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辉:后果主义在司法裁判中的价值和定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6 次 更新时间:2018-09-02 09:51:05

进入专题:   后果主义   法教义学  

陈辉  

   【摘要】 近年来随着疑难案件的增多,后果主义论证已经严重威胁到法教义学推理论证方法在司法裁判中的地位。法教义学方法虽然可能带来后果问题,但是它既能合理化裁判过程,又能避免“通盘考量”。而后果主义论证虽然能够解决后果问题,但是会带来“通盘考量”的泛滥。因此,将法教义学方法和后果主义方法做一阶/二阶的区分,划定二者的各自领域,乃是必要的学术工作。法教义学方法适用于一般案件,而后果主义方法适用于疑难案件。对于如何客观地区分一般案件与疑难案件的难题,通过解释学的立场,从舆论和民意着手可以获得有效的解决。

   【中文关键词】 后果主义;法教义学;社科法学;疑难案件;依法裁判

  

   经过了若干年后的今天,我们才发现2006年的“彭宇案”对我国司法裁判的影响之深远:2018年1月下旬,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对“电梯劝烟猝死案”进行二审后改判杨某无责,该案判决书明确指出“司法裁判对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应当依法予以支持和鼓励,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我们甚至能够想象,该案的二审法官在审判时,脑海里必定闪现过彭宇案。而“电梯劝烟猝死案”的二审判决一经作出,各大媒体便竞相报道,大赞法院公正。于是,有意无意地,“让中国道德倒退五十年”的彭宇案,[2]就成为了该案的背景。

   从“彭宇案”到“电梯劝烟猝死案”,其差别不仅仅在于一个千夫所指,而另一个获誉满满,更根本的是,在前一个案件中,法官聚焦于法律规则以及如何正确地适用和解释规则;在后一个案件中,法官的重心已经不在于法律规则,而是(公共利益等)后果。[3]当然,此过程也并非一蹴而就,从尊重规则到重视后果的倾斜,经历了2008年的“许霆案”、2009年的“邓玉娇案”、2010年的“南京副教授聚众淫乱案”、2011年的“药家鑫案”、2015年的“贾敬龙案”、2016年的“天津老太摆射击摊获刑案”、2017年的“于欢案”等引发全国大讨论的案件。这些经典的疑难案件之“疑难”,在于规则与后果的难以协调:一方面是公众对案件结果公正性的质疑,另一方面是司法机关对其依法裁判工作之正当性的辩护。可以说,规则和后果的冲突,长期困扰着我国的司法裁判:如何兼顾规则和后果?偏重规则还是后果?而“电梯劝烟猝死案”是否意味着一个契机(亦即究竟应当是后果主义取代规则主义,还是法教义学占据司法裁判的主导),显然是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

   在司法裁判中强调“后果”,即意味着在司法裁判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对后果的考量,而不是以规则为基础的解释和推理过程。“后果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一个行为的伦理地位取决于其后果的价值。行为的后果这一概念是这一理论最重要的部分。”[4]规则主义、法教义学进路当然可以获得一个规范后果,然而法教义学的裁判理论不是“后果主义”的,因为它的重心不在于后果,而是“通过规则获得后果”。如此,一旦后果主义盛行,规则主义、法教义学的进路将如何自处?当法律人习惯性地从规则的角度考虑问题时,可能要反思为什么要重视规则,我们如何应对后果对规则的挑战?规则和后果主张是不是难以兼容,或者它们将以何种方式共存?此外,当我们采取一种“后果主义”的裁判立场时,“后果”如何率先获得以引导整个裁判?基于对上述问题的考虑,本文分为三个部分予以探讨:第一部分分析规则主义、法教义学方法的价值是什么,它何以会产生后果难题;第二部分分析后果主义方法在司法裁判中的可行性、既有的两种进路及其问题;最后一部分从解释学立场重构后果主义方法与法教义学方法在司法裁判中的各自地位与地盘。

  

一、法教义学的后果难题之成因

  

