人类文明史做出了突出贡献,其中包括逻辑与民主的概念。当前,希腊正上演着一部充满争议的戏剧,人们难以理解其中心思想。希腊是一个小国家,人口不足1100万,其中三分之一居住在首都雅典。这一数字与伦敦的人口相当,是相邻伊斯坦布尔的四分之三。但是假如希腊的人口增加,其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无休止的难民潮以及亚洲、中东以及北非移民的到来。年复一年,希腊本土人口数量未见增长——该国人口增长率为零左右。希腊每年的新生儿数量很少,而人口则逐渐老龄化。希腊人的平均年龄超过80岁(女性约为83岁,男性约为78岁)。希腊人长寿主要归功于地中海气候而非经济发展。希腊人口年龄的中位数约为44岁,居欧洲和全世界人口年龄中位数前列。希腊人的退休年龄为61.9岁(法国为59.7岁)。养老体系需要支撑的养老金领取者数量正在逐年增加,但可用资金正在减少。

   这就造成40%的养老金领取者获得的福利低于最低贫困水平。生活在自己祖国的骄傲的希腊人其实只占“地球城”近73亿人口的0.15%,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希腊侨民数量就更微不足道了。我说的是“地球城”,因为若干年下来,大多数人已经在城市居住,地球不再是一座“村庄”了。希腊的情况也一样,这里城市人口的数量占总人口的78%之多。

   希腊是一个小经济体。2010-2015年间,希腊的生产总值大幅下滑,降幅约为25%,而同期的波兰却增加约11%。2015年,希腊成为第一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被波兰超越的西方国家。希腊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5600美元,波兰已达到26400美元。这对波兰而言并不是大喜事,但对希腊而言则是实实在在的问题。当前,希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占全球生产总值的0.25%,不到欧盟生产总值的1.5%。而希腊自1981年以来一直是欧盟成员国。

   希腊的戏剧仍在上演,詹姆斯·K.加尔布雷思作为一名作家兼顾问参与到其中。他的新书必定会引发一场热烈的辩论(加尔布雷思,2016b)。

   詹姆斯·加尔布雷思名字中的大写字母K代表肯尼斯(Kenneth),这是从他父亲、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的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1908-2006)那里得来的。詹姆斯的父亲是鸿篇巨著《富裕社会》(加尔布雷思,约翰·K,1958年)的作者。詹姆斯并没有生活在父亲的影子下。他与主流思想保持一定距离,并认为自己是一位经济异见者,有时甚至讽刺自己是一名反叛者。但他是一位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他所出版的书籍使他闻名于世①。

   在之前出版的一本标题为《正常的终结》(The End of Normal,加尔布雷思,2014年)的书籍中,加尔布雷思摒弃了无用的正统经济思想,并对全球经济危机进行了解释。他在书中介绍说:我们近年来(特别是最近几年甚至是最近二十年)一直在处理的事情,并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另一场意外或另一次动荡,而是一场以英美版本的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加尔布雷思的观点引出一个结论,即:“过去的好日子”将一去不复返。或者也可以说,对于运作“正常”的资本主义世界而言,那已经成为教科书里面不切实际的愿望。

   在过去的25年里,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特别是将来,那些过去有用的东西将变得毫无价值。历史的进程不可能停留,更毋庸说扭转了。

   《正常的终结》包含了内容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以及对这些资料的权威解读。作者曾担任希腊财长亚尼斯·瓦鲁法基斯②(Yanis Varoufakis)的政府顾问并参与了希腊事件。他们二人曾在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公共关系学院展开合作。因此他的信息都是第一手的。我之所以说权威,是因为作者不仅提供了大量经过验证的事实、数据,引用了大量原始文档,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还对这些内容进行了正确的理论解释。与此同时,作者提出了严厉、甚至是极端的政治评价,并以此为自己的论点提供理据,即:通过外部对希腊实施的一系列措施曾经并且现在仍在造成不利的影响,这不仅归咎于政策制定者的无知,还有他们统治该地区及其周边地区的欲望,这种欲望接近于彻头彻尾的新殖民主义。加尔布雷思说:

   这种经济政策与道德有悖,使人厌恶。它的设计不是为了取得经济方面的成功。它正在失灵,因为这是设计者的初衷。欧洲的领导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制定政策并不是为了恢复经济增长和繁荣。年复一年,这一政策最明显的后果是导致衰退和毁灭,这一定是政策制定者希望达到的效果,(……)如果还有别的可能,我只能说这些领导人的无能实在是超乎正常人想象。(加尔布雷思,2016b,33页)。

   加尔布雷思语气强硬而且略带指责的意味。然而,阅读他的作品却能让人大开眼界,因为读者能够亲眼看到真相,意识到谁应该受到责备,谁应该承担责任。他们最终能够看清楚媒体低劣的报道水平,以及那些大谈希腊神话的“知名经济学家”、报纸、电视和所谓的网络“专家”的偏见。但愿加尔布雷思的声音能让那些对欧洲有兴趣的人不再轻易受骗:他们的数量不在少数。而且,随着戏剧后半部分的开始并逐渐进入高潮,他们的阵营肯定会进一步扩大。至于这场戏剧结局如何现在仍言之过早。

  

2.从小摩擦到大危机


   一个轻微的动荡竟然导致了一场波及全球的危机,这让人不可思议。在2010年,希腊预算赤字仅为0.2%,占欧盟生产总值的五百分之一。如今,希腊预算赤字已经构成了该国政策无法应对的挑战,虽然希腊看似还有出路。既然可以较少付出,为何要付出更多呢?既然可以控制局势,为何却陷入混乱的境地呢?既然能够赢得胜利,为何却遭受失败呢?

