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福山:反对身份政治:新部落主义与民主的危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61 次 更新时间:2018-09-01 21:3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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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福山  

  

   在法国,情况有些不同。法国关于共和国公民的概念和美国一样是信念式的,它基于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理念。法国1905年关于世俗主义(laïcité)的法律将教会和国家正式分开,因此荷兰的那种公立宗教学校不可能存在。但是法国也面临着其他重要问题。首先,无论法国法律是如何规定的,普遍存在的歧视都妨碍了该国的移民。其次,法国经济多年来一直表现不佳,失业率是邻国德国的两倍。法国青年移民的失业率将近35 %,法国青年整体失业率为25 %。法国首先应当通过开放劳动力市场来帮助移民融入社会,让他们更容易找到工作。最后一点是,法国国家身份和文化的观念被攻击为伊斯兰恐惧症;当代法国的许多左翼人士在政治上都不接受融合的概念。这令人遗憾,因为这样会使极右翼民族阵线的本土主义者和极端人士把自己定位为普遍公民权(universal citizenship)这一共和理想的真正捍卫者。

  

   在美国,融合的措施将从公共教育开始。几十年来,基础公民课程的教学越来越少,对于移民和对本土美国人都是这样。公立学校也应该停止近几十年来流行的双语和多语课程。(纽约的公立学校系统会提供十几种不同语言的教学。)这类课程被宣传为是加快非本地学生学习英语的方法,但经验证据表明它们的效果好坏参半;它们事实上也可能减缓英语学习过程。

  

   美国也应通过对国民服役的普遍要求,来加强信念式国家身份,国民服役会强化美国公民需要负责任和付出的观念。公民可以通过服兵役或者从事市民工作来履行服务,比如在学校教书、或者在公共资助的环保项目等新政所创造的类似岗位上工作。结构设计合理的国家服务和兵役一样,能迫使年轻人和来自不同社会阶级、地区、种族和族裔的人一起工作。国民服务和其他形式的共同付出一样,它让新公民融入国家文化。国民服务可以成为当代版的古典共和主义,一种鼓励德性和公共精神的民主形式,而不只是让公民独自为他们的私人生活奋斗。

  

融合民族

  

   在欧美,关注融合的政策都需要解决接受移民的程度问题。随着移民人数相对于本地人口数的比例增大,融入主流文化会变得更困难。当移民社群达到一定规模,他们便倾向于变得自给自足,不再需要与其他群体建立联系。他们也会压垮公共服务、超过学校等公共机构关怀他们的能力限度。从长远来看,移民对公共财政产生的净影响或许是积极的——但前提是他们找到工作,成为纳税的公民或合法居民。大量新移民也会降低本地公民对慷慨的福利的支持,这一因素存在于欧美两地关于移民的论辩中。

  

   自由民主国家在经济和文化两个方面都能从移民中受益匪浅,但这些国家无疑也有对自己边境的控制权。所有人都有获得公民权的基本人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除了自己或他们父母的出生国家之外,还有权获得任意国家的公民身份。况且,国际法也并不否认各国控制边境,或设定公民资格标准的权利。

  

   欧盟需要比现在更好地控制外部边境,这在实践中就意味着要给希腊和意大利等国以更多的资金、更强的法律权力来管理移民的流动。欧盟负责这项工作的机构——欧盟边防局(Frontex)——人手和资金都不充足,并且没有得到那些最想阻止移民入境的国家的强有力的政治支持。除非欧洲外部边界的问题能够解决,否则允许欧盟内部人口自由内部流动的体系在政治上将是不可持续的。

  

   在美国,最大的问题在于移民法的执行不一贯。它一开始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数百万人非法入境并居留,随后又开展零星的、似乎是任意的驱逐,这种政策——这是奥巴马执政时期的一个特点——很难长期持续。但是特朗普对于在墨西哥边境“修一堵墙”的承诺只是一种本土主义立场:很一大部分非法移民都是合法进入美国的,在签证到期后依然留了下来。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更好系统,以处罚那些雇佣非法移民的公司和人员,这需要一个帮助雇主分辨哪些人可以合法地雇佣的国家身份识别系统。该系统尚未设立,因为太多的雇主都受益于非法移民提供的廉价劳动力。此外,左翼、右翼都有许多人由于担心政府越权而反对设立国家身份系统。

  

   结果是,现在美国收容了大约1100万非法移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在这个国家待了很多年,正从事着有益的工作、养家糊口,在其他方面都是守法的公民。少数人则犯罪,正如少数本土美国人也会犯罪。但是,因为非法移民违反了美国入境法或者在美国居留,就认为所有非法移民都是罪犯的观点是荒谬的,就像认为美国可以强迫他们统统离开美国、返回原籍国一样荒谬。

  

   有关移民改革的基本协议的大纲,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联邦政府可以用严厉的执法措施来控制国家边境,同时为没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提供获得公民身份的途径。这样的协议大概会得到大多数美国选民的支持,但铁杆移民反对者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大赦”,亲移民团体则反对更严格的执法。

  