   (一)依法裁判与法教义学

   法教义学方法何以会出现后果难题?对此问题的回答,需要追溯法教义学方法在现代法治体系中的地位和价值。依法裁判是现代法治的要求,是法治国家的标志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7条规定:“法官应当履行下列义务:(一)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二)审判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秉公办案,不得徇私枉法……”但是,“依法裁判”显然并不能“与依法律规范裁判”画上等号。“法律是什么”这一问题,特别是法律是不是规范,时至今日仍然聚讼纷纭。

   从依法裁判到依法律规范裁判的跨越,法治的理念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法治也许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但是法的安定性作为法治的核心理念应该是没有异议的。法的安定性要求决定了司法裁判是一种说理活动,而这种说理活动具体展现为法律推理、法律论证。[5]但是,这种法律推理和论证活动是否一定展现为依据规范的演绎推理和论证过程,依法裁判如何转化为依(法律)规则裁判呢?显然,法的安定性要求无法直接主张“依法”就是“依(法律)规则”,因为除了规则之外,我们还可以从其他地方获得安定性。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Jr.)甚至不认为规则能够提供法的安定性,而主张法律的生命不在逻辑,而在经验。[6]若沿用他的说法,“预测公共强制力通过法院得到实施的概率”,需要的是社科法学。那么,法治要求规范之治,这种相关性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埃塞尔(Josef Esser)对此说得非常透彻:

   法治的观念,即应当是制定法的而不是法官权杖(Berufsstab von Richtern)的统治,除了历史—政治的原因之外,也有理智的原因:彼此之间协调一致的规范的普遍性(它作为规范的模式无助于决疑式的冲突解决),将单个案件个别处理的行为排除在外,并且要求一种“依制定法的(gesetzmassige)”的观念,亦即将特殊案件包含于其内的一般性的规范或者规则观念。这一观念的主旨是,在构思各个案件判决的过程中,将制定法的合理性(Rationalit?t)通过理性(vernünftiger)判决的合理性生产出来。政治—技术的立法权规划和规范上的缺陷,以及不同规范设计之间的不相配合,使得合理性无法成为立法者的赠品,而是在法律的理论和实践中有待实现的要求。历史的多面、复杂性使得体系统一的任务成为法学家的责任。[7]

   据此,法律认识的任务可被界定为根据法律规范作出对案件事实的判断。此定义包含如下三个要素:(1)根据既定的标准确定法律上重要的案件事实;(2)从诸多法律规范中寻找到一个规范作为待解决案件的依据;(3)根据前述(1)和(2)的判断作出判决,而这个最后众所周知的判决,根据逻辑三段论从(1)和(2)的判断中得出。[8]将依法裁判等同于依(法律)规则裁判,正是法条主义、规范主义和法教义学的基本立场。[9]

   苏力声称,“严格的规则主义、法条主义……成为当代中国法学界、法律界和法律教育界的主流和主导法治意识形态。这种选择说到底不是学术的影响,而是整个社会的一种政治选择,是权衡利弊后的不得已甚或必须。”[10]这一论断显然是不充分的。作为规则之治的法治,不仅有历史政治因素的考虑,更有科学理智因素的分析。

   (二)从依法裁判到法条主义

   问题在于,规范主义立场,无论是法条主义,还是更具灵活性和适应性的法教义学,不可能根本解决规则的固化问题。延续规则的约束力,正是规则存在的意义。而在规则的坚守和适当拓展之间如何保持一种平衡是个难题。在司法实践中,法官面对的难题也在于此——坚守规则,则可能陷入僵化的法条主义;放弃规则,则枉法裁判的指责扑面而来。如果一位严肃认真的法官没有枉法裁判,但其做出的判决难以让公众满意,那么原因便常常被归咎为该法官僵化理解和适用法条,即法条主义。这是典型的后果主义思维,然而却也无可指责。正如柏拉图(Plato)所指出的,正义是一个非常苛刻的东西,我们不仅因为它本身的缘故,而且因为它造成的结果,我们才选择拥有它。[11]因此,如果裁判结果难以令公众满意和信服,那么严格适用法律规范反而有可能会被视为是僵化的法条主义思维。