   希腊可以摆脱日益加剧的困难,也可以任由困难摧毁其自身。希腊要找到出路,就需要将其国内的债务降低一半。当然,这也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希腊自己也要出一分力,改变其经济结构,并且对其机构进行合理设置。希腊只能通过社会市场经济、抛弃新自由主义经济以摆脱困难,因为后者无异于重蹈覆辙、灯蛾扑火,绝非长久之策。

   由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缺乏促进社会凝聚力的机构和政策,加尔布雷思与之保持距离,他的态度有时十分强硬,有时甚至过分强硬。他写道:在希腊生活和工作的意义应该是追求稳定和公平,而不是竞争和富有。那些希望发大财的人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来到希腊。你可以与其他人一起建立起美好的社会。(加尔布雷思,2016b,90页)希腊假如希望建立一个富裕的社会,则需要把对经济效率的关注与确保社会公正的努力联系起来,以及把竞争与稳定联系起来。这是有可能实现的。

   假如固守现状,进一步奉行紧缩政策、削减预算支出、提高税收、实行私有化或向外国企业大量抛售国有资产(以低廉的价格出售,只求尽快卖出),希腊则有可能被摧毁。到最后,等待我们的并不是稳定、增长以及向可持续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过渡,而是危机,比上一次更为严重的危机。这场危机从希腊退出欧元区(即所谓的希腊脱欧)开始,其代价更为沉重,影响范围将超越希腊,波及外国,尤其是欧盟国家。

   请允许我插一个题外话。希腊当前面临严峻形势,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人妄图对波兰采取类似的政策。细心的观察者也许已经发现两者之间具有某些相似性。一些外部势力当时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包括当时权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我们当地土生土长的新自由主义者。他们在经历失败后缺乏有效的解决方法,却依然恬不知耻③。这些政策不可能使经济变得更具活力,相反,它们肯定会导致对外国资本更为严重的依赖。然而,当时人们却有能力对这种压力进行有效抵抗,方法是实施适当的结构性改革和可持续发展方案,即:“波兰战略”。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在以下文字中提到了这一点:波兰前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Grzegorz W.Kolodko)曾经说过,他的国家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波兰对华盛顿共识持明确拒绝的态度。波兰不会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行事——它没有参与快速私有化的进程,也没有将通胀水平一降再降,而不考虑其它宏观经济问题。相反,一些没有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度重视的问题却被波兰一再强调,如:民主支持对于改革的重要性,这导致了政府尝试控制失业率、调整养老金以应对通货膨胀,以及创造所需的制度性基础设施,确保市场经济有序运行。(斯蒂格利茨,2002,181页)

   今天,我可以肯定地补充一点,即:鉴于波兰当时的政治地位和总体地缘政治环境,它并不适合采用类似于瓦鲁法克斯所描述的“经济水刑”等措施。第一阶段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使波兰经历了危险的转变,但总算有惊无险。希腊还能够这样幸运吗?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许值得多强调一种可能性。在实施荒谬政策时经常使用的方法是做出非理性的假设,并对这些假设进行公开宣传。当然,还需要配合使用当局在经济问题上既有的“权威”以及“独立”媒体。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难以置信的东西变得可信,让公众接受荒谬的事实,以及使得那些原本应该被彻底拒绝的东西获得批准。20世纪90年代早期,波兰政府使这一荒谬的政策休克,却没有提出疗法,这导致波兰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经历了不必要的经济冷却期,以及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前段由于经济停滞而需要紧缩开支。1989年后期,华盛顿共识④做出了错误的假设,导致波兰采取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当时,人们预期波兰的国内生产总值只会下降一年时间。华盛顿共识是根据拉丁美洲实际情况为其量身定做的,它并没有充分考虑严重失衡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文化、社会,甚至是所有的经济环境因素。当时的假设是:波兰的国内生产总值只会下降3.1%,造成不超过40万人口失业(之后,这个数字被进一步下调),三个月内(按月计算)通胀率将恢复单位数。但现实情况却出人意料地差。1989下半年开始的经济衰退持续时间比预期延长了两年半,波兰实际的累积GDP下降幅度高达18%。失业水平飞涨,失业人口最终超过300万人。按月计算的通胀率也是在1997年后段由于“波兰战略”⑤的成功实施才恢复单位数的。

希腊今天的情况很相似。所谓的“三驾马车”(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际上是在勒索希腊并强迫其正式接受荒谬的经济计划。该计划为希腊提供了一条快速恢复经济增长的道路,前提是希腊需要经历一段合理的紧缩期以及国民收入的短期小幅下降。21世纪第二个十年伊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便在其备忘录中做出这样的假设:希腊将经历一场由急剧的财政调整引发的经济衰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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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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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资料译丛》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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