   着眼于如何让外国人成功融入社会的公共政策,或许能出其不意地打破目前欧美民粹主义热潮的僵局。激烈反对移民的团体是由关注点各不相同的人组成的联盟:铁杆本土主义者受到种族主义和偏执的驱使,很难改变他们的想法,但其他人对大规模移民导致的社会变革的速度的担忧更加合理,他们担心现有机构能不能适应这种变化。关注融合的政策或许缓解他们的担忧,把他们从偏执分子那里拉拢过来。

  

   当穷人和边缘人被他们的同胞忽视时,身份政治就会兴盛。对丧失地位的不满源于真实的经济困境,而消除不满的一种方法便是缓解他们对工作、收入和安全的担忧。在美国,许多左翼人士在几十年前就不再考虑那些雄心勃勃、或许有助于改善穷人处境的社会政策了。谈论尊重和尊严远比提出或许代价高昂,但能切实缓解不平等的方案容易得多。这种趋势的一个主要例外是奥巴马,他的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是美国社会政策的里程碑。该政策的反对者试图把它描述为身份问题,他们暗示这项政策是由黑人总统提出、以帮助他的黑人选民的。但是平价医疗法案实际上是一项旨在帮助不富裕的美国人的国家政策,和他们的种族、身份无关。该法案的许多受益人都是生活在南方农村的白人,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被说服去给决心推翻平价医疗法案的共和党政治家投票。

  

   身份政治使得制定这种有雄心的政策更加艰难。虽然二十世纪早期围绕经济政策展开的斗争产生了尖锐的分歧,但许多民主政体都发现,那些持相反经济观点的人通常也能抛弃分歧、互相妥协。相比之下,身份问题更难调和:你要么承认我,要么不承认。对丧失尊严或被忽视的愤恨往往植根于经济问题,但有关身份的争斗往往会背离那些真正有帮助的政策。因此,通过建立更广的联盟来为再分配而斗争,就变得更加困难:那些同时属于地位较高的身份群体的工人阶级成员(如美国白人)倾向于反对与身份低于他们的人联合,反之亦然。

  

   现在尤其是民主党,面临着一个重大选择。它可以继续尝试通过增加在动员身份团体方面的赌注来赢得选举——非裔美国人、西班牙裔、职业女性、LGBT社区等等,如今这些团体产生了一些最狂热的社会活动者。或者,该党也可以试着赢回一些白人工人阶级选民,他们从新政到伟大社会计划以来一直是民主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最近的选举中却投奔了共和党。前一项策略或许能让民主党赢得选举,但就治理国家而言这个方案很糟糕。共和党正成为白人政党,民主党正成为少数人群政党。如果这一进程继续下去,身份将完全取代经济意识形态,成为美国政治的核心分歧,这个结果对于美国民主将很不健康。

  

更为统一的未来

  

   人们对未来的恐惧往往会很好地表现在小说中,尤其是试图设想新技术下未来世界的科幻小说。20世纪上半叶,许多展望性的恐惧都集中在扼杀个体性和隐私的大型、中心化的官僚暴政上:比如乔治·奥威尔的《1984》。然而,人们设想中的反乌托邦的性质在本世纪最后的几十年开始发生变化,其中一条线索谈到了身份政治引发的焦虑。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尼尔·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和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等所谓的赛博朋克作家,看到了一个在互联网推动下产生的、不受中央独裁控制,而由不受控的社会分裂主宰的未来。

  

   斯蒂芬森他1992年的小说《雪崩》(Snow Crash)中,提出了一个无处不在的“虚拟实境”(Metaverse),个体可以在其中选择虚拟化身,任意改变身份。在这部小说中,美国已经分裂为一个个“郊郡白柱区” (Burbclaves)——只欢迎特定身份群体的郊区小区,如新南非(种族主义者特区,有邦联旗)和李先生的大香港(中国移民特区)。从一个社区去另一个社区需要护照和签证。中央情报局已经私有化,航母美国“企业号”(Enterprise)成了难民们的漂浮家园。联邦政府的权力已经缩小,只涵盖联邦建筑的所在地。

  

   我们现在的世界正同时走向彼此对立的超中心化乌托邦,和不计其数的碎片。比如,有的国家正在建立一个巨大的独裁政权,政府会收集每个公民日常交易的十分具体的个人数据。另一方面,世界其他地区的中央机构正在崩溃、失败国家(failed states)正在产生、两极化加剧、对共同目标的共识越来越难以达成。社交媒体和互联网促成了一些自给自足的社区,它们不是被物理壁垒,而是被共同身份隔离开来。

  

   关于反乌托邦小说的一个好消息是它几乎从来不会成真。对于当前趋势会怎么以更夸张的方式愈演愈烈的想象,会成为一种有效的警告:《1984》成了人们想要避免的那种极权主义未来的有力象征,它能帮助社会抵御专制主义。同样,今天的人可以把它们的国家设想为一个支持多样性扩展的更好的地方,但这也包括设想如何让多样性服务于共同目标、维系自由民主制,而不是摧毁这一制度。

  

   人们永远不会停止从身份的角度思考他们自己和所处的社会,但人们的身份既不固定,也不一定生而有之。身份可以用来区分,也可以用来统一;这最终将是补救目前民粹主义政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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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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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澎湃思想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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