   在此问题上,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达成了吊诡的一致,但这种一致却是基于对法条主义这个词的各自使用和理解。根据法教义学的立场,法条主义指的是那种机械、僵化地理解法条的做法,它很容易被与德国的概念法学和美国的法律形式主义相关联,即认为法条穷尽了法律的全部内涵。[12]但在一些社科法学研究者看来,所有坚持规范立场的理论和实践都是法条主义,法条主义者就是唯法条论者,无论对规范进行狭隘、僵化或适应性的诠释,都是僵化地适用法律,即始终拘泥于法条、规范。[13]法条主义者是围绕法律条文研究法律者,无论是机械地适用法律条文(概念法学、法律形式主义),还是为了回应社会实践从而富有弹性地适用法律条文(法教义学)。[14]

   事实上,对于所谓法官囿于法条主义的批评,也是从这两个方面展开的。一方面是法教义学意义上的法条主义批评,指出一些法官判决之所以有问题的原因在于其使用法条僵化,法律解释、推理和论证能力不足。例如,在对许霆案的分析中,陈瑞华、贺卫方、高艳东、赵秉志等学者的论述重点在于证明,许霆案的判决结果之所以有问题,是因为法官没有正确地进行逻辑推理和论证。[15]而这些学者们要做的,就是找到一条正确地解释和论证规范的路径。再如天津老太摆射击摊获刑案,阮齐林认为,“因为法律本身我们说是教条的,是死的,但是社会生活是活的,更重要的是司法人员是活的,因而他应该善于根据具体的社会情理,来灵活地运用法律,来达到一个符合公平正义的结论,这个才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不仅要依法律还要凭良心,这个良心我们主要讲的是两点,第一点就是公正公平之心,第二点就是常人常识之心,这两种东西对于司法是极其极其重要的。”[16]车浩选择了一个更聪明的做法,他利用解释学在“非法持有枪支罪”中的“非法”上面展开论证,即如果天津老太赵春华持有的是真枪,是不是就一定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28条规定的“非法”持有枪支?他认为“非法”之“法”不是指某项具体的法律法规,而是指整个法秩序,“因为在社会生活中,很多行为本身并不具有天然的、绝对的侵害性质和危险性,难以轻易地被语言类型化;与之相应,也很难在立法技术上通过法条禁止某一具体的行为模式,来达到一劳永逸的规制目标。”[17]另一方面是社科法学意义上的法条主义批评。此类主张认为这些疑难案件的根本问题在于法官判决时的规范主义、法教义学立场,即只依据法条进行演绎推理和论证,完全无视个人的(伦理)直觉、法感甚至“良知”,这才是判决失去公正的根本原因所在。

   概言之,法教义学坚持认为,法官严格适用法律时发生错误,并非法教义学本身的问题,而是适用法条的人的问题;而社科法学则主张,僵化拘泥于严格适用法律规范本身就是错误的。例如在对许霆案的分析中,苏力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律推理和论证,而在于结果无法为人们所接受:

   显然,广州中院的重审判决,广东高院的裁定书,都听取了许多法学人的建议,有了更好的论证和推理。许多人服了,包括贺卫方教授,但还有人不服。许霆的父亲就不服,不少法律人还在媒体上挑剔这些论证,而且也并非没有道理。而且服的人也大多不因为这两份司法文件的说理,而是这个结果是可以接受的。我不知道接受这个结果的法学人中究竟有几位真的看完了重审的两份司法文件,我就没看完,但我们都是后果主义者,不是彻底的法条主义者。[18]

   如此一来,突破规范,偏离规范,采取实用主义立场,在社科法学视角下就变得自然而然。

   (三)法教义学立场的后果难题

从依法裁判到依(法律)规范裁判、法教义学立场的确立,符合法治的要求。然而在一些案件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后果主义   法教义学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理论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2055.html
文章来源:中国法学网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