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剑文:学科突起与方法转型:中国财税法学变迁四十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2 次 更新时间:2018-09-02 09:5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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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剑文  
可以认为其性质是税收债权债务关系。[15]当时该理论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但也受到少数人的质疑甚至批判,譬如“如果税收是债,或者美其名曰‘公法之债’,要到期偿还,还要支付一定利息,国家存在的物质基础就没有了。”[16]此种观点实际上误解了中国特色的税收债权税务关系理论,但在当时确实代表了部分学者对于税收的传统看法。

   第四,中国财税法学教育研究会的成立。在“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成立后的早期,由于各种原因,研究会并未发挥较大作用。基于此,国内一些财税法学者高瞻远瞩,于2004年倡议组建“中国财税法学教育研究会”,并在华南理工大学召开了成立大会。可喜的是,财税法学教育研究会将理论界和实务界真正地有机组织起来,随后在全国多所大学举办了全国性的会议,影响力逐渐攀升。2008年,值“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换届之机,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和中国财税法学教育研究会被有机整合在一起,拓宽了财税法学科发展的平台,也为学科发展带来了新契机。

   (四)2013年至今:创新阶段的财税法学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财税法学的地位发生了突飞猛进的提升,并在中国法学体系中展现了不同以往的发展面貌。纵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之概念源于十九大报告,但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时间节点来说,其应从十八大习近平当选为总书记时起算,这更契合中国当下实际。这个阶段的标志性事件层出不穷,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财税体制“三大改革”(税制改革、预算改革、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改革)等。不难看出,从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到十九大,财税领域改革问题纷纷涌现,受到了中央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这也将财税提到了国家治理的新高度:“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17]财税法的功能亦应财税法治的要求,从单纯的宏观调控转变为国家治理。作为一种公共财产法,财税法的直接功能就是理好公共之财,既要“定纷止争”,又要“物尽其用”。[18]规范理财行为、促进社会公平和保障经济发展是财税法的三位一体功能。[19]2018年,党和国家机构全面改革,本质上彰显了对国家治理机制转变的强调与重视,这恰恰与财税法功能的变化相互契合。纵观新近发展,中国财税改革或者财税法治里程碑式的新局面正是起于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蕴含了诸多理论贡献,将财税体制从经济体制中分离出来进行单独探讨,从根本上摆正了财税体制的定位,厘清了财税体制改革与全面深化改革之间的关系,勾画出了现代财政制度法治化的基本形态。[20]

   诚然,财税法治应当是“良法之治”,[21]2015年《立法法》的修改意义深远,堪称实现“良法之治”的典范。尤其是《立法法》8条第6项,体现了作为税法“帝王”原则的“税收法定”:“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应当制定法律,这一修改过程实际上对全民进行了一场深刻的税收法定理念的普及和教育。此次《立法法》的修改,适应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改革不断深化的要求,较好地回应了人民群众对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的新期盼,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时代意义。[22]不仅如此,这个阶段发生的社会诸多重大事件,譬如2011年重庆、上海两地房产税改革试点、2014年底2015年初成品油消费税税率的三次提高,都让国民深刻感受到税收法定的重要性。2013年前后,公共财产法、理财治国观、领域法学等重大理论被财税法学界逐步提出,更是逐渐得到了学界的认可。越来越多的财税法科研成果发表在重要刊物上,例如,从2013年至今,《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七篇财税法方面的论文,这足以说明学术界和社会充分认识到了财税法发展的重大意义。

   通过梳理我国财税法学40年的发展脉络,可以大致勾勒一幅中国财税法学从蹒跚起步直至创新发展的渐进式发展之壮阔图景。以上各个阶段的发展亦表明,财税法学经过多年的发展日益壮大,在重大理论的突破、研究质量的提升以及与实务领域的互动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不仅如此,若从知识谱系的演进与变迁的角度出发,更别有一番砥砺前行的景象。

  

二、教义立场:知识谱系的演进与变迁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工作的重心回到了经济建设上,经济学研究也随之泛化,由于税法自身所具备的经济性特点,导致从经济学角度看待税法的情况十分普遍,凸显税法的法价值与法功能成为财税法学界的一项重要任务。又因税收在国家财政中的重要地位,学界开始倡导税法与财政法的一体化研究,这就形成了统一的财税法学形态。随着财税法学研究团队不断壮大,财税法学理论研究的不断突破与创新,财税法价值与功能进一步锻造了其自身的特点。由此观之,四十年的发展中,财税法的教义立场经历了与经济学研究的区别化以及财政法与税法研究的一体化。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财税法学因教义立场的成型与经济法学得以分殊,走上了自强、独立发展之路。

   (一)税法的经济研究法学化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学界对于税法的认识似乎仅仅停留在经济学方面,甚至税法的主要内容一度被认为是对于纷繁复杂的税收数字的计算或者技术规范。2005年9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立法听证会,讨论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中的“费用减除标准”问题。赵志耕谈到:“减除标准涉及广大工薪收入者的切身利益,被全社会普遍关注。为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尤其是广大工薪收入者的意见与建议,推进立法科学化、民主化,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决定专门就这一问题召开立法听证会。通过听证会,可以使制定的法律充分体现民众的共同意愿,切实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23]这是我国立法机关第一次增设此种听证程序,也是税法的经济研究法学化的标志之一。此次个税法费用减除标准的听证会,吸收了多数人提出的调整意见,是最高立法机关民主立法的一个新突破,也是法治在税法领域的深入显示。

