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剑文:学科突起与方法转型:中国财税法学变迁四十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8 次 更新时间:2018-09-02 09:5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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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剑文  
经过四十年的发展,财税法学已然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其发展也迎来了枝繁叶茂的夏天,甚至是硕果累累的秋季。在无数财税法学者齐心协力的共同奋斗下,无论是问题意识的更新、学术资源的累积、研究范式的革新以及研究质量的提升,都在深度和广度上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拓展。

  

三、本土贡献:理论突破与方法革新并重


   我国财税法学科发展的理论突破与方法革新并重,既在基础理论方面取得了突破,构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又在研究范式上进行了革新,推动了财税法学自身研究方法论的转型,并促进新兴、交叉法学学科群研究范式的创新。与此同时,又将通过法学教育模式的创新来巩固与夯实这些研究成果,近期,教育部对财税法学的本科生核心课程的定位在客观上认可了财税法学的学科独立性。

   (一)基础理论的突破

   “基础理论是财税法学科大厦建设之根基。”[26]中国财税法学发展一直非常重视基础理论的完善与深化,[27]从而“统摄分论、指导实践和学科自省”。[28]2013年北京大学财经法研究中心更是明确提出了“强化财税法基础理论研究,建设现代财税法学”的倡议,[29]2015年再次倡议“坚持公共财产法定位,推进财税法基础理论大繁荣”,[30]获得了广泛响应。[31]财税法基础理论也取得了许多成果,已经成为以“公共财产法”为主线,以“理财治国观”为理念,内融外跨宪法、行政法、民法、国际法等法学学科以及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以法学视角研究财税领域问题的综合性法律学科。

   由上可知,“公共财产法”作为经由私人财产转化为公共财产之正当化的法律规范,以及该转化之公共财产的支配与保护的法律规范,对财税法进行了精准定位。“公共财产法”理论可谓财税法基础理论的基石与根本。“公共财产法”是财税法的本质属性。公共财产法属性的明确,使财税法突破了宏观调控法的定位,对理论对实践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公共财产法是财税法学的核心范畴,对统摄整个财税法学具有重要作用,使其走出了宏观调控法的误区。[32]“公共财产法作为核心范畴,能够有效搭建起整个财税法理论框架,并且以此明确财税法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取向。”[33]有学者也专门从公共财产法的角度反思了财税法学科定位[34]或者在公共财产法的语境下探索财政权的本质[35]等。其次,公共财产法理论也是现代财政的正当性基础,“现代财政制度自身之正当性的证成依据是基于公共财产权控制的法治治理,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即财税体制改革过程之正当性的形塑核心是基于公共财产权控制的程序规范。”[36]再次,最为重要的是对法治的重要意义,“在公共财产法价值引导下的财税法,在实现对经济、政治与社会各个不同空间的整合与串联的同时,法治成为最重要的前提。”例如,“财税制度反腐,是一种以管控公共财产为中心的反腐思路,其要义在于通过完善财税法治体系来规范公共财产收入、支出与监管的全过程,由此规范政府行为,实现腐败的源头治理。”[37]又例如,新《预算法》体现出由“管理法”向“控权法”的转变,本质上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实现公共财产有效治理。

   (二)研究范式的创新

   在研究范式上,财税法学界提出了“领域法学”研究范式。领域法学,“是以问题为导向,以特定经济社会领域全部与法律有关的现象为研究对象,融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多种研究范式于一体的整合性、交叉性、开放性、应用性和协同性的新型法学理论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它是新兴、交叉领域‘诸法合一’的有机结合,与传统部门法学同构而又互补。”[38]“领域法学”的研究范式的核心特征为以问题为导向,[39]其具体含义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此研究范式要求以问题为核心,“建构在传统部门法基础上并进一步拓展并深化其研究对象”,[40]而又比部门法学“更具个性、更能包容、更接近实践”,[41]为“反哺法律实践以应对具体的社会问题提供了快速通道与行动指针”[42];另一方面,领域法学研究范式打破了原来“部门法学所形成的壁垒”,突破了“背后的部门利益”。[43]在交叉学科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的情形下,[44]领域法学研究范式的创新为推动交叉学科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持。

   “领域法学”研究范式由财税法学者提出,但是该理论的影响范围远远超越财税法范畴,对其他学科甚至是整个法学研究范式的转型都起到了深远影响。尤其对于综合领域的新兴交叉学科而言,领域法学研究范式的重要性更为明显。对于这些学科可以归纳为两种类型,一类是曾经被划为某些部门法中,但是显然部门法已经无法为其发展提供足够理论支撑,或者已经不符合其学科定位。[45]例如财税法学是典型的领域法学,曾经被归为经济法学,定位为宏观调控法,但是财税法学并不只是宏观调控;并且,依据传统学科定位,财税法中具有宪法性质的预算法被定位的级别比二级学科还低。另一类是在传统部门法划分之时尚未出现而后来新兴的综合学科,例如网络法、环境法、[46]娱乐法、体育法[47]等法适应实践之需要而兴起,但是又无法完全归入任何一个传统部门法。与传统部门法学相比,领域法学研究格局上具有立体式,研究对象为领域法现象,研究视角具有开放性,是新兴学科的归宿与定位;而部门法学在研究格局上处于平面化,研究对象为部门法现象,研究视角相对封闭,是传统法学的基础与依托。[48]