   随着学界研究的不断深入,仅从经济学角度来研究税法的状况得到了改变。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体系完整性、原则明确性、结构合理性、规范逻辑性等要素应当是科学的财税体制所具备的。对于税法而言,其研究内容固然脱离不开计算问题,但计算只是其中的一个小部分。税法还承担着通过分配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大责任,其立法理念、立法宗旨、立法程序等无不渗透着法律的公平正义的价值与精神。税收的征收、使用与监管,无一不需要法律为其保驾护航,因其对其研究的法学化也是应有之义。

   (二)财政法与税法研究一体化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从我国财税法的内容发展来说,其成功实现了从偏向于经济研究逐步向法学化的发展转型。而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财税法一体化”研究亦为我国财税法学发展进程中收获的丰硕果实。在西方国家,税法一直以来都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财政法则是由宪法和行政法学者来研究的。其实,我国以往研究税法的方式与西方学者的做法别无二致。“财税法”这个概念是在1993年司法部组织全国成人高等教育法学统编教材《财税法教程》(法律出版社)中第一次出现的,并将财政法与税法独立成篇的同时又整合成一体,并以《财税法教程》命名,“财税法”一词由此进入公众视野。“财税法”这一概念作为一门科学的名称,表现了该学科的整体性概貌。既能涵盖学科的全部内容,又能突出学科的性质。[24]同样是1993年至1994年,理论界开始提出了完整意义上的“财税法一体化”概念,使得财税法的思维、发展空间变得无限之大。

   在公共财政的背景下,“公共性”与法制化需要在价值上相互契合。在收入端,财政收入面向全民课赋,“聚众人之财”;在支出端,财政支出用于公共职能,满足公共需要,“办众人之事”。[25]“财税法一体化”的研究方式打通了征税与用税之间的关系,将财政收支纳入法定的范围,不仅仅有利于追求价值上的公平正义,还通过自洽的方式实现这种价值,是可以真正实现征税、管税与用税的统一的研究范式,也更加符合财税法治的基本逻辑。

   (三)财税法与经济法研究区别化

   尽管财税法学是一门应用法学,但惟有理论创新才能够使其不断焕发出勃勃生机。“财税法一体化”研究范式的提出使得我国财税法的发展如鱼得水,走上了一条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迥异的创新之路。除了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研究范式之外,财税法的学科定位也是一件关乎学科兴衰的大事,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如何认识财税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尤其是与经济法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几乎所有的经济法学教科书中均会列专章讲述财政法或财税法。而且2000年之前,我国经济法学界基于财税政策的调控功能,普遍将财税法作为经济法学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财税法被视为经济法的分支,不得不提及经济法学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法学处于初创时期,以“纵横统一”说为理论基础。在市场经济的破竹之势下,民商法学的兴起导致经济法学偏向行政法学领域研究,退守纵向管理关系。且财税被当作类似利率、价格、外汇等经济管理工具,财税法也因此被纳入经济法。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财税法的整体架构包含预算法、政府间财政关系法,以及财政收入法、财政支出法、财政监管法等多位一体的法律体系,经济法难以涵扩财税法的全部内容,因为现代财税法在本质上是一种公共财产法,并非宏观调控法。

   财税法意义上的公共财产法是指:①经由私人财产转化为公共财产之正当性的法律规范以及②该转化之公共财产的支配(用益与处分)与保护的法律规范。虽然经济法学与财税法学关系密切,但财税法在不断成长和成熟的过程中,培养了新的、综合性的目标和价值,使自身在立场、视角、观点上有别于经济法,在法律体系中扮演着难以被替代的角色。财税法内涵丰富,以财政预算、平衡、收入、支出和监管为基本架构,尽管税收优惠、财政转移支付等财税法问题上确实包含宏观调控的考量,但财税法以社会财富的分配、公共资金的依法筹集和合理使用为首要目标,而不以调节经济为基本任务。

   从根本上说,财税法与经济法的差别不仅仅是解决问题和范围的不同,两者的定位、功能、逻辑范式等均截然不同。从宏观的财政立宪、财税民主和法治,到财税法律手段对经济、社会、文化的调控,进一步到财税执法和各种税费关系,这些均在财税法的研究范围内。毋庸置疑,财税法研究视野开阔,领域宽广。这也是为何财税法被称作“治国安邦”之道,被视为“纳税人保护之法”,更被定性为一门“经世济用”的应用性法律。财税法学者著书立说,涌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一方面系统财税法学的基础理论,另一方面则聚焦实体制度,意在构筑完善的学科理论体系,努力形成属于财税法学自身的理论特色和研究范式。与此同时,从党的十六大到十九大,纵观发展势头迅猛的财税立法、财税执法和财税司法,财税法治建设已逐步进入国家顶层设计的核心,并最终与经济法走上截然有别的变革之路。

   财税法与经济法密切相关,这一点不可否认,但这也不妨碍承认财税法具有独立于经济法的学科地位。无论是经济法,还是宪法、行政法、民商法和国际法等,各法学学科的研究视角都值得财税法关注和借鉴,何况经济法也包含财税调控法,更值得了解和鉴别。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成熟,经济法可能也会出现一个从“诸法合体”到“诸法分立”的发展趋势,从中剥离出环境法、社会法、财税法等独立学科,而经济法也在从“负重累累”到“一身轻装”的过程中获得活力和生机。财税法与经济法绝非对立的关系,而应当是和谐共处、共存共赢。

总的看来,作为一个综合性的领域法学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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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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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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