   (三)教育模式的变革

   我国财税法学科发展理论突破与方法革新将通过教育模式的变革巩固与发扬。教育模式的科学程度将直接影响教育对国家发展的贡献度。有学者指出,“科学合理的、基础性与开放性相结合的”法学本科核心课程是高校法学本科人才培养的“关键之举”。[49]而旧有的法学教育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需要,亟待变革。应对实践需要,财税法学学者及时对教育模式的变革提出了良策。在改进旧有法学教育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中国法学专业教育模式,才能有效促进中国法学理论研究发展和人才培养。

   旧有法学教育模式多年未修改,弊端突显。1998年《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规定的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有十四门,分别是法理学、中国法制史、宪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经济法、商法、知识产权法、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50]2007年,新增了环境法与资源保护法、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法学核心课程由此总结为十六门。自此,法学本科核心课程保持十六门多年未曾改变,[51]此种核心课程设置方式有以下局限:一是“没有回应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需要”;二是“没有回应学生的发展需求”;三是“没有回应不同类型法学院的特色发展需求”。[52]

   针对旧有法学教育模式的缺点,笔者提出了改进方案获得了广泛肯定。该方案概括如下,即“在‘领域法学’范式指引下,适时调整法学本科核心课程的结构和内容,采取‘形式上做加法、实质上做减法’的方案以实现‘法治发展的乘法’,有助于塑造法律职业共同体,使法科教育更好地回应现代化的现实需求,提升全面依法治国的绩效。”具体而言,即依据课程的重要度与学生的个人兴趣,将其分为‘一类’(‘指令性课程’,所有学生必须修的课程)和‘二类’(‘指导类课程’,国家宏观指导、院校自主发展、学生自主选择的课程),以及各高校通过自设、社会评估等方式设立的若干选修课程。[53]此种观点获得了官方肯定和广泛认可,[54]并已经开始得到落实,[55]并在“10+ X”的法学专业核心课程中加以体现,[56]促进中国法学专业教育模式变革,推动中国法学理论研究发展和人才培养繁荣,为中国法治发展创造源源不断的理论支持和人才支撑。

  

四、前瞻展望:以问题导向作为学科繁荣的基点

  

   随着经济社会的变革、财政税收活动的扩张和法治建设的深化,从1980年至1981年三部税法出台,到财税法学体系初建,再到中国财税法治的现代转型,直到今天财税改革的新局面,这一渐进式发展历程的每个阶段无不彰显财税法学的瞩目成就。从知识谱系的演进与变迁的角度出发,税法的经济研究法学化、“财税法一体化”以及财税法与经济法研究区别化,见证了财税法取得独立于经济法的学科地位,亦表明其宏大的学科理论体系与自身独有的理论特色。“公共财产法”、“理财治国观”等基础理论的突破是“财税法学科大厦建设之根基”,[57]“领域法学”研究范式的提出则为新兴学科提供了开放式的视角与定位,这些发展又将通过教育模式的变革得到巩固与发扬。财税法学发展经历了从以制度为引导到引领制度发展的过程,研究机构的繁荣与学术成果的积累既是财税法学发展的量化体现,更是引领、推动和保障中国财税立法、执法、司法实践的坚实基础。

   要形成脚踏实地而不空洞的财税法学理论,“问题导向”不失为一个优选进路。申言之,要确定财税法学涵盖的内容,不妨先思考建构学科体系所要解决的问题,再针对性地“以问题为线索来确定、串联起各个范畴”。[58]按照这一思路,学科发展与繁荣的基点便转化为财税法学

   需要解决的问题。关乎此,习近平总书记于《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四个问题,其中第三个问题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他就此总结了三点:一是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二是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三是体现系统性、专业性。[59]这三个方面恰恰是未来中国财税法学理论构建的根本问题和学科发展的基本思路。具体而言,第一,开放学术研究,不仅实现与国际上财政法、税法研究的对接,同时不忘初心,注重中国历史文化、学术史传统的延续性和本土性;第二,适应我国新时代对财税改革和法治建设的要求,提出具有原创性、真正“接地气”的理论和观点;第三,适用系统研究、领域研究的方法论,通过关联、交叉和综合研究的方法,真正体现财税法学的理论指引功能和问题导向意识。

   正如总书记所说,“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60]有观点认为,我国财税法学研究总是跟着政策走,没有自身独立性,也导致理论性不足。然而,我国财税法理论研究应当根植于这个时代的具体实践,而不应是“空中楼阁”的畅想或“无病呻吟”的空谈。也就是说,完全的“全盘照搬”或纯粹的“技术主义”研究无法满足财税法理论发展的根本需求,只有立足中国改革发展的“问题意识”,将国际上的普适理论、中国学界的理论需求供给与中国财税法治建设需求真正结合,才能真正做到理论上“引领改革”和实践上“解决问题”。

改革开放40年,既见证了中国财税改革和法治建设的渐进式发展历程,也彰显了中国财税法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这一过程,正是中国财税法学发展与财税法治建设同步性的体现。不过,理论研究当然应适当超前于制度实践,并给出中国语境下的智慧方案。接下来,财税法学研究将聚焦两大主题:一是持续加强基础理论建设;二是围绕“问题意识”推进重大实践。在基础理论建设方面,一是加强学科建设,抓住教育部本科核心课程改革的契机,在全国范围内推进财税法学科布点和指导教材编写,鉴于学科建设是理论建设的支柱和基础,必须放在首要位置;二是深化理论研究,以现有“公共财产法”“理财治国观”“领域法学”所搭建起来的财税法学理论大厦“四梁八柱”为基础,进一步深入研究完善“财税法学核心范畴”基础理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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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